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预防自杀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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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开始关注自杀问题。日本社会防止自杀的措施值得参考。防止自杀不应该是一时的短期行为，而是长期的综合工程。应逐渐建立家庭、公司、社会各个方面的立体网络，从细微处入手，并长期坚持下去。
　　近来接连自杀的事件，成为中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是企业管理模式出现了问题，有的观点认为是经济上升时期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有观点认为这点自杀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用大惊小怪。
　　日本是一个自杀大国，自杀率居高不下。统计显示，2009年日本自杀人数为32854人，比2008年增加了596人，也是连续12年超过3万人。1958年，日本的自杀者约为2.4万人，到1986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6万，而到1998年，自杀人数达到3.2万。日本的自杀人数不断增加，引起日本社会高度重视。从政府到民间，立体的防止自杀措施主见形成。日本社会防止自杀的措施值得参考。
　　针对自杀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注重立法，2006年出台了《自杀对策基本法》，其后每年发行《自杀对策白皮书》。《自杀对策基本法》详细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雇主等的责任，以及对自杀者亲属以及自杀未遂者的支援。《自杀对策白皮书》则归纳当年自杀概况和自杀防范措施的实施情况。
　　公司、家庭、社会组成一个整体，综合防控自杀。每年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日本从2007年开始，将每年9月10日开始的一周期间定为“预防自杀周”，国家连同地方公共团体广泛举办各种活动，推进民众对自杀的认识。日本各在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咨询窗口，为抱有各种苦恼的人提供帮助。如日本厚生劳动省设有“确保心理健康、防止过劳死和自杀”的咨询窗口；金融厅设有借款问题的咨询窗口；内阁府设有生活方面的咨询窗口。同样，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也都不同方面的咨询窗口。在东京、大阪等地，还设立有非营利租住“自杀防止中心”，专门接受各种苦恼者的电话咨询。从2004年起，东京“自杀防止中心”每年都有超过1万名电话咨询者。
　　找准根源，对症下药。许多自杀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倾向。日本2009年自杀者中，超过21%的人自杀原因为抑郁症。每年3月，是日本自杀者人数最多的月份。从2009年起，日本政府将每年的3月定为“自杀对策强化月”。今年3月的“自杀对策强化月”活动中，日本政府在全国展开了“爸爸，睡得好吗？”的活动。日本社民党党首、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福岛瑞穗亲自上街散发宣传品，呼吁家人多关心父亲的睡眠质量，并告诉上班族：“每天都觉得很累，但是却睡不着——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两周，就可能是抑郁症，应引起充分重视。”而对可能引起自杀的另一些原因，如债务、健康、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均有相应的部门加以应对。
　　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对自杀的防控，近年来才逐渐得到重视，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其中不少政策还只是停留在疲于应付的表面层次，缺乏在文化、制度层面的对策。日本的自杀人数还在上升，防止自杀的各项政策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的做法值得参考。防止自杀不应该是一时的短期行为，而是长期的综合工程。应逐渐建立家庭、公司、社会各个方面的立体网络，从细微处入手，并长期坚持下去。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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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一种有意识地、自愿地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自毁行为。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自杀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是由于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社会状况的迅速变化，给人们的精神生活造成巨大的压力，特别是紧张情绪刺激，人际关系的淡漠和精神寄托的匮乏，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据who的统计数字，2000年全球约100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未遂者则为此数字的10至20倍，这意味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身亡、每3秒就有一人企图自杀。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2003年9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中国死亡原因中排序第五位的原因。在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首位的死因。

　　根据专家对我国自杀者进行心理解剖分析，发现我国自杀者有以下特点：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58%的自杀者为服用农药或鼠药，75%的死者家中存放有上述毒药，62%的自杀者曾寻求医疗帮助;27%的自杀死亡者曾有自杀未遂史，其亲朋好友中47%曾出现过自杀行为63%的自杀死亡者曾患有各种精神疾病，但接受过精神科医生诊治的不到10%。

　　大多数学者认为，自杀者多数都有心理冲突或心理异常问题。据国外精神病学家的研究，估计约有47%左右的自杀者有情绪抑郁症或处在严重的抑郁状态。精神分裂症和人格障碍也和自杀企图有联系;在自杀死亡者中间大约有25%是慢性酒精中毒患者。因此，自杀也就成为变态心理学所关心并进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另外，自杀造成的“后遗症”亦不容忽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一个人自杀平均会使六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据此测算，中国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承受着因家人或亲友自杀死亡所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其中大约有十三点五万名小于十七岁的孩子经历过父亲或母亲死于自杀的悲剧。专家认为，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十余年，甚至会持续影响他们的后半生。还有一些抑郁症患者不仅导致自杀，而且它还可以扩大自杀。假如一位母亲如果得了抑郁并要自杀，她可能不会就自杀，她可能把自己的孩子杀掉，然后再自杀。她认为她死掉的话，她的孩子就很可怜，所以她想把孩子一起带走。

　　自杀的原因

　　关于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人们一般所看到的都是外因，即诱发因素，而真正决定自杀的，往往是内因。任何的外因都要在内因下发生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两者做出必要的分析说明。

　　1.浅层外因——生活事件引起的感情危机和情绪障碍

　　人处在社会关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生活事件，如果是遇到那些引起感情危机和情绪障碍的事情，就容易产生应激性反应。有些人会觉得了无生趣，但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冲动、想不开、一意孤行。例如：失恋、背叛(离婚也属于一种背叛)、父母责骂、朋友的不理解、分离(比如恋人、配偶或亲人的意外死亡)等等。

　　2.深层内因——心理社会因素

　　(1)社会文化背景

　　据报道，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其自杀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墨西哥的自杀率只有2/10万;美国高其五倍为11.9/10万;奥地利高其12倍为24/10万;斯堪的那维亚各国高其14倍为28/10万;匈牙利的自杀率是44.9/10万，是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世界卫生组织，1982)。成这种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不同的生活方式、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教育方式以及对待暴力和攻击的态度，等等。中国人受传统礼教的影响较深，所谓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可毁损，这可能是在中国一贯自杀率较低的缘故。墨西哥虽然自杀率低，但杀人率相当高;日本杀人率低而自杀率高。这些差异都可能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关。

　　(2)人生目标的丧失

　　如一个人遭受持续的挫折、就会受到事物不和谐的方面影响，总觉得世界丑恶，自己是生活在苦难之中，从而对人生目标失去信心或对生活产生过多的灰色评价，这种评价还容易引起恶性循环。在这种缓慢的不良情绪和不良认知的累积，让人感觉到自己生活在痛苦和苦难之中，变成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最终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
(3)安全感、社会归属感的缺乏

　　十九世纪法国一位社会学家durkheim就认为，自杀并不是—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与交往。因而也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的明显增高。也有研究表明，在大城市里低收入人群中和经济状况走下坡路的人群中具有相当高的自杀意念和企图。

　　在我国十年浩劫期间，有不少自杀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点。由于处在这种社会动乱中，有些人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或“反革命”，或一下子由“革命派”变成了“保守派”，甚至“反革命派”;动不动就被兴师问罪，今天是“座上客”，明天成了“阶下囚”等等;由于割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和交往，失却了社会的支持，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对未来和前途心里无限焦急和忧虑，由此出现绝望的情绪状态，从而酿成自杀。—般认为在经济和政治的剧变中，在社会的动乱中，并不是所有因素都会造成自杀的，只是当人们在发生社会性的耻辱、失败、遗弃和绝望等情绪体验时才会导致自杀。

　　(4)环境参照

　　有人认为自杀往往发生在自认为境遇不同于别人的人身上。例如。失恋者自杀是认为别人不会有这样大的痛苦，自己是最不幸的人;孤独者自杀是只看到别人的天伦之乐，而唯独自己孤苦可怜;畏罪者自杀是认为别人都轻松愉快、前途光明，而只有自己才将有身陷囹圄之咎，等等。如果一个人与周围人群处境差别较大，他所体验到的耻辱、忧伤和绝望的情绪就会特别强烈，甚至难以忍受，因而容易出现自杀现象：相反，如果大家境遇雷同，即使是处在十分艰难的甚至非人的境况之中，人们也能忍受下来：例如在世界大战中，尽管炮火连天，社会混乱，生灵涂炭，妻离子散，父戮夫亡，号哭呻吟遍于社稷，但据调查，自杀率却并不高。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犯人，尽管过着非人的生活，却也很少有人自杀。据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共同处在一个类似的境遇下，可以产生一种同类对比现象，从而互相抵消自杀的冲动。

　　(5)特定的人格

　　自杀一般是由于主观上或客观上无法克服的动机的冲突或挫折情境造成。不过对于每个人来说，动机冲突和挫折情境都是很难避免的。但由此而产生自杀行为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这里，显然还有一个对动机冲突及挫折情境的耐受力问题，不同的个体差别很大。那些心理承受力过低，心灵脆弱，人格及情绪处理之方式较不成熟，环境适应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较弱的人在面临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更容易自杀。有的人在极严重的挫折面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有的人则在挫折面前束手无策，颓废沮丧，一蹶不振。当较大的挫折落到一个耐受力差的弱者身上，就有可能发生自杀的悲剧。对于那些情绪状态偏于低落和抑郁的人，对紧张刺激的耐受力特差。一个微不足道的刺激，对于情绪状态偏于抑郁的人可能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打击，足以使其走向自杀，所以，对于情绪状态偏抑郁、低沉而又内向的人，尤其是女孩子，自杀的可能性最大。

　　(6)特定动机

　　自杀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有的用自杀作为一种献身的、进攻性的和追求某种心理满足的手段。例如有的人为了所追求的理想与正义事业而献身，以死来唤起当权者或民众的觉醒，如屈原投身汨罗江;虔诚的宗教信徒以死来超脱凡俗，进入“极乐世界”，如佛教徒的“坐化”;还有的人是为了对抗他所反对的势力，以死来“示威”;也有人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为了对阻碍自己欲望实现的人施以报复，以自己的死来迫使对方承受法律的责任或道义和良心上的谴责。此外，自杀也可以是因外界或自身的心理生理压力而感到绝望，想从中摆脱的一种手段;无法解脱的生活问题、身体问题、事业失败问题和前途问题等都可以成为自杀的诱因。

　　(7)精神疾病

　　一些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酒精成瘾者是自杀的高危人群，如所预期的那样，先前有过心理疾患的病人有较高的自杀率，曾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的女性是正常人群的18倍(allebeck&wistedt，1986)。

　　(8)长期的疲劳和压力过大所引发异常焦虑和抑郁

　　前面讲心境障碍的时候提到过，长期的压力会造成脑功能的变化，导致心境障碍。当外加压力超过个人所能承受极限，尤其当患者神经系统或精神活动处于崩溃状态时(神经症性抑郁、精神病性抑郁)，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帮助，有可能会导致自杀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抑郁造成的自杀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抑郁到极点才会自杀，实际上极度抑郁者已缺乏足够的精力来实施自杀，更多的是正处于抑郁加重或在力求摆脱又未能摆脱的过程中自杀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才最大。

　　3.假性自杀

　　有的人并非真的是自杀，但由于种种原因，摆出自杀的架势，但其内心并不是真正想自杀，而是做秀，以达到别的目的。但是他们在做秀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意外，造成伤亡。如那些把自杀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在讨债，伸冤等时候用的最多。近年来，这种类型的危险行为在青少年中有蔓延趋势。另外，在现实中，存在一些类似自杀的行为，但非自杀。这些本质上属于事故，因为其动机不是死亡，而是追求快感、或满足其它心理需求。如“高处兴奋体验”、“速度冲动”和“窒息性性快感”导致的意外死亡。这些行为从目的、动机或者行动上虽然都不是真正的自杀，但也造成相当大的比例，也不可不防。

　　总之，从国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一些研究资料可以发现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总体来看，中国的自杀诱因以家庭、婚恋纠纷、人际关系不和精神障碍，以及躯体疾患为主。从对自杀诱因的分析可知，自杀人群中精神障碍者占有较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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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杀，普遍存在着大量的误解，事实上有时会被一些假象弄得混淆不清。有关自杀的误解如下：

　　1.与可能自杀的人讨论自杀将诱导其自杀

　　事实上一般应该和可能自杀的人讨论自杀。与一个想自杀的人讨论自杀将可能使其产生相信的感觉，能够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一些重大问题，并缓解他们的压力，愿意花时间重新获得控制。

　　2.威胁别人说要自杀的人不会真正自杀

　　事实上大量的自杀身亡者曾经威胁过别人或者对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

　　3.自杀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

　　事实上从自杀者的角度看，几乎所有采取自杀行动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

　　4.自杀者有精神疾病

　　事实上仅有小部分自杀未遂者或自杀成功者患有精神疾病。他们大多数人是处于严重的抑郁、孤独、绝望、无助、被虐待、受打击、深深的失望、失恋或者别的情感状态的正常人。

　　5.想要自杀的人是真的想死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想死，他们只是想要逃离那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境遇，大部分曾经想过要自杀的人现在都很高兴他们还活着。他们说当时他们并不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只是想终止自己的痛苦。

　　6.自杀发生在家族中，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事实上自杀倾向没有遗传性，它是习得的或者是情境性的。

　　7.想过一次自杀，就会总是想自杀

　　事实上大部分人只是在他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产生自杀企图，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么克服这种想法，要么寻求帮助，要么死亡。如果他们自己能够从短时的威胁中恢复过来，学会适应与控制，就会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

　　8.一个人自杀未遂后，自杀威胁可能结束

　　事实上自杀最危险的时候可能是情绪高涨时期，当想自杀的人严重抑郁后变得情绪活跃起来的时候。一个危险的迹象是在抑郁或者自杀未遂后出现“欣然”期。

　　9.一个想自杀的人开始表现慷慨并和他人分享个人财产，表明这个人有好转和恢复的迹象

　　事实上大多数想自杀者在情绪好转后，才有精力开始作出一定的计划，安排他们的财产。这种个人财产的安排有时类似于最后愿望与遗嘱。

　　10.自杀总是一种冲动行为

　　事实上有些自杀是冲动行为，另一些则是在仔细考虑之后才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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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容易自杀?

　　如果他与下面5种状态有关，则属自杀高危人群，也许他自己未曾觉察，但作为朋友、儿子或兄弟，你应该及早提醒，令其状态发生积极改变。

　　独居者：孤独的男人更容易自杀

　　自杀率与独居生活有显著关系。当集体约束力减弱，隔离和孤独便会增加男人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绝望。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多表现为无欲、失去生存意志，但自杀行为并不多，然而战后许多幸存者却纷纷自杀。

　　离婚者：25～29岁男性中，离婚者的自杀率是已婚者的4.4倍。家庭责任感降低、经济负荷增加、生活秩序被扰乱均是离婚者自杀率高的原因。婚姻对男人的自杀行为起着保护作用，特别是年轻人，65岁以上男性受离婚影响则小得多。

　　专家还发现，在美国离婚率是预测自杀的第一位因素。医生、作家、主持人，自杀者生前有严重的职业适应困难。

　　医生：美国医生的自杀率至少为同龄人的2～4倍;精神科医生和牙医的自杀率最高，因为他们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多，且易于得到药物。

　　热线节目主持人：热线节目主持人遭遇生活意外事件的程度与精神科医生相似。

　　作家：对社会弊端的深刻认识、不安定的生活和感情状态，均是作家自杀的原因。灵感到来时疯狂创作，激情缺失时心情低落，双相情感性障碍常令作家选择轻生。

　　突发事件堆积

　　突发事件降低自杀抵抗力：社会学家Holmes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中，列出了43项生活事件，包括：配偶死亡、离婚、夫妻分居、入狱、疾病、结婚、激情工作、婚姻和解、退休、家庭成员健康改变、性困难、家庭增加新成员、事业再适应、经济状态改变、大宗抵押、取消抵押或贷款的赎回权、工作责任性质改变、子女离家、突出的个人成绩、妻子开始或停止工作、入校或离校、个人习惯的修正、与上司纠纷、工作时间或状态改变、住所改变、学习改变、小宗抵押、睡眠习惯改变、进食习惯改变、休假、轻微践踏法律等。

　　上述任何事件在一年内达到150个生活改变单位，便被定义为“生活危机”。

　　不可消除的野心

　　无法满足的焦虑引起大量自杀——物质越丰富，欲望愈烈，而过份的要求会使满足成为不可能，因为没有停止的标志，人们得不到满足便总处于激动不已、焦虑不安的状态之中，这种精神状态是引起大量自杀的主要原因。

　　杜尔凯姆在其经典著作《自杀论》(1897年)中将这种自杀称之为动荡型自杀，与利已型自杀和利他型自杀一起，构成自杀的三个种类。“利已型自杀是由于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利他型自杀是由于人们觉得生命的寄托超出了现实生活;而第三种自杀来源于人类行动的缺乏规范以及由此引起的痛苦。”

　　抑郁典型症状为：终日悲伤、抑郁，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疲乏无力，入睡困难，早醒，无价值感和有罪恶感、绝望感，终日易激动和心神不宁，集中注意力困难，难以作出决定和回忆过去的事情。

　　公众预防关键词：“维特效应”

　　感应和模仿会引起传染性自杀。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一面世即掀起青年人的自杀热潮，不少年青人因受到感应才滋生自杀念头，被称为额外自杀或“维特效应”。

　　1932年，法国作曲家查理斯创作了一首名为《黑色星期天》的管弦乐曲，之后十余年间，竟有一百多人因听到这支曲子过于悲伤而自杀身亡。1945年，此曲的乐谱和唱片在欧美国家不得不被全部焚毁。

　　名人自杀后自杀率显著上升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三毛、张国荣等名人的自杀引起不少人模仿。而且专家发现媒体一旦报道自杀事件，必在年轻受众中引起“维特效应”，因而专家一致认为应对新闻媒体的自杀报道予以规范。
“自杀胜地”

　　旧金山金门大桥自开通之日便成为自杀“胜地”，最高峰时期每年有400多人跳桥自杀，一位70岁的老人还曾留下“为何造就这样容易让人自杀的风景?”的遗书，从桥上一跃而下。为此，洛杉矶不得不专设大桥警署，成立巡逻队频繁巡逻，从而大大减少了自杀数量。

　　 富士山 的树海被日本人称做自杀最为隐秘之地，为劝告自杀者，警署特地在山道上立下警示牌，并且每年十月，组织六百多人进行尸体大搜索，使得自杀者想让尸体不为人发现的愿望落空，从而阻止了不少自杀行为。

　　高危事件

　　1964年，在香港，因会考失败而萌轻生念头的学生显著增加，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便从1965年起，展开“中五会考放榜支援服务”，一直推行至今;去年发生的“南京汤山中毒事件”中，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也在现场进行了有效的心理救助。

　　如何猜出人自杀的决定?

　　如果他有下列言行，则很有可能自杀：

　　1. 透露自杀意图;

　　这是最常见的自杀预兆。事实上，有2/3的自杀者曾明确表示过他们的自杀打算;有25%的人寻求过心理医生的帮助，有44%的自杀者服用过新开的药物。自杀意愿有时是通过暗示和开玩笑的方式透露出来的，有时则只是在日记中写下自杀的念头;

　　2. 写遗书;

　　写遗书者通常自杀意念较坚决，大约30%的青少年自杀都会写遗书，而17%的成年自杀者会留下遗书;

　　3. 反常哭泣;

　　4. 反复诉说遭遇;

　　5. 谈论自杀计划，包括自杀方法、日期和地点;

　　6. 谈论与自杀有关的事或开自杀方面的玩笑;

　　7. 不能正常工作，无故旷工;

　　8. 社交活动明显减少;

　　9. 不吃饭，闭门不出;

　　10. 频繁出现意外事故;

　　11. 将自己的珍爱之物送人;

　　12. 向亲友流露眷恋之情，或者突然向亲友告别。

　　自杀前的言行先兆

　　日本的长冈利贞认为自杀前会有种种信号。可以从言语、身体、行为三方面观察。

　　言语。有自杀意念的人会间接地，委婉地说出来，或者谨慎地暗示周围。如“想逃学”、“想出走”、“活着没有意思”。

　　身体。有自杀意念的人会有一些身体症状反应，比如感到疲劳、体重减轻、食欲不好、头晕等。这往往是抑郁情绪所致，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身体有病，应引起注意。

　　行为。当自杀意念增强时，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不同于平常的行为。如无故缺课、频繁洗澡、看有关死的书籍，甚至出走、自伤手腕等。根据以上种种征兆，可以为自杀预防提供线索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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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宅越抑郁

现在，人类亲力亲为的体力劳动非常少，因之带来的“快乐奖赏”相应少了很多。换句话说，人类“廉价出售了自己的精神健康”。

杀手：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自责自罪，饮食、睡眠差，担心自己患有各种疾病，感到全身多处不适，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

抑郁症是精神科自杀率最高的疾病。抑郁症发病率很高，几乎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抑郁症患者，因此它被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抑郁症目前已成为全球疾病中给人类造成严重负担的第二位重要疾病。在中国，仅有5%的抑郁症患者接受过治疗。

半数人曾患抑郁症

抑郁症患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消极悲伤的人”。作为常见心理疾病，抑郁症包括一系列症状和行为表现。与常人相比，他们更偏于安静、话语不多、不喜欢成为焦点;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生活之乐，消极待人对物，缺乏自信并倾向悲观厌世。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保守估计，人群中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时点患病率=某一时点一定人群中现患某病新旧病例数/ 该时点总人口数)为3%。以此估算，国内抑郁症患病人数几近四千万。大量研究证实，30%-50% 的人在一生某些时刻，曾是符合现代心理学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有报告称，至2010年，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中，抑郁症很可能将位列榜首;至2020年，单向重型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二大原因，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

毫无疑问，抑郁症的发病率正呈逐年上升趋势。三年前，广州曾启动一项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据预测，广州地区抑郁症发病率较上世纪80年代增长十倍以上，广东省抑郁症发病率在5%以上，患者总数达两百万。相关数据表明，与十年前相比， 上海 社区抑郁症发病率由1%，升高至4%—5%，几近整个美国的人群发病率。

问题是，抑郁症为何会突然之间“炙手可热”，变得如此普遍呢?

生活舒适导致抑郁

近年来，可能是因为名人明星也加入了抑郁症的行列，使得抑郁症水涨船高般得到了空前关注。其实，在人类发展史上，抑郁从未与人远离，牛顿、贝多芬、梵·高、爱因斯坦、海明威都曾受抑郁症困扰。近年来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加速出现，与社会急速发展、竞争压力的加剧不无关系。另外，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不断增多，知晓率升高，也使得这一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普遍起来。

以往，不少抑郁症患者被误诊为其他疾病，或误为性格古怪而被忽视。随着人们对精神健康的重视，生活方式的自由与舒适，抑郁症的发生几率日趋升高。去年，美国伦道夫-梅肯学院心理学系主任凯利·兰伯特(Kelly Lambert)，在新书《挑战抑郁症——一位神经生物学家亲身实践，激活大脑的康复能力》中就谈到，生活舒适导致抑郁，年轻人更易受困扰。

兰伯特认为，现今的生活方式存在危害心理健康的东西。科技改变生活，人们在享受诸如微波炉、电子邮件、外卖食品、洗衣机所带来的省时省力的同时，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了。她进而指出，这一切可以通过人类的进化过程来解释。

古人为了生存，必须在恶劣环境下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而大脑里存在一个“努力驱动的奖赏机制”。简言之，劳动虽辛苦，但至少能换来快乐愉悦感做补偿。现在，人类亲力亲为的体力劳动非常少，而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奖赏自然很少。换句话说，人类“廉价出售了自己的精神健康”。



抑郁是进化的需要?

郁闷，曾是一度的网络流行语。事实上，情绪低落是人生命历程里最正常不过的事件。从进化论角度看，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今年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伦道夫· 奈斯(Randolph Nesse)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研究称，情绪低落会阻止人们去做伤害心理的事情，特别是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

举例来说，想成为股神巴菲特，对大多数常人而言，正是“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的一种，追求这种目标绝对是精力和资源的浪费。你获知成为巴菲特遥不可及，追求超出个人能力、过于高远目标的动力会减退;这虽然让人不爽，但从另一层面看，不再好高骛远让你保留了精力，以便追寻新的目标——做个关注大盘、理性投资的股民，或许能有收益。

从科学上来解释，适度沮丧并心生郁闷，是人们应对失败的自然反应，如果这种逃避机制运转失灵或不正常，很可能导致抑郁。

抑郁是一种调适，一种既带来真实代价，也带来真实好处的精神状态。这一观点，是今年7月，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精神与行为遗传学中心的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ws)与安德森·汤姆森(Anderson Thomson)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提出来的。换句话说，抑郁像把双刃剑，利弊共存，祸福相依。

上述论断旨在说明，抑郁是常见而普遍的，它是进化的需要，并不能算做疾病。目前，这是一种假设，并未被学界公认，但并无道理。安德鲁认为，抑郁的人常会以高度分析性的思考模式，去激烈地反思问题，并持续很长时间。换句话说，抑郁者执着于复杂问题，逐个细化并且一次只思考一个。这种思考虽然高产，耗费亦不少，需要大量能量。对大鼠抑郁症的研究发现，5-羟色胺(5-HT)1A受体参与供应神经元能量这一活动，并能确保此过程不停顿。

抑郁症，并非简单的一时想不开，心里不痛快。从医学上看，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影响人体健康。目前，很多人把抑郁症视为一种心理疾病，这并不意味着，抑郁症与人体生理完全无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5-HT是抑郁症发病和治疗中的关键一环。

少宅多动抗抑郁

5-HT，能让人产生良好情绪，对心情、睡眠和食欲十分重要。如果脑内5-HT含量高，人容易快乐，若偏低则会郁郁寡欢、较为内向。抗抑郁剂，正是为恢复脑内5-HT的平衡而研发。目前，抗抑郁剂与各种心理咨询或治疗，对80%以上抑郁症患者是有帮助的。

日常生活里，要改变脑内5-HT含量，我们并非无所作为。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晒太阳与吃甜食。人体内多种激素，均与光照有关系。简单点说，多晒点太阳，有利“激活”大脑，产生5-HT对抗情绪低落、容易疲劳等症状。当然，特殊的“灯光疗法”也有效果。但是，家中和办公室的灯光无法提供治疗效果，他们的光照强度不够，必须到专业医疗机构去咨询。

食物能让人快乐，也不难理解。以水果为例，它富含碳水化合物，即一般人所认为的糖。食用碳水化合物对改善心情有深远惊人的效果，它能刺激胰岛素分泌，协助色氨酸等进入细胞，在大脑中合成5-HT，从而产生镇静安神之功。由于色氨酸是合成5-HT的原料，这意味着多食用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可能让人更有幸福的感觉，常见如乳制品、肉蛋类等。

快乐与否，与基因也存在一定关系。今年二月，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伊莱恩·福克斯(Elaine Fox)发表研究称，他们找到一种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基因，名为“5-HTTLPR”，被誉为快乐基因。人体内，5-HTTLPR有长短两种版本，在相同环境和事件刺激下，携带“短”版基因的人更容易焦虑、害怕，抑郁症的风险更高，“长”版人则不会。

10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卷》(Proceedings of healing garden the healing garden Royal Society B)一篇论文中，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针对29个国家的人群，就抑郁症基因携带率和文化差异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东亚国家中携带“短”版基因的人口比率虽然高，但抑郁症的发病率却远低于欧洲国家。调查分析，这可能与东亚国家的文化更倾向集体价值取向有关。在西方，人们更强调个人价值与自由。而在防范抑郁症上，集体文化无疑更具优势，起到保护性缓冲作用。

在预防抑郁方面，兰伯特教授建议道：“专注于织毛衣或者制作剪贴簿这类事情上，可以使你从生活压力中解脱出来，让大脑以一种有益于心理健康的方式运行。出去逛公园或者去体育馆做运动，尤其是进行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活动，同样可以促进重要的情感神经化学物质的分泌，如5-HT和内啡肽。”部分资料实习生方舟整理。

15%的抑郁症病人死于自杀

罪行录

2009年1月22日因主演李安的《断背山》知名的演员希斯·莱杰，用药过量而死，年仅28岁。希斯死前受严重的失眠以及抑郁困扰。

2009年9月17日，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身亡，终年32岁。涂因对评职称失望，从焦虑到抑郁终至选择结束生命。

2009年10月，39岁的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南方圆在湘江河滩上非正常死亡，疑为自杀。对于南方圆的死因，湖南大学老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他有 精神抑郁症。

2009年10月31日歌手陈琳因身体、感情、事业等综合因素导致很严重的抑郁症，在北京东五环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跳楼死亡。

易攻点

寒冷季节易发抑郁症。

那些出生后几个月内表现异常，且1岁了还对别人呼唤其名字“无动于衷”的婴儿，患抑郁症的概率极高。

女性患抑郁症几率更大。

忧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女性发病率比男性高两至三倍，患者倍受折磨。下面介绍四种自我疗法：

体育疗法

锻炼后可以给人一种轻松和自己作主的感觉，有益于克服忧郁症患者共有的孤独感。但锻炼必须有一定的强度、持续时间和频率，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做健身操为例，内容包括跑步、跳绳、健身舞等，每周至少作3次，每次持续15至20分钟。散步也可以达到同跑步一样的效果，专家们建议患者每天步行1500米，并力争在15分钟内走完。以后逐渐加大距离，直到45分钟走完4500米。在开始锻炼时，须经医生的同意。

营养疗法

许多医生认为，食物中所含的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人的精神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有专家认为，多疑症的人如果缺乏某种单一营养物质也能引起忧郁症，所以他建议人们多吃维生素B含量丰富的食物，像粗粮、鱼等。他还让患者服一定剂量的复合维生素B。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们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精神疗法

忧郁症患者往往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和他自己的。为了改变这种错误观点，洛杉矶精神医疗中心的加里埃默提出了“三A法”，即明白、回答、行动。因三词的英文字母均以A开头，故称。

明白：首先要承认自己精神上忧郁;其次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变化，言行举止有无异常，以及感觉思维的差别和身体反应等。

回答：要学会每当产生一个错误时，及时地予以识别并记录下来。先写下自己的错误想法，再写下一个较为实际的选择答案，其目的是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想法。写完，询问自己：“这会是真的吗?”然后再问自己：“从另一个方面该怎样看呢?”

行动：如果你感到不被人注意，那你就换一个新方式;如果你在工作中不能得心应手，则应修一门课程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或者寻找新的工作。还要多计划一些活动，使自己的生活规律化。

交际疗法

研究表明，善于与人结交者比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在精神状态上要欢快得多。美国某精神健康研究室最近发起了一场运动，口号是“朋友乃良药”。他们认为，社会支持甚至可使人延年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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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预防自杀手册》提到，在所有的社会条件下，少年儿童（年龄低于15岁）的自杀是罕见的，不到所有自杀的2%。如果存在家庭内父母的暴力、有性虐待、身体虐待、被忽视、有酒药滥用、抑郁、自杀的家族史的情况，儿童自杀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会增加。抑郁症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儿童自杀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儿童抑郁症是不容易识别和诊断的。抑郁症状包括长时间持续的伤心，无法集中注意力，躯体不适和焦虑。一些儿童用闹或发脾气的方式以表达抑郁情绪。如果儿童存在上述几种症状或症状严重并且持续时间长，应该引导他们得到专业性的

　　在福利院里的少年，因为他们常常来自成长条件非常不好的家庭，其自杀危险性高。在一些国家中，来自土著人群的少年儿童，尤其是男性少年的自杀危险性最高。他们除了与非土著人群有同样的自杀危险因素以外，还有来自于他们文化历史背景所带来的其它自杀危险因素以及对自杀行为的不同理解。这些因素比如文化隔离、角色混乱、几代人之间互相模仿和传代行为方式以及殖民化的影响也会增加自杀行为的发生。

　　虽然少年儿童很少死于自杀，但他们必然能够通过听说、在电视里看到、或同别的孩子讨论自杀行为来了解自杀。因为成人很少与孩子讨论自杀的问题，而少年儿童对自杀的经验和理解多来自于电视里和同其他孩子的讨论，所以少年儿童对自杀的理解缺乏现实性。

　　孩子们常常会把自杀行为理解为不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不完全理解死亡的意义：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很重要的是要给予自杀者的孩子们机会来表达其对丧失亲人的感受，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给予辅导和外在的帮助。

　　因为少年儿童的自杀事件罕见并且其自杀倾向很难识别，所以预防个体的自杀行为很难。这表明预防自杀更有效的措施可能是通过发挥公共卫生政策的作用以减少儿童不幸生活事件（如社会不公平），并且支持针对有危险因素和有问题的家庭的早期干预计划。

　　另一个措施是支持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预防计划，主要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社会能力、应对技巧和解决问题能力。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是帮助有精神问题的少年得到精神卫生服务，尤其是对那些住在福利院的高危儿童更应该给予适当的精神卫生服务。

　　学校政策在预防少年自杀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能会对自杀行为起着阻止或加速的作用。虽然我们很希望在学校范围内开展预防自杀计划以帮助所有孩子，但是这种预防措施很少进行了严格的评估。

　　尽管一些主导思想为识别和帮助高危青年并鼓励他们利用精神卫生资源的计划可能会有效，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仅仅提供信息的短程教育是有益的，相反有时坏处比好处会多些。另外，学校、各种组织和社会如何处理自杀带来的后果可能对于预防自杀工作有影响。少年更容易模仿自杀行为，歌颂自杀行为的葬礼或纪念活动会鼓励少年模仿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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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预防自杀手册》显示：青年人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且在很多国家自杀是青少年的一个重要死亡原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青年人的自杀率，尤其是青年男性的自杀率，呈持续性增加的趋势。这似乎是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变化影响了青年人的行为，包括酒精和物质滥用的不断增加。近年来，在九十年代以来，青年人的自杀率普遍地开始呈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趋势很难解释，但可能是因为最近几年青年人群中社会文化的变化，物质滥用的减少和对抑郁症治疗的加强。

　　大多数国家，青年男性自杀死亡比女性更多些，但女性自杀未遂比男性多。这一现象可以有很多解释，包括男性多采取致死性高的自杀方式，不愿意在情感问题方面寻求帮助，更愿意饮酒和使用成瘾物质。但是中国农村青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自杀死亡。可能原因有自杀者比较容易获得致死性的农药，难以得到有效的急救，农村青年女性面临着个人、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困难。

　　大多数青年自杀死亡者伴有精神卫生问题，主要包括抑郁、饮酒和物质滥用的问题。他们也可能有自杀史和精神病院住院史。有反社会和违抗行为的青年人也有自杀的危险。经历过家庭内暴力、父母有精神卫生问题等不幸事件的少年自杀危险性增加，在家庭问题很多并且长期存在时更是如此。个人危机比如丧失社会关系、家庭问题、受到了惩罚或是违反了法律常常引发自杀行为。

　　青年人更容易出现冲动性自杀，解决问题能力和应对技能差的青年人自杀危险性更高。其它增加青少年自杀危险性的因素包括：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在学校中存在完成作业困难、旷课、家庭期待值过高、与社会隔离并缺乏与学校或工作联系。青年人也更容易受到同伴和媒体的影响而引发自杀行为。一些青年人，通常是女性，将反复的出现自杀行为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与青年自杀行为有关的多种因素提示了预防工作可以通过几种措施来进行。一种措施是培训“守门人”，“守门人”的工作是主动联系那些有自杀危险的青年人。“守门人”可以由学校工作人员、儿童福利院工作者、社区志愿者、教练、家庭医生、警察和牧师来担任。接受过培训的“守门人”可以更好的识别和评价高危青年人，可以提高抑郁或其他精神卫生问题的辨别率和治疗率，也可为有问题的青年人提供有关服务途径的信息。

　　另一种措施是鼓励寻求帮助，尤其是鼓励青年男性寻求帮助，并且促进青年男性和女性掌握应对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情绪控制技巧。严格限制获得自杀工具的途径，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可以减少冲动性自杀的发生。

　　学校和大学是预防自杀的重要地点。这些措施是把学生当作自杀同伴的识别者和支持者，但是只有非常有限证据说明了这些措施有用并且有些措施的安全性存在疑问。总体上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预防自杀的最审慎的办法可能是提供并鼓励利用学校和社区范围内的资源如受过培训的老师和咨询师，提供给父母信息和培训，以及保证能够容易得到精神卫生服务。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措施是为有精神障碍特别是抑郁症的青年人提供合理的治疗和照顾。有效的治疗可以包括咨询和（或）药物治疗。考虑到需要住院治疗的自杀未遂者很多，确保妥善处理引起他们这次自杀行为的危机事件和保证出院后长期维持治疗是非常重要。

　　相对来讲，学校和大学里的学生自杀行为罕见。但是，如果学生有自杀行为，特别重要的是学校对自杀事件的反应应该以减少模仿自杀行为为目的，因为学生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可以采用已经公认的措施来减少这种模仿自杀行为的危险，并根据特殊情况和环境进行调整。

　　很重要的是要避免通过宣传颂扬自杀行为，要减少媒体的报道，要识别和帮助易受伤害的同伴，让他们不要形成这样的误解：自杀是可以得到关注和理解、是可以达到报复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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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预防自杀手册》显示：自杀是成年人的重要死亡原因，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在很多的国家里，几乎半数的自杀死亡发生于年龄在２５到６０岁的男性。成年人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与青年人自杀行为的因素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主要不同在于成年人自杀行为中，儿童时期经历和家庭经历所起的作用比较少。相反，精神卫生问题、困难的生活环境和有压力的生活事件对成年人自杀行为影响更大。尤其突出的是，抑郁症、酒精和物质滥用随年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些发现主要提示了成年人的预防自杀应该重点在于提高对抑郁症识别、治疗和管理，更好地识别在这个年龄段可以导致抑郁症和自杀行为的生活压力、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及其相关因素。

　　虽然对于成年男性和女性来说，抑郁症都是最强的自杀危险因素，但是，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去寻求帮助。这表明一个预防成年男性自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实施预防计划来给公众讲解抑郁症症状，鼓励患有抑郁症的男性寻求帮助。很多患有抑郁症的求助者会找他们的家庭医生，而且很多自杀死亡者曾在自杀前一周内看过医生。培训医生如何识别、治疗和管理抑郁症可以减少自杀的发生率。有自杀危险的人就医时，医生就有机会评价抑郁的程度和自杀危险，可以开展合适的治疗，建立包括个人社会支持系统和各种社区机构和照顾者在内的管理计划。

　　这些措施也可以扩展到加强医生对其他精神病，包括酒精和物质滥用的识别和管理。其他社会成员包括家庭成员、同事、雇主和牧师也可以帮助识别男性抑郁症和物质滥用情况，并且鼓励他们寻求治疗。

　　工作场所是成年人预防自杀的一个重要地点。工作场所预防自杀活动应该重点强调消除对有精神卫生问题和个人问题的男性寻求帮助的歧视，鼓励对抑郁症、酒精和物质滥用问题的识别和治疗。工作压力如工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经济衰落、失业的威胁和财政压力，可以使成年男性陷入自杀的危险中。但是，到目前为止，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预防自杀活动投资很少。

　　家庭压力包括家庭成员的分离、离婚以及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也能增加自杀行为的危险，这提示家庭法官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地点来识别男性高危自杀者。其它可能对于识别男性易患者有重要作用的地点包括法庭、监狱、酒吧、运动场所和休闲场所。

　　限制获得致死性的自杀工具如火器、农药、汽车尾气、过量可致死的药物、在常发生自杀的地点增加保护性措施都可以减少自杀死亡的发生，尤其是冲动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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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预防自杀手册》显示：在很多国家中，老年人的自杀率是最高的，尤其是年龄在85岁或是85岁以上的老人。一般来说，老年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危险因素。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期待更长的生命、更加难以获得卫生服务、伴有躯体疾病和功能障碍的人数增加，因此老年人的自杀人数和自杀率会增加。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有自杀行为时，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倾向于选择致死性更高的自杀方式，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自杀动机，他们会对自杀行为进行仔细地计划，认真地贯彻执行。

　　抑郁症是老年人自杀的一个更为重要因素。很多老年自杀者在自杀前几个星期都求助过他们的初级保健医生，并且被诊断为轻、中度抑郁症。自杀的老年人常常是承受着躯体疾病和疼痛，年龄大的男性自杀者常常丧偶或离婚。高危老年人常常是那些害怕患有经久不愈的疾病、社会隔离和孤独或近期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如退休）者。老年人的抑郁症常常不易识别，因为抑郁症状常常不容易与老年期常见病的一些表现和治疗药物的一些副作用进行鉴别。

　　老年自杀者的保护性因素可能有：支持性亲密的社会关系、有社会支持和交往，参加一些组织，伴有兴趣爱好、有坚强的宗教信仰或价值观，丧失亲友后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家庭成员在有纷争和冲突时避免给老人带来心理不平。

　　尽管提高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是预防老年人自杀的一个主要途径，但是其他重要途径还包括：设立有效的社区“守门人”

　　来联系老年人以识别和转诊易患抑郁和自杀者，发展相应社区活动以推动社会联系、干预和支持，保证老年人在丧失亲友后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限制获得致死性工具尤其是火器和药物，发展更有效的途径以保证老年人与卫生服务机构取得联系。

　　预防老年人自杀往往会面临一种障碍，认为老年人自杀可以理解，并更容易视为一种合理的决定，而青年人自杀往往看起来更具悲剧性从而更值得预防。其实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老年人比青年人有着更好的应对技巧，并且他们对心理治疗干预的反应与青年人比较相同或更好。这提示了预防老年人自杀可能需要包括教育公众和卫生服务人员有关健康老龄化过程的特征、老年人抑郁症的特征和症状、如何为老年人在社区和医疗机构提供支持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