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随时随地抓新闻

李明原创港

我一直坚信：新闻无处不在。我一直在努力：随时随地抓新闻。

2011年12月初，我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之约，到海南省海口市讲课。除去讲课只有一天自由活动时间，就是这一天，我还采写了两篇稿件。2009年，我路过甘肃省甘谷县，到火车站时被告知：火车将晚到一个小时。在车站干等一个多小时？我不甘心，就到车站周边转转。就是这一转，让我回去写了两篇稿件：《甘肃省甘谷县一处珍贵的古民居亟需保护》《民居简朴古风存》。这两次经历，对我来说，不过是“故伎重演”“小菜一碟”！

我常在命题采访之余搞点“副业”，干点“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既抱西瓜又捡芝麻之类的活计，也常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像狗那样不断搜寻新鲜的气味，这倒让我常常喜出望外，每次出去，都两手不空。有时，“副业”竟超过了“主业”。

记得几年前我被抽调参加“建设新农村”主题采访活动并被任命为西北采访组组长。这是我继参加“三个代表在基层”“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之后，第四次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主题采访活动。同前几次采访一样，我又一次满载而归。由于参加这次采访的只有7家中央媒体，而中央电视台记者又是单独行动，我们的队伍也就更加短小精干（“落实科学发展观”采访活动有12家媒体、20多人参加），采访活动也就更加灵活，我也就有机会偶尔脱离队伍干点“私活”。

这次采访，我们西北组跨越5个省区，5月10日从北京出发，6月2日结束，历时23天。中宣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每个省区采写一篇，同行其他记者也都是“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很少有“突破”。20多天，奔波万余里，采写5篇稿件，花费近万元，我总觉得这代价对报社、对自己都有点“偏高”，我当然不太甘心。我的“韧劲”又上来了，看啥记啥，见啥问啥，有新闻点就抓住不放，有新闻价值就采写。过后一统计，我采写并发表的稿件超过20篇，其中有4篇被刊登在头版，有4篇被刊登在版面头条位置，有4篇被评为好稿（其中一篇还被评为年度二等奖），被转载也较多，有的竟被几十家网站转载。

首先，我要全力完成好“指令性”任务。虽然是“指令性”的，我也没有随意应付，而是尽最大所能采写好。“指令性”的主题宣传，要想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也应该有新意、吸引力、感染力。我知道，每个省区只发一篇，各方面都很关注，所以只能写好。特别是几家媒体记者一起到一地采访，着眼点不同、选题角度不同，就会取得不同宣传效果，也很容易分出水平高低来。我是采访组里唯一的“50后”，作为一个写过数千篇各类稿件的老记者，我也算是“久经沙场”了，但我还是不敢有丝毫懈怠。也许是看到我采访的细心和与众不同吧，某地陪同我们采访的一位处长不时流露出赞许的目光。有一次，他在采访间隙悄悄对我说：“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安排，我们西北组采访的首篇，就是整个采访活动（全国共分为6个采访组）的开篇。《光明日报》编辑部又把“开栏的话”交给我来写。接到这个任务，我的压力很大，一有空闲就琢磨，最终我写出了这样一段话：“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大地吐翠、生机盎然的季节……记者惊喜地发现，比自然风光更迷人的，是新农村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果、新气象，是各地干部、群众的可贵探索，是新农村的美好前景。”

有了扎实深入的采访，写稿就从容不迫了。我的《旬邑县农民生活讲“品位”》《庆阳香包富万家》《田间地头写辉煌》等内容充实、写法灵活、新颖生动的通讯，就这样鲜活地展现在版面上了。质量上不敢说有多高，但数量上算有突破了。

“规定动作”虽然下了不少功夫，但我自己更看重的还是“自选动作”。

敦煌，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同行的记者们都想顺路看一下，我早年参观过本不想再去，但我这个“组长”也不能抛开大家单独行动，只好陪大家又一次“故地重游”。我不愿白白浪费这段时间，就对同行的记者们说：“你们去参观洞窟，我找院长聊一聊。”谁知，进门竟遇到了麻烦，记者证也不太管用。最后，有关人员看到了我的记者证，居然还记得我，这才免费放行。有人开玩笑：我们的记者证都没用，就你的记者证管用！我要求与樊锦诗院长见面，院长秘书拿着我的记者证去请示，然后告诉我：樊锦诗院长同意见你。但她很忙，会谈不要超过20分钟！

出乎我的预料，樊锦诗院长不仅知道我，而且知道我多年前曾在甘肃工作过（1987年，我曾兼管过甘肃记者站）。这样，我们的会谈就在无拘无束、轻松自然的气氛中进行，我的采访也因此十分广泛、深入，樊锦诗什么都愿意跟我谈，20分钟的限制也就自动失效了。在3个多小时里，我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做了全面采访，也取得了收获。事后，我写出了5篇广受关注、被大量转载的新闻，其中，有两篇还被报社评为好稿，配图刊发的长篇通讯《让敦煌国宝有个“喘息”》竟占了半个版。

当天下午，我“故伎重演”，又甩开“大部队”单独去了敦煌市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丰富的馆藏文物和冷清萧条的景象，感到很意外。我马上请馆长提供近几年的参观人数并把它和每年来敦煌的人数以及参观莫高窟、参观阳关遗址的人数做出对比，为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太少感到十分遗憾。为此，我写出“记者来信”：《旅游别冷落了博物馆》，被许多网站转载。在更深入的采访中，博物馆两位负责人向我透露了从没有向外界透露的消息：我们发现了写有汉字的西汉麻纸！因为此前我曾报道过甘肃发现西汉纸（上面没有文字）的消息，所以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发现，我不仅要求看实物，而且一字不落地记下了上面的文字，对它的真伪、价值做了全面了解。因为要配照片，此稿拖了较长一段时间才见报。但它在《光明日报》头版一露面，立即产生轰动效应。中央媒体和甘肃省内的媒体争先恐后跟踪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至少报道了4次。后来，甘肃省文物局负责人在年度工作会议上特别对我的这篇报道给予充分肯定。这次博物馆之行，还有一个收获：被大量转载的《敦煌百年出土汉简超过2万枚》，只能算是“顺手牵羊”了。

晚上，我们参观敦煌夜市。我看到敦煌特色鲜明，街头处处洋溢着敦煌文化味，便又有了采写的兴趣，于是便边看边问，事后也写了稿子。在敦煌，当地还让我们参观了他们对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也许因为是“计划外”的项目吧，同行的记者们都没有写稿，但我觉得这事有新闻价值，还是仔细地询问、认真地记录，事后也写出了专稿。

在北疆伊宁市的一个村庄采访时，当地为了说明一个情况，特意请来当地畜牧师艾合买提·肉孜到场。我意外发现，此人在当地农牧民心中很有威望，很值得单独写一写（此人还是著名作家王蒙在新疆时的房东），就顺便对他进行采访，事后我为他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人物剪影”。

在青海湟源县采访归来路过青海湖，我看见路边有人在木杆上挂一个塑料袋向过往车辆示意，颇觉好奇，就向当地人请教。当地人告诉我：那是卖湟鱼的。怎么？青海湖不是全面禁渔了吗？这种状况，有关部门了解吗？我不露声色地采访，毫不遮掩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青海省一个山区村庄采访时，采访对象刚好不在，有关人员让我们等一等。我不愿浪费时间，就问村里人：这里有学校吗？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我来到村里的山根学校。在与校长、老师们交谈后，我又来到老师们的宿舍。当看见老师宿舍墙上挂着的一袋袋干粮时，我被强烈震撼了。我带着感情采写的通讯《带干粮住校的老师们》，如实地反映了这些山区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和突出贡献，《光明日报》把它安排在了二版头条位置。（作者是《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