(法医)寻找彭加木

马兵

中科院新疆分院党组书记傅春利在罗布泊彭加木墓地前，手中是彭加木的照片



撰稿／黄 祺（记者）

一片面积约２×２厘米的皮肤组织，一根大约２０厘米长的股骨（大腿骨），几缕花白头发——在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实验室里，三种样本“躺”在安静、清洁的实验操作台上，实验室外，气氛却绝非如此平静。

三份样本来自罗布泊发现的一具干尸，干尸被怀疑为２６年前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罗布泊范围内曾经发现过尸体，当时也曾怀疑为彭加木遗体，但这些猜测都被一一推翻。这一次发现的干尸，被认为很可能为彭加木的遗体，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身份鉴定专家寄望于先进的ＤＮＡ技术，确定新发现干尸的身份。

“夏训诚老师告诉我，这次发现尸体为彭加木遗体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过去寻找彭加木遗体，没有经过这次尸体发现的区域。”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邓亚军说。当年，夏训诚与彭加木一起考察罗布泊，后来，他曾经带领彭加木的家人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６日，邓亚军和同事赶往保存干尸的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从干尸上取下皮肤、骨骼和毛发，带回位于北京的实验室，５月１日之前，研究人员完成了对干尸样本的分析。“只要得到彭加木亲属的ＤＮＡ样本，我们就能判断这具干尸是不是彭加木的遗体，现在我们正在等待院办公厅协调彭加木的子女提供用于比对的样本。”

根据媒体报道，彭加木定居上海的儿子彭海表示，这些年关于发现疑似尸体的传闻太多，他不愿意相信，而彭加木的女儿目前生活在美国。

遥望罗布泊上的背影

自１９７２年罗布泊从一湾碧水的湖泊，变成罕见生命的沙漠，这块广阔的荒漠上空，不时升腾起人的亡灵。今年五一期间，两名上海车手在参加汽车越野赛时，曾经失踪，足见罗布泊地理环境的险恶。

２６年前，彭加木第三次进入罗布泊探险，考察从１９８０年５月８日持续到６月１７日。作为中国罗布泊科学考察队长，彭加木首次穿越了罗布泊湖盆，全长４５０公里，这次探险中，科学家们在湖盆中采集了众多的生物和土壤标本，收集了众多的第一手科考资料。

６月１７日，是彭加木最后留下印记的一天，考察活动本应该基本结束，但彭加木决定，不按原计划结束考察工作，继续由库木库都克向红柳沟展开考察。由于考察队汽油和水所剩无几，队员们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扎营，等待直升机补给。

第二天，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彭加木不见了，大家只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向东方找水去了”。从此，彭加木杳无音信。是被沙浪淹没，还是饥渴引起疾病发作后昏倒？失踪后，大批军队及地方人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寻找，时间跨度长达６个月，但始终一无所获。大家猜测着彭加木失踪的各种原因，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彭加木一定迷失在被叫做“生命禁区”的荒漠里，而孤身一人的彭加木，生还的希望几乎为零。

搜救者最终在库木库都克为彭加木树立起蒙难纪念碑，借以寄托大家对这位执著的科学家的哀思。彭加木的身影消失在荒漠中，但流言却在他的身后出现，各种荒唐的猜想也随之升腾。

一种说法是，彭加木走时身上带有一本十分珍贵的科学考察日记。种种传言，曾经给彭加木的家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更多人对彭加木的失踪表示悲痛和惋惜，“如果最近发现的干尸能够被确认为彭加木遗体，流言就会不攻自破，不仅彭加木终于魂归故里，敬仰他的人们和亲属也有了寄托哀思的地方。”邓亚军只是负责干尸ＤＮＡ鉴定的科研人员，她深知鉴定结果根本不会因为人们的愿望改变，但她还是希望尽快能够进行干尸ＤＮＡ与彭加木亲属ＤＮＡ的比对工作，她和很多关心此事的人一样，希望结果快点出来。

荒漠发现疑似干尸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１日，敦煌市七里镇组织的穿越沙漠考察队在库姆塔格沙漠西北部发现一具干尸，当年１０月１１日，中科院寒旱所研究人员在一次库姆塔格沙漠科学考察过程中，对干尸进行了初步鉴定，并怀疑干尸为彭加木遗体。由于技术原因，专家们没有能够完成ＤＮＡ身份鉴定，沙漠中发现的干尸成为悬案。

“我们去对干尸进行了初步的鉴定，尸体毛发花白，根据齿槽愈合脱落的状况推断是一名中年男性，生前身高大约１６５厘米以上。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没有排除干尸是彭加木遗体的可能。”邓亚军的语言很严谨，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提出种种依据，证明干尸不可能是彭加木的遗体。

媒体报道，彭加木生前所在单位领导、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党组书记傅春利认为，他仔细观察了这具干尸，发现其眉骨到头顶的距离只有３厘米，而干尸的总体长度也仅为１５３厘米。“这与彭加木有着极大的区别，彭生前为宽额头，绝对不可能只有３厘米的长度，另外，彭生前身高为１７２厘米，除去风化后缩短的长度，缩成１５３厘米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另一种判断认为，彭加木脚印失踪的地方，距干尸的第一发现地有２３公里的直线距离，这里是一片坚硬的盐碱壳地带，当时６月的天气，地表温度达６０度左右，一个正常体力的人在坚硬的盐碱地内行走，根本不可能到发现尸体的达库姆塔格沙漠。

媒体曾报道，最初发现这具干尸的罗布泊当地几位干部和农民描述说，干尸旁有一根红柳木手杖和一块矿石。有人以此推测，尸体更像是迷路的寻矿人。

就像当年的流言一样，对于最近发现的干尸身份的猜测，争论不断。幸好，ＤＮＡ技术已经可以以极高的准确度鉴定尸体身份，最终寻得真相。

交给ＤＮＡ

怎样判定一具面目全非的干尸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壮年？在ＤＮＡ身份鉴定技术成熟以前，法医只能靠观察尸体的形态得出结论，判断的准确性不能保证。随着ＤＮＡ鉴定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ＤＮＡ这个身份“标签”，与亲属ＤＮＡ进行比对，直接从怀疑人选中锁定目标，它能够回答的问题是：你究竟是谁？

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微小到不能被肉眼看见，但它却无处不在，并主宰了人的一切特征。人所有的遗传信息都储存在ＤＮＡ里，ＤＮＡ“生活”在我们身体各部分细胞里。

我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表明亲属之间有相似性，而他们相似的原因就取决于ＤＮＡ携带着海量的信息，从父亲传递给孩子。当ＤＮＡ决定遗传特征的秘密被“揭穿”以后，我们就可以“追根溯源”，通过ＤＮＡ这个特殊的“标签”，从一具尸体寻找到他的亲人。只要能锁定怀疑对象的范围，只要亲属配合提供ＤＮＡ样本，剩下的事情，就让科研人员来做吧。

当然，ＤＮＡ身份鉴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它需要精密仪器的支持，也需要每一个步骤都准确无误。邓亚军告诉记者，理论上说，人身体各部分细胞ＤＮＡ是相同的，任何部分的样品都可以用来提取ＤＮＡ用于鉴定，但是，各部分细胞ＤＮＡ存在微小的差别，而这些特征在鉴定过程中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所以，从决定提取哪一部分样品开始，整个鉴定的过程必须精细和谨慎。

为什么要从罗布泊干尸上提取毛发、股骨和皮肤？邓亚军介绍说，假设这具尸体确实是彭加木的遗体，他在沙漠中应该已经有２６年的时间，因为尸体常年暴露，细胞核中ＤＮＡ有可能已经受到损伤，而毛发中可以提取线粒体，线粒体也含有少量的ＤＮＡ，由于线粒体ＤＮＡ是环状的，与线状的核ＤＮＡ相比，它更加不容易破坏，所以，毛发中提取的线粒体ＤＮＡ，给这次干尸身份的鉴定上了“双保险”。

而股骨样本是干尸鉴定样本的“主力军”，邓亚军说，由于骨骼的特殊结构，可以较长时间地保存ＤＮＡ。所以对死亡时间比较长的尸体，一般都愿意用骨骼来进行ＤＮＡ鉴定。但是，死亡时间太长，骨骼中的ＤＮＡ也会降解，而且会受到各种细菌的破坏，本身骨骼中的ＤＮＡ就比较难进行提取。实验室中对骨骼ＤＮＡ的提取方法有特殊要求。

至于皮肤组织，邓亚军说这是个“挑战”，因为干尸的皮肤已经像皮革一样，她只是听说曾经有人曾经从皮革样的组织中提取出ＤＮＡ来，如果她这一次挑战成功，将为今后干尸身份鉴定积累新的经验。

ＤＮＡ能做什么？

发生在２００４年圣诞节期间的印度洋海啸，夺取了数十万人的生命，灾难过后，沙滩上尸体横陈，海水中也有尸体飘浮着。遇难死者有印尼、泰国的当地居民，也有世界各国游客，海啸善后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辨认尸体身份。

邓亚军带领的援助队伍，在第一时间赶赴泰国，和很多国家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尸体辨认和鉴定工作，从外表无法辨认的尸体，通过ＤＮＡ鉴定技术，最终确定身份。邓亚军们的工作被媒体报道后，ＤＮＡ身份鉴定开始被大众熟悉。

ＤＮＡ的一个特性决定了它可以用来确定人的身份，它和指纹一样是独特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人具有一模一样的ＤＮＡ。尽管人与人之间９９．９％的ＤＮＡ都相同，但剩下０．１％的差异可能不同，组成ＤＮＡ的物质是碱基，０．１％的差异意味着有３００万个碱基是独特的，在微观世界，这样大量的碱基，足以用来区别你和我。

如果我们相信人体真的是由什么“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话，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在我们的ＤＮＡ中，有一部分序列并不用来决定我们长出胳膊和腿，它们看起来是一堆没有作用的“垃圾”，而且它们会突变，结果是，像指纹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套特殊的ＤＮＡ。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在他的“ＤＮＡ指纹”前抬不起头来，因为ＤＮＡ泄漏了秘密，莱温斯基裙子上的精斑ＤＮＡ与克林顿的ＤＮＡ正好匹配。

如果彭加木生前留下血液、毛发或者其他可以提取完整ＤＮＡ的物质，通过尸体与这些物质ＤＮＡ的比对，也可以鉴定干尸的身份，但邓亚军说，因为彭加木已经失踪２６年，获得这些物质的可能性不大，即便保存下来，样本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

好在ＤＮＡ不仅是独特的，而且它能通过遗传保留自己这些独特之处。每个人都是父亲精子和母亲卵子结合发育的结果，每个人都携带了来自父亲和母亲的ＤＮＡ遗传信息，儿子的ＤＮＡ中必定能发现与父亲或者母亲ＤＮＡ的相同之处，ＤＮＡ技术的进步，已经让科研人员知道，只要确定ＤＮＡ特定部分相同，就能够确定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其他血缘关系，对于具备仪器设备和专业操作人员的实验室来说，这项工作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直系亲属ＤＮＡ比对的准确率是最高的，但邓亚军说，在身份鉴定中，如果找不到直系亲属，还是可以通过其他亲属完成比对。比如干尸中提取的线粒体ＤＮＡ，是一种通过母系遗传的物质，只要找到疑似对象的兄弟姐妹，或者姐妹的孩子，姐妹的女儿的孩子，还是可以做ＤＮＡ比对的。只不过，这样的比对会给概率计算带来麻烦，影响鉴定的准确性。



“双面人”邓亚军天天与ＤＮＡ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谁

她是一个双面人，穿上工作服，她可以触摸高度腐败的尸体，严肃而冷静；脱下它，她穿上精致的白衬衣，领导一个团队的年轻人们奋勇向前，热情率直。一个天天与ＤＮＡ打交道的女人，谁知道她的精彩？

撰稿／黄 祺（记者）

鉴定疑似彭加木干尸

“煮腿骨的时候，整个实验室都是臭的，衣服也臭。”邓亚军扯了扯自己身上白大褂的衣领，耸了耸鼻子，用表情告诉我那样的味道真的无法让人接受。

这是她的工作，作为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每天面对的是血液、骨骼、肌肉、尸体，这些常人看来不那么赏心悦目的东西，是她工作的对象，她的任务是，提取ＤＮＡ，告诉你，你究竟是谁。

邓亚军最近正在忙碌的，是对罗布泊新发现干尸的鉴定，由于干尸被怀疑是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鉴定工作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所有的压力集中在邓亚军的身上，她每天要接到媒体记者接二连三的追问，尽管不能透露太多信息，但她接起电话总是很耐心地解释，让记者不得不接受她的坦诚。

印度洋海啸中，邓亚军带领的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帮助泰国当地政府辨认遇难者身份的工作，此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树立了ＤＮＡ鉴定领域的权威。

２００６年４月，罗布泊发现干尸消息公布后，邓亚军和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接到任务，赶往敦煌提取干尸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鉴定工作马不停蹄地开始，５月１日之前，所有实验室数据已经完成。“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数据，现在只等着彭加木亲属配合，就可以完成ＤＮＡ的比对，只要亲属提供样本，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邓亚军谈起工作时嗓门响亮，语速紧迫，她的声音让你相信，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带着记者走出实验室，邓亚军脱下白大褂，一身装扮很鲜亮：带镂空绣花的白衬衣，黑色长裙，黑色丝袜和高跟鞋，一双耳垂上挂着银色弧形的耳环，不逊色于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小姐。提起着装问题，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赞扬，“穿得漂亮一点，自己感觉好，你身边的人也会感觉很好。”邓亚军说，一个年轻女员工穿着无袖的上衣上班，她严厉地警告说：“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再穿这样的衣服上班。”

工作要干得漂亮，生活也要漂亮精彩，这是邓亚军对自己的要求。

站在尸体中间工作的人

我很难把眼前着装精致的邓亚军，与穿梭在泰国海啸现场的邓亚军联系起来。那段时间，电视新闻里常常出现她在摆满腐烂尸体的现场工作的场景，一身蓝色工作服，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眼睛里能看出表情严肃。由于海啸期间出色的工作，她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海啸也让公众认识了一个风风火火，执著到几乎固执的邓亚军。

１６天的时间里，邓亚军坚持带着３名工作人员，每天到摆放尸体的现场测量和记录尸体表征，提取ＤＮＡ鉴定需要的样本。“尸体太多了，泰国没有这么多专业人员，医学院的学生都来帮着提取样本，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学生们却在提取肌肉组织。”邓亚军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判断，当地提供的样本，根本无法做ＤＮＡ鉴定，当即决定不使用泰国提供的样本，他们自己去现场提取。

在成百上千的尸体中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胆颤和恐惧的事。“没有办法，你必须去量尸体的身高，去取样本，很多男同事都不敢靠近。”被海水浸泡又处于高温中的尸体，有的已经长出蛆来，邓亚军说，还好她曾经做了３年基层法医，不然她也不可能有勇气站在这样的尸体前。到最后，她和同伴们已经不能再吃米饭、面条之类容易引起联想的食物。

邓亚军在泰国的一个举动曾被媒体报道。由多国救援队组成国际ＤＶＩ协作组，开会分配救援任务，会上，邓亚军表态，“中国无偿承担泰国海啸遇难者ＤＮＡ鉴定”。

邓亚军的果断决定，被认为是争得国家荣誉的事情，但随后发生的情况，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在泰国的工作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但对于邓亚军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后期ＤＮＡ鉴定的过程。泰国提供的第一批牙齿样本送抵北京的实验室后，全部失败，得不到结果。国外专家开始质疑中国的鉴定技术，也有实验室提出向邓亚军提供技术帮助。

“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我觉得我们的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邓亚军再次飞赴泰国向ＤＶＩ协作组汇报情况，并要求泰国提供骨骼样本。后来，多个国家的实验室传来消息，证明牙齿样本的确无法得出鉴定结果，改用骨骼。

但骨骼鉴定也没有邓亚军预想的顺利，“有一天，实验室里做了几十个骨骼样本，没有一个结果出来。”邓亚军每天提心吊胆，那几天，邓亚军办公室的电脑整天播放着屠洪刚唱的《精忠报国》，直到年轻的同事们无法忍受。一个研究员跑来让邓亚军换首歌，“我们好好干，你别放这歌了。”现在想起来，有些悲壮。

２００５年的５月３日，是邓亚军领取“五四”奖章的前一天，但她却感受不到一点喜悦，时间一天天过去，海啸尸体ＤＮＡ鉴定却还是陷入技术困境中。邓亚军心不在焉地和一同领奖的优秀青年们吃饭，电话突然响起来。工作人员告诉她，结果出来了，并且非常让人满意。

“骨骼样本属于疑难样本，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大概是５０％左右，我们做到了８５％。”邓亚军说，如果那天还得不到结果，她真的没有勇气第二天去领“五四”奖章。

非典经历

看起来，邓亚军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不是已经在工作中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执著，幸运的聚光灯不可能照耀到她的身上。

非典期间，邓亚军还是在读博士生，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邓亚军接到了分离非典病毒的任务，为了取得样品，她连续三次乘飞机到广州的医院里取病毒样本，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还敢乘飞机。

Ｐ３实验室有严格的操作规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病毒感染或者泄漏的事故。每次进实验室之前，清洁、消毒、更衣的时间大约需要１个小时，等待分离的样本数量巨大，邓亚军每次进实验室，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她几乎每天１０个小时到１２个小时连续作战，只睡三四个小时。

“那时候正是夏天，我们的实验室在顶楼，实验室被太阳晒得非常热，工作时必须穿上三层防护服。我一出来，大家看到我都说我几乎不像人，满脸都是捂出来的包。”在负压的环境中，人的生理机能几乎处于极限状态，到后来，只要进实验室，邓亚军的生理周期都会暂时停止。

人心惶惶的非常时期，没有人管理实验室，保洁员也不愿意打扫卫生，除了每天与高度危险的非典病毒打交道，邓亚军还必须管理实验室，实验结束后，做完实验室的清洁才能结束工作。

邓亚军并不是具有超人毅志力的“铁人”，在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下，她也常常想到退缩。“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每天进实验室之前，走到二楼我就会停下来，坐在台阶上反反复复地犹豫：我要不要再进去。给自己打半天气，才有勇气往上爬。”

“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非典的时候应该给我五四奖章呀。”邓亚军响亮地笑起来，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满意。

她似乎很擅长于在重压之下工作，邓亚军自己也说，她骨子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喜欢迎接挑战。２００１年，邓亚军在北京接到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完成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作，领导给她的期限是９月１８日之前完成，因为日本的一个实验室投入２亿美元正在进行另一品种的水稻基因组的测序，并宣布２００１年之内完成，领导希望邓亚军能够赶在日本宣布结果前完成任务。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加班加点，非常紧张。”邓亚军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当年９月１５日提前完成超级杂交稻的测序。邓亚军当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指挥着硕士、博士工作，曾经有人不信任她，但事实证明，她是值得信任的。

女法医的故事

报考大学时，邓亚军听了大哥的话，选择法医专业，家人的想法很简单，学法医毕业后进公检法单位，工作稳定。“学之前也不大清楚法医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要跟尸体打交道。我听我大哥的，自食其力之前，我是最听话的，自食其力之后，我是最不听话的。”

高中同学听说邓亚军报考法医专业，都来取笑她，因为大家都知道，邓亚军很胆小。一个同学说，如果把邓亚军关在房间里做尸体解剖，等再打开门，房间里就会有两具尸体。

邓亚军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感觉，同学们听说送来一批尸体，都跑到存放尸体的房间，趴在窗户上往里看，“胆战心惊”。

邓亚军大概天生有镇定应对挑战的本能，真正到了解剖课上，她已经不觉得眼前的尸体可怕了。毕业后，邓亚军被分配到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做一名法医。“做基层法医的３年，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和后来的工作相比，公安局里的工作很轻松，但几年中积累的法医实践经验，让她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事实上，即便还是名年轻的法医，邓亚军已经开始显露出果敢的性格。邓亚军说，她曾经办过一起让自己很满意的凶杀案。在西安郊区，母女俩被杀死在家中。案情汇报会上，邓亚军的结论是：熟人作案，一个人，一件凶器。在座的两位法医比邓亚军资格老得多，他们的判断却是：一个人，两种凶器。

两种判断的差异在于对一名死者脸上伤痕的认定上，两位法医认为现场发现的凶器不能造成女孩脸上的伤痕，但邓亚军认为，由于人脸颧骨具有弧度，斧头在滑过脸部时改变轨迹，是可以造成这样的伤痕的。

“后来罪犯找到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邓亚军说。

２０００年，邓亚军跟着研究生导师到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参加研究工作，２００３年１月，还是在读博士的邓亚军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带着另一名职员，白手起家。

邓亚军的领导工作没有得到“开门红”，相反，２００３年底，她报亏１７万。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其他部门的同事把她叫做“亏损企业老总”，这让邓亚军有点抬不起头。

有的人善于在困境中破釜沉舟，寻找到翻身的妙计，邓亚军也许就属于这种人。２００４年，华大方瑞的网站建立起来，６月，邓亚军向媒体宣布，华大方瑞亲子鉴定项目价格跳水，其他医疗机构需要１２００元，华大方瑞只要６００元。降价后，亲子鉴定业务量明显增加，邓亚军在这一年维持了收支平衡。

２００４年底，邓亚军又组织了一次司法物证鉴定专业的学术论坛，请来７名在业界很有威望的专家，其中包括被叫做“华裔神探”的李昌钰。论坛很成功，参会的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刑侦专家对邓亚军说：“现在很少有学术会议这么吸引人，我一天都不想错过。”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也对这场含金量很高的会议大加赞赏。

在邓亚军策划下的一系列动作，提高了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在业界的知名度。到２００４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邓亚军和她的团队，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尊重。

现在，邓亚军在办公室播放的不是《精忠报国》，而是周传雄优柔的《寂寞沙洲冷》。风平浪静的日子，在摆弄血液、尸体的间歇，邓亚军很享受忙里偷闲的悠然，但这种悠然不会持久，她保持着不吃午饭的习惯，理由是保证下午工作精力十足，顺便减肥。她总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然后坦然享受挑战成功后的满足感和荣誉。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