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为何产生冲突 因属不同圈子处于对立状态

张璐璐

人类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社会也就经历了三百万年的发展演变。从远古时代以游群方式在丛林中奔波觅食，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进行围猎、采集，再到以血缘和性别为依据划分族群，进而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社会，人类社会每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组织模式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圈子划分依据和方式的演变。

每一次社会圈子的演变，都必然伴随着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演变。不同的圈子形态需要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之相适应，不同的圈子需要建构不同的文化为之服务。

划分圈子的常见依据：我族与他族

考察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家族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的社会形态。狮子家族通常是一头雄狮与若干头雌狮组成的，外加由这头雄狮交配生下的幼狮。这个群体有特定的领地，不容鬣狗和其他狮子入侵。对领地的占有也就是对领地上猎物的占有，所以领地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雄狮的领地意识和领地文化就是为这个根本利益服务的。如果另一个狮群企图占有这片领地，将会爆发族群大战，如果有某只孤独成年雄狮入侵这片领地，作为狮王的雄狮更会格杀勿论。

人类就是从类似于狮群的这种状态中演化而来的。所存疑的仅在于，人类也许不像狮子那样经历过以单一男性占有众多女性为基础组成群落的历史阶段。猿人的族群组织可能更接近今天的猴群——众多男性与众多女性共同组成生活群体，只是那个成为侯王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的女性资源和政治资源，他的地位比所有其他男性和女性都高。但是，他们之间强烈的群体认同，他们对领地的占有感，他们与其他猴群在领地、食物资源、性资源等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则与狮子群落同质。

欧洲人在最近五百年的殖民历程中，对地球上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人类学成果，为我们理解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和游戏规则，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在人类学繁荣之前，像霍布斯(1588-1679)这样的西方学者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以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为观察对象而产生的，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倒是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事实上古代根本不存在“每个人”，而只有“每个群体”。

人类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社会也就经历了三百万年的发展演变。从远古时代以游群方式在丛林中奔波觅食，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进行围猎、采集，再到以血缘和性别为依据划分族群，进而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社会，人类社会每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组织模式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圈子划分依据和方式的演变。

每一次社会圈子的演变，都必然伴随着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演变。不同的圈子形态需要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之相适应，不同的圈子需要建构不同的文化为之服务。

张璐璐

划分圈子的常见依据：我族与他族

考察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家族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的社会形态。狮子家族通常是一头雄狮与若干头雌狮组成的，外加由这头雄狮交配生下的幼狮。这个群体有特定的领地，不容鬣狗和其他狮子入侵。对领地的占有也就是对领地上猎物的占有，所以领地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雄狮的领地意识和领地文化就是为这个根本利益服务的。如果另一个狮群企图占有这片领地，将会爆发族群大战，如果有某只孤独成年雄狮入侵这片领地，作为狮王的雄狮更会格杀勿论。

人类就是从类似于狮群的这种状态中演化而来的。所存疑的仅在于，人类也许不像狮子那样经历过以单一男性占有众多女性为基础组成群落的历史阶段。猿人的族群组织可能更接近今天的猴群——众多男性与众多女性共同组成生活群体，只是那个成为侯王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的女性资源和政治资源，他的地位比所有其他男性和女性都高。但是，他们之间强烈的群体认同，他们对领地的占有感，他们与其他猴群在领地、食物资源、性资源等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则与狮子群落同质。

欧洲人在最近五百年的殖民历程中，对地球上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人类学成果，为我们理解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和游戏规则，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在人类学繁荣之前，像霍布斯(1588-1679)这样的西方学者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以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为观察对象而产生的，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倒是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事实上古代根本不存在“每个人”，而只有“每个群体”。

远古时代没有城乡区分，所有的人都以氏族为单位，聚居在河边的茅屋里。那时候只有乡而没有城。

为什么需要建城呢？

城起源于城堡，它的第一功能是防御性的。强势氏族在掠夺、征战中，将他人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保护这些财产的安全，不让被掠夺者重新抢回去，他们就建起了城堡。

满族（女真）是亚洲东北部通古斯种族的一个分支，活动在鸭绿江到黑龙江再到外兴安岭的广袤土地上。他们的部落在渔猎生活中缓慢演进。为了应对朝鲜、中原政权的征讨，和蒙古人的侵扰，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可是，要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不同的部落群体组织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女真内部的矛盾、纷争、劫掠、屠杀，不少于他们与明王朝、朝鲜李氏王朝和蒙古族群之间的纷争与屠杀。在漫长的对抗、屠杀、融合中，努尔哈赤部落势力强大起来，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女真部落之中具有征服力、号召力和统治力的部落。

满族本来是游猎民族，流动性很大，居所多系暂时性。别说城市，连稳定的乡村他们也没有。建州女真的宁古塔部落，也就是努尔哈赤部落，他们强大起来之后，不断征讨、劫掠其他部落，逼迫其他部落向自己进贡，众多部落之间建构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联合关系了，而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他们以部落组织为依托，建立了汗、贝勒、昂邦不同等级的统治秩序。所有其他部落的汗、贝勒、昂邦，都只能从属于努尔哈赤部落。到此为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确定了，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模式定型了，这时候，城市的诞生成为必然，城乡对立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划分圈子的常见依据：元老院与平民、平民与非平民

两千多年前，在今天希腊境内那一带，出现了很多城邦国家。那些城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以雅典为例，因为雅典是他们声望最高、力量最强的城邦。

雅典的诞生值得称道。当时生活在雅典周边—阿提卡地区的，大约有一百个氏族。经过漫长的相互掠夺、相互征服、相互屠杀之后，他们谁也统治不了谁，没有一支力量，可以像满族的努尔哈赤部落一样脱颖而出，而是势均力敌的发展。

但是，势均力敌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相互制衡衍生出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相反，这一百来个氏族因为人口的增多，资源的有限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氏族内部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却越来越大。因此，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再继续沿用之前各占一块地盘的生存模式，显然是不可以了。

这个时候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说咱们也不用再打了，再打大家都亡，咱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共同过日子。于是，这大约一百个氏族联合起来，按照自己的“国情”组成一个城邦共同体，所有氏族的酋长组成元老会统治这个城邦。

元老们通过开会，来决策城邦的政治大事。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相当于中国周代住在城里的王公贵族，也就是“君子”。每个氏族的普通人变成了平民，他们享有公民权，经常被召集起来就城邦的大事进行商议和投票表决。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于中国周代住在郊区的“国人”。平民之下还有一些外邦人，比如说到这里来做生意，诸如修鞋、补伞之类的，这种外邦人也寄居在这里。

张璐璐

雅典城邦与其他地区打仗时抓来的俘虏，杀了浪费，留下来劳动，于是就有了奴隶。公民们强盛之后，他们又到周边的部落去购买他们的战俘，那些部落跟别人打仗抓来的战俘，就卖给雅典。这些元老和平民花点儿钱买了奴隶，奴隶就成天给城里人干活，城里人就可以整天高谈阔论，谈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

雅典于是就变成了由这么几个群体组成的政治实体，一个群体是元老院的元老，就是原来的酋长。另一个群体就是平民，是原来各个氏族的成员。还有一个群体是外邦人，他们不是公民，他们的权利不受保护。最低等的群体是奴隶，他们是奴隶主的工具，没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所以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但是在人口构成上他们却是一个主要群体，占人口比例最大。

这四个群体，可以分作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贵族，元老院的人叫做贵族；第二等是平民。贵族和平民，共同购成一个公民群体。“公民”这个词就来自古希腊，来自雅典，这是从他们城邦政治实体中产生的概念。城邦的文化和法律，都是为公民建构的，也是用来保护公民权益的。

但是，公民之外，还有两个群体，分别是第三等的外邦人和第四等是奴隶。这两个等级构成底层社会，他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周代住在乡下的“野人”“氓”。他们没有公民权利，没有基本人权，他们是不被保护的。

雅典城邦最高利益者是元老院，无论是雅典的制度、历法还是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元老院的利益，元老院的元老们便构成了享有绝对优势的贵族圈。与之相对的便是平民圈。贵族和平民又构成公民圈，与公民圈相对的就是处于第三等的外邦人和第四等的奴隶，非公民圈是一个备受公民圈压迫的底层圈。

除了上文提到的圈子划分依据，还有其他圈子划分依据，比如皇姓与百姓、我党与他党、我行与他行、富与贫以及盟军与散民等。根据不同的圈子条件，不同的群体汇聚成圈，分享圈内的利益，抗衡圈外的群体。不同的人，因为他不同的身份，可能处在不同的圈子。所以，和你处在某一圈子的圈友，可能在不同的圈子条件下，跟你处在对立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