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 --- 困难与挫折是一种礼物

亮剑一往无前

          我一生有三个梦想，一是跳芭蕾舞；二是做记者；三是做外交官，后两个梦想我都实现了。进入企业，虽然我没有想过，但走对了。
　　其实早在1987年，摩托罗拉就曾经邀请我加入，但因为我刚刚成为美国第一位被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女性，我觉得这份工作更具挑战性。
　　1997年，我加入柯达，担任大中华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当时柯达正在与中国的7家感光行业支柱企业谈合作，谈判已经进行了3年，却一直难以达成最后的协定。
　　一方面，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的故事吸引了我，他的英文名字是Eastman，“东方人”的意思。另一方面，摆在我面前的这项艰苦的任务激发了我的热情。
　　父亲曾经告诉我，困难与挫折是一种礼物，一条河流只有遇到阻挡的石头才会激起美丽的浪花。这些都培养了我追求挑战、享受挑战的个性。
　　我到柯达的第一天正好是元旦，第三天，我就从香港飞到汕头，加入柯达已经持续了3年的正陷入僵局的谈判。
　　一年后，“98协议”最终确定，中国政府对国内7家感光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与柯达合资，上海、天津、辽宁的3家企业在合资3年基建期内不与其他外商合资合作，柯达向中方支付资产转让和经济补偿费3.75亿美元。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项目。
　　“98协议”的谈判很简单，你要的在这里，他要的在那里，中间有这么长的距离，我必须想办法让距离缩短，只要两个圆圈有接触点，那么大家再求同存异。
　　所谓求同，就是要把双方共同的利益尽可能放大；存异，就是一定不能否定对方的利益。
　　我会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想问题，由于环境、文化、价值观、地域的不同，可能我做不到100%，但至少能做到50%，这总比做10%好，更比0%要好。
　　美国人做事讲究的首先是法，而中国人则讲究“情、理、法”，至少在我介入谈判后，我们是以“情理法”顺序去谈的。其实顺序不同，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当你从“法”入手时，事情就拧了。
　　协议签署后，当时的柯达首席运营官、后来的全球主席邓凯达比较担心中国政府不能遵守3年承诺。于是，我和邓凯达打赌。3年后，邓凯达找人送给我几张美元，表明他彻底认输。我和他的秘书说，邓必须在钞票上写上服输。
　　最后，邓凯达在五张100元美钞上写道：我输给了叶莺，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五张美钞被我裱起来，三张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央领导人，另外两张分别挂在柯达在上海和北京的办事处。
　　从2003年开始，柯达面临着向数码的艰难转型。当下有多少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沉浮挣扎；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因为不愿“伤元气”而日夜“忍痛对付”着？没错，变革是要见血的。难道不变革，就能不见血吗？能存活吗？
　　这中间，我们经历了亏损、出售业务、裁员等，经过漫长的等待，到今年底柯达的转型将彻底完成。其实，柯达最艰难的转变是思维的转变。柯达数码转型的最大障碍是(黄盒子)胶卷太成功了，成为很难改变的东西。
　　如果说柯达是艘大船，我就是一个浪漫的水手，我在寻找一个完美的风暴。此时，我正在风暴当中，我绝对不会弃船而逃。
　　如果人家问我：“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能够有自由的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有选择，那就证明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他心甘情愿要去做的。
　　柯达在中国是很新的一个公司，如何在西方企业的基础上融合中国文化的精华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柯达文化，这本身就要传承过去100年所走的路和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怎么样联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本身也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个联系的一条线就是我。
　　如果别人要问我，这十年中发生了哪些改变？我觉得是对人生的感悟变了。随着岁月增长，回头看以前做过的事情，和做事的方法，当然有时候觉得是很可笑的。如果重走一次，我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肯定会的！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