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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工资提升幸福”背后的幸福悖论 向正鹏 国庆期间,央视一组关于“你幸福吗?”的系列报道在国内引发了对“幸福”的大讨论,各种幸福排行也是纷至沓来,最近更是有百城共建幸福城市的新闻见诸报端,许多地方也将老百姓的幸福感列入政绩的考核范围。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日前,《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联合发布“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想幸福,首先就得解决生存问题,吃不饱穿不暖,幸福自然成了一句空话,由此可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正在召开的十八大也是首次提出要争取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目的就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样看来,“提高工资水平能有效提升公众幸福感”倒也有了几分道理。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个富豪巨擘自杀,那个明星大腕抑郁的消息也是屡见不鲜。按理说,他们都是不差钱的主,可为什么活的那么不幸福?前段时间各种版本的城市幸福感排行榜相继发布,不可否认评价标准层次不齐,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经济最发达的北、上、广在每份榜单上的排名都比较靠后。这不禁让人想起,在“二战”后,西方国家物质财富迅速积累,而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1960年到2000年的4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了30%。
说到这里,又发现物质生活的增加与幸福感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没钱的期待涨工资提升幸福感,有了钱却发现幸福最终并未如约而至。两相矛盾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对于“公民幸福感”的误读。
首先,“幸福”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任何因素都可能造成人们感知上的不幸福。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幸福感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也是逐步扩充,涵盖了包括满足感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指数在内的5项一级指标和21项二级指标、47项三级指标。可见,经济福利只是五个一级指标中的一项,不能简单将幸福与财富挂钩。试想,如果每天治安混乱、环境差到出门就要戴口罩、走在商场就听到刺耳的脏话,就算坐拥巨额财富,也一定不会过的太顺心。
其次,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人们因为气候条件、文化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不同,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也就不一样。即使是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个体,幸福在他们心中也有着不同的标尺。也就是说,幸福并没有严格标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幸福观:妈妈们给孩子买到放心奶粉就觉得幸福、爱体育的人能有符合标准的体育设施锻炼就觉得幸福、老年人希望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就觉得幸福、外地务工人员能在当地给孩子找到一所好学校就觉得幸福、大学毕业生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就觉得幸福、爱卫生的人看着湖水不被污染大气足够清新就觉得幸福、上班族每天上班不堵车就觉得幸福等等。因此要解决幸福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创造能够满足不同幸福需求的条件,给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人给予不同的幸福动力,让没钱的能通过合法努力衣食无忧,让有钱的正确对待财富,给年轻人创造未来的土壤……不同的幸福观需要的是不同的幸福动力源,单纯的涨工资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不了医疗问题,解决不了异地高考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和交通拥堵问题。
总之,钱不是万能的。提高工资待遇,解决物质生活固然相当必要。但如果把幸福寄托在工资待遇的提升上,可能我们就离真正的幸福会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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