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南京遇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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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1月1日，守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内院，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这天上午，国民党为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而举行的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纷纷走出会场，聚集在大门门院的空地上准备照相。
       春风得意的汪精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坐在最前排的凳子上。他似乎还沉浸在开幕式时自己慷慨激昂而又十分得体的演讲的喜悦之中。汪精卫的旁边，也就是最正中的一个位置空着，那是留给中央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不知何故，蒋介石迟迟未到，虽说已近正午，但委员们还是耐心地等候着。
       相机镜头已经打开，一帮人正在忙碌着做准备工作。突然，从围着照相机旁的人群中蹿出一名记者，他边往前跑边掏出短枪瞄准，连续扣动了3下扳机，汪精卫应声跌倒在地。场内秩序顿时大乱，惊慌失措的人群纷纷逃散。因为是近距离射击，行刺的枪手随即被站在一旁的张继和张学良两位中央委员抓获。汪精卫的侍卫长杨介平一步蹿过去，对着行刺者连发数弹……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会场遇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南京满城风雨，舆论一片哗然。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节骨眼上，国民党二号人物、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居然被人刺杀，因此掀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看见浑身是血的汪精卫，当时情绪十分激动，双手紧紧扭住已经赶来的蒋介石，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啊?”
       与汪精卫亲近的人物如陈公博等，之后都禁不住破口大骂，说“这是蒋先生的阴谋”，“如果不是出自蒋先生的阴谋，为什么他迟迟不出来参加照相?”人们也在议论纷纷：“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宪特密布的地方，凶手能够刺杀汪精卫，这说明了什么?”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专门从广西打来电话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这个事件弄得焦头烂额，无法下台。在一片哭骂、质疑与愤懑交织的声浪中，他亲自把汪精卫送到医院，随后立即召见陈立夫。
       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暨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统管“中统”和“军统”的前身机构)。他既掌管着国民党的组织大权，又掌管着政治保卫工作的重大权力，可以说权势过人。陈立夫之所以深得蒋介石的宠信，是因为蒋介石与其叔父陈其美的特殊关系。陈其美28岁时东渡日本，求学于日本督察学校，后参加同盟会，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在东京期间，陈其美将小老乡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后来蒋介石赢得孙中山的信任，执掌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大印。1916年5月，陈其美遭袁世凯派出的杀手暗杀后，蒋介石伤心不已，把对陈其美的怀念和感情，移至其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身上。平时，陈立夫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特别要好，蒋经国每次到陈立夫家，晚上都是与大他10岁的陈立夫同床而眠，所以蒋介石也把陈立夫当作侄子看待。再加上陈立夫留学国外，虽说年轻，但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办事练达，始终将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这些年来，陈立夫鞍前马后、尽忠职守地为蒋介石效劳，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发那么大的脾气，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如此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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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那里出来，陈立夫回到办公室，马上召开担负南京治安责任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南京警察厅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陈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等人。会场气氛十分凝重，大家坐在藤椅上，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都沉默着没有轻易说话。
      “汪院长被刺，影响十分恶劣。对此事件，蒋主席十分重视，要求我们必须在7天之内破案。我请大家来，想听听各位的意见。”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后，和参会人员共同研讨了案情，同时明令各部人员马上展开侦缉主凶的工作。
       下午3时左右，警察厅首先搜查了强华通讯社，并拘捕了通讯社的两名记者李星和王立文。
       李、王二人在案发当天上午，曾乘汽车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一同到中山陵去谒陵。在来往途中，他俩乘坐的车均紧随在蒋介石所乘汽车之后，引起了侍从副官的注意。因为副官发觉紧随蒋介石座车的是一辆杂牌营运汽车，而非机关通常所用，坐在车中的人是一对青年男女，而非中央委员。而且，在中山陵上下台阶时，他们俩一直尾随在蒋介石身后。在返回途中，已深觉怀疑的侍从副官原准备停车检查，但因要及时赶到中央党部开会，便记取了汽车的牌号和坐车人的形象。
       血案发生后，现场即被封锁，中央党部前后门迅速关闭。警卫人员根据侍从副官提供的可疑人车线索进行搜查，但可疑人物不知去向。后来，警察在南京市内一家汽车行查出了那辆可疑号码的汽车。据汽车行提供，该汽车为强华通讯社所雇用。记者李星签了车资账单，同时在这张签字账单上，警察还发现了一小滴血迹。经分析后认为，此系行凶时溅在手上的血，在匆忙紧张之际，没有来得及擦去，以致被沾染在签单上。
       警察在搜查强华通讯社时，当场搜出了一张油印的称作“改组派”的名单，因此分析认为这是“改组派”早有预谋的一次活动。
       第二天，《上海新闻报》报道汪精卫被刺的消息时，同时刊出了李、王两位记者尾随蒋介石在上中山陵台阶时，被侍卫副官警觉注视的一张照片，并用文字标明他们二人就是行刺的凶手。与此同时，南京警察厅特高组人员还在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曾在夫子庙茶室窃听到有人打电话到中央党部，找一位徐秘书，要他赶快向中央宣传部洽取在六中全会会场佩用的记者出入证。据判断，这人所需要的记者出入证，就是给凶手佩带所用。至于所找的徐秘书，就是徐恩曾，因为他兼有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职务。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为严重了。因为李星和王立文都是王思诚亲自挑选并且直接受他指挥领导的，强华通讯社也是王思诚主持的。而王思诚此时担任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干事，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南京区区长。他是在徐恩曾的直接领导下，担任南京政治安全保卫工作的。此时，所有的猜疑都指向了徐恩曾，而徐恩曾又受陈立夫的直接领导，陈立夫又是蒋介石最宠信的人……
       因为行刺人已经死亡，惟一可供查据的是佩带在死者身上的一张记者出入证。
       这张记者出入证上书写的佩带人为孙凤鸣，由设在南京陆家巷的神光通讯社申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发。等到一大群警察持枪匆匆赶到神光通讯社时，里面早已人去楼空。紧接着，警察赶到南京市政府的注册登记处，查知该通讯社社长为贺坡光，编辑和记者有柳书容、陈望子等人，他们籍贯都是江苏丹阳。
       正当进行侦缉贺坡光等人的时候，已经查明打电话找中央党部洽取记者出入证的徐秘书，乃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秘书徐忍如，并非徐恩曾。但是，李星和王立文的情况究竟如何，警察厅侦讯的结果怎样，丝毫没有透露。这令王思诚十分不安，也让徐恩曾和陈立夫焦急万分。
       其实，王思诚知道李星和王立文是无辜的。首先，强华通讯社归自己直接领导，作为社长的他，很清楚每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因为所有的成员都是由他亲自挑选，虽说年轻，但都有一年以上的特工经历。其次，那天到中山陵的活动，李、王二人都是遵照自己的工作分配而从事的，二人乘坐的汽车也是按照自己的规定雇用的。当时，首都新闻界决定于六中全会开幕之际，组织两个记者团进行集体采访。其中一个团赴下关，参加欢迎冯玉祥入京仪式；另一个团赴中山陵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谒陵典礼。王思诚依照平时的工作活动范围，每个团派出了两名记者参加，李星和王立文被分配至谒陵记者团，其任务一方面是报道，更主要的是能够随时随地负责政治安全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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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和王立文所乘汽车在中山陵往返途中，恰巧在蒋介石座车之后随行，完全是碰巧。因为依次下车与依次上车之故，他们无法避开，同时也没有想到有避开的必要，所以来回都尾随在蒋介石座车之后。他们参加开幕式之后就离开了，一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还要摄影，二是为了去参观华侨招待所举办的画展，所以案发时他们二人都不在现场。在车行签字单所留下的小点血迹，是李星曾用手抓了一下脸上的粉刺，抓出了血而沾上的。其实，在一定距离用枪射击，沾上血迹可能性极小，同时摄影之前，李星和王立文已先行离开中央党部。那么，汪精卫被刺所溅之血，便无从令他们二人沾上。在强华通讯社抄出的所谓“改组派”名单，录自在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是作为训练工作人员的参考资料，因为对他们二人来说，无论是作政治警察或新闻记者，都必须熟悉政治人物，诸如此类的资料平时收集很多，完全不仅限于某一方面。
       尽管如此，因为这一巧合，他们使自己成为了被怀疑对象，甚至使矛头指向徐恩曾、陈立夫，甚至指向蒋介石，这使王思诚深感不安和愧疚。好在警察拘查李星和王立文那天，没有搜查与强华通讯社只有一墙之隔的王思诚的家。当然，警察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因为王思诚的地位和身份有些特殊。
       王思诚曾在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读，之后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工作，深受徐恩曾器重。中共中央委员兼特工总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徐恩曾把顾顺章交给王思诚，由王思诚保护。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思诚和顾顺章吃住在一起，他千方百计地打消了顾顺章的顾虑，并牵线搭桥为顾顺章找了第二任老婆，还与顾顺章共同研究了不少对付共产党的办法。1934年3月，王思诚任南京实验区区长，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联系宪警机关，保卫首都的政治安全。
       汪精卫被刺案发生后，王思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总干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指导课长顾建中立即被徐恩曾单独召见。徐恩曾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表情非常严肃，面带不悦，不说一句话。
       顾建中对汪精卫被刺案件作了一番陈述和分析：“思诚同志针对城内的复杂情况，曾提醒担任六中全会场内警卫任务的警厅同志要特别戒备，不料竟发生如此不幸事件。”接着，王思诚分别就李星和王立文的情形作了详细报告，并表示：“李、王二同志对党国绝对忠心，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徐恩曾听了之后，稍稍少了一些顾虑。但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果各方面都把目标弄错，能否尽快弄个一个水落石出，显得没有把握，因此露出几分焦急。
       “李星和王立文两位年轻同志，既然负有使命参加记者团活动，就应切实从事，尤其是在中央委员尚未摄影之前，他们怎么能够擅自离开中央党部呢，简直是将工作视为儿戏!”徐恩曾既是批评两位记者，又是在说给他的部下听。“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何至贻人口实?这完全反映出你们平时工作不力，领导无方，真是糊涂!”说话时，徐恩曾声色俱厉，令王思诚无地自容。
       当天晚上，南京实验区副区长许涛来报告说，顾建中已奉派到上海指挥侦缉逃犯，陈立夫也亲自多方搜寻在逃主犯贺坡光的照片以备通缉之用。同时，许涛还询问对于南京实验区工作的人员有什么吩咐没有，但王思诚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他睡在床上，一心一意地等着最恶劣的时刻来临。王思诚一觉醒来，已是第三天下午2点多钟了。他心灰意冷地、懒懒地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
       “我说思诚，做事要有始有终，负责到底。”王思诚的妻子樊光岚见他那委靡不振的样子，忍不住说道：“既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问题，就应该努力求得一个能够交代的结果，消极任性绝非负责之道啊!”
       是啊，自己负气不问，实属不该也不妥，尽管现在是侦缉大员满天飞，如果不得要领，那么于事未必有补。事情不搞个水落石出，真是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自己即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非但如此，此事还会牵连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徐恩曾乃至陈立夫。于是，他立即翻身从床上坐起来，决定到陆家巷的神光通讯社去看看。
       神光通讯社所在地是一座旧式木房子，外院是砖墙，共有四五间小屋，院子不大。其时，院子的前后门都有持枪荷弹的宪兵看守。宪兵查看了王思诚的工作证之后，让他从前门进去了。
       室内已空无一物，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在另外几间屋子里，王思诚看见张道藩、谷正纲和彭学沛3位先生正在察看。因为是同事，他们彼此都很熟悉。但王思诚没有打扰他们，待他们3人离去之后，躲在一旁的王思诚才慢慢走出，独自一人去细心察看。
       察看了几间正房，均一无所获，王思诚心里不免有些徒劳之感。他又来到厨房，灶堂前，一堆燃烧过的纸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堆纸灰高达尺许，里面会不会残留什么蛛丝马迹?他立即兴奋起来，着手搜索。
       他首先用在政治警察研究班进修时，德籍顾问克兰克传授的形迹学知识，仔细审视已经烧成灰烬的纸上是否还能看得出有可疑的字迹。但是查来看去还是什么也没有，他又轻轻地将烧过的纸灰一层层拨开，结果在纸灰堆的底层边缘，发现了3张未曾烧着的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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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张纸片只烧焦了一个小角，纸片上的内容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件署名“文圭”，是写给贺坡光的明信片，寄信的地址是上海浦东某地十五号，内容为情侣之间的通讯；另一件是南京陆军军人监狱的在押人犯写给南京女子中学学生张明英的一封信，内容只是一些平常的问候语；最后一件是在一张白纸上用铅笔胡乱画了一些大小不同的圆圈，并书有“大头”“小头”等字样。
       王思诚如获至宝，将3件烧焦了的字纸和一些碎片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家。那张白纸上所写的“大头”“小头”，似乎是什么代号，而所画的大小圆圈，看起来是无意识的，然而又像是在案发前夕，同谋者与刺杀者共坐一桌，面授机宜与道别时所遗留的痕迹。
       最使王思诚感兴趣的，还是那张由文圭寄给贺坡光的明信片。因为贺坡光是神光通讯社的社长，是刺汪案在逃的主凶。文圭既是他的情人，无论贺坡光到了哪儿，也不管时间是长是短，那么他终必会与文圭取得明的或暗的联络。因此，只要找到文圭的所在，由此线索追踪，迟早会侦查到贺坡光的下落。
       于是，王思诚一面派人到南京陆军军人监狱和南京女子中学去调查发信人的案情以及张明英的行止；一面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找到派驻上海指挥侦缉的顾建中，告诉他自己的发现和分析。他说：“建中兄，你要特别注意追查写信给贺坡光的那个女子，‘文圭’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除派顾建中到上海直接指挥外，还派出第二处处长戴笠到上海坐镇指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也多方动员，并亲临汉口与平津侦缉。
       通过侦查，得知张明英系南京女子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已经离校，其原籍在江苏丹阳汜水镇，与神光通讯社社长贺坡光、编辑柳书容、陈望子等人都是同乡。侦查情况反馈回来后，王思诚又派出几人到汜水镇追查张明英的下落……
       接到王思诚的电话后，顾建中派人侦查到了“文圭”的情况。原来，写信给贺坡光的所谓“文圭”，是一姓王的女子，叫王文圭，浦东的人都说她是贺坡光的爱人。顾建中立即带人拘捕了王文圭。
       这是案发后的第四天。通过审讯，王文圭招供说，贺坡光出事以后，还未和她见过面。据贺坡光的姐夫顾岩松通知她，贺坡光已回到丹阳家中，顾岩松现在就住在上海某旅馆，前往查询，即可得知一切详情。侦缉人员赶到旅舍时，已经不见顾岩松。房东说，此人刚接到电话，已离开旅馆，但不知去向。
     “我看见他提着一个皮箱，好像是去火车站坐火车。”站在旁边的一位茶客说道。侦缉组的人带上茶客匆匆赶往火车站。这时，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正升火待发。所有侦缉人员立即展开搜查，一部分人员监视车站进出口，一部分人员从第一节车厢开始，逐厢逐厢进行搜查。在第三节的三等车厢中，突然发现了贺坡光的姐夫顾岩松。
       侦缉人员随即在已经行驶的列车上进行审问。贺坡光的姐夫是一位朴实的乡下人，说刚刚收到贺坡光发来的急电，要他赶快回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当侦缉人员押着顾岩松到达丹阳贺坡光的老家时，贺坡光却已不在，只有他的老母亲和弟妹在家中。顾岩松说：“贺坡光已于下午离开这里，到距此5公里以外的一位镇长家里去了，因为那里有武装可以保护他。”
       稍稍停顿了一会，顾岩松又说：“如果诸位先生一定要捉捕他的话，我可以陪同一道去。”在顾岩松的带领下，大家又朝着镇长家方向赶去。因为人多，又没有交通工具，大家只好步行。
       行到半途，前面有一辆独轮车载着一位中年妇女迎面而来。顾岩松说：“那是贺坡光的姐姐，我的妻子。”
       顾岩松的妻子到了近前，看到丈夫身边的大批人马，吓得惊慌失色。当她听完丈夫讲述事情的大概情形之后，便放声哭了起来。
       接着，顾岩松的妻子引着大批人马继续赶向镇长家里。在距离镇长家不远处，人马分散潜伏，将镇长的院子团团围住。然后，由一位侦缉人员装扮成王文圭的差遣，将贺坡光诱出户外拘捕。
       此时，是11月5日的黄昏时分，距破案期限还有两天。贺坡光被捕后，接着张明英被王思诚派人在丹阳拘捕，陈望子、柳书容等人也被郑介民、戴笠派人分别在香港和天津等地查获。
       汪精卫被刺案就这样破获了。蒋介石因为澄清了视听，推脱了干系，显得十分轻松愉快和高兴。
       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徐恩曾蝉联中央委员，仍兼任特工总部负责人，属于党派调查的特务股升为外务科，由顾建中任科长，王思诚升为总干事。而王思诚手下的李星和王立文两位年轻人，也由警察厅无罪释放，并继续从事原来的以新闻记者为掩护的政治特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