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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34岁,出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
听母亲说,当年为我起名“红玲”,意思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只可惜,至今我还认为我的名字是最“老土”的。谁曾想,却承载了我们家父辈的希望。
四岁时,我随父亲来到了矿区,仅仅只是为了给在农村务农的母亲减轻一点生活的负担。住在清一色的“男子军团”中,父亲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他上班后,饿了,没上班的叔叔伯伯管我吃饭;困了,自己开门倒头就睡,那时我很快乐。可母亲说,那是她最难过、最难熬的一年。我离开家后,她非常想念我,因为没有电话,只能是让别人捎信或者写信。只要听说有来矿上的,就会千方百计让他们为我带点好吃的。由于母亲不识字,自己不会写信,每次都要请别人帮忙,时间长了也不好意思。母亲说,那时她不知道我过的好不好、不知道我是否吃得饱、不知道我生病了没有、不知道父亲会不会照顾我。直到现在她都后悔让我独自跟随父亲生活。那时要是家里有个电话就好了,咳。
十四岁时,我在兖矿集团公司二中上高中。那一年,母亲为了她心中的心结,极力催促父亲安装电话。虽然那时电话刚刚开始进入家庭,况且我们家生活也不宽裕,但母亲不想再重蹈失去与女儿联系的“覆辙”——即使我每个星期都会坐车回家一趟,可母亲对我第一次出门求学总是放心不下——所以哪怕吃穿省点,也要装部电话。父亲托人终于让我们家安上了电话,于是我每隔一天就跑到学校教务处给家里打个电话,慢慢地,我家电话也成了我几个同住一矿的好朋友的“传话筒”。他们常常羡慕地说,你家有电话真好。
二十四岁时,我已经工作四年了。我拥有了生平第一部手机,那是一部香港产的“变色龙”牌手机,直板的,带着红、蓝、白三个外壳,很是漂亮。首次体会到,我无论在哪里,都无时不被母亲的关爱与呵护围绕,我再也走不出母亲牵挂的视线,母亲的心结也终于可以得到释放。每念至此,真的很感激这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最重要的是,那时能和还没有升级到老公的男朋友约会,通过短信聊天,表达情怀,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只可惜每月交话费的时候,我都心疼好一阵子。
今年我三十四岁,祖国变化日新月异,30多年的时间,休说电话、手机已成为最普遍不过的日常用品,连网络、电子邮件、QQ、飞信也都早已不是新宠。不出家门便晓天下事,毋需花费一分,即可与远在国外的亲戚互致问候,天涯咫尺,却没有半点距离感……
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美好生活,与改革开放同龄,我骄傲,我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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