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造第一块中国芯

亮剑一往无前

              　经年以后，我坐着游艇，穿过金门桥，正对着的便是母校伯克利的大门。十年前，就是在这所学校，我拿到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三个学位,也成为伯克利建校130余年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毕业生。而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伯克利这样的学校才会发生，这里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有一丝不挂的裸体运动推崇者……它用自己兼容并蓄的开放与活力感染着这里的每一个学生，告诉他们，一切皆有可能。
　　习惯了象牙塔的我曾经以为自己未来的道路再清楚不过，就是像很多人一样，一辈子搞科研。直到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却因为回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日本。
　　在等待签证的7天时间里，无所事事的我在东京街头瞎逛。站在银座街区的路边，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离开中国时人们的工资仅有100多元，而有些国家会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股市？为什么有产业？穷国、富国、股票、企业、创新……人与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机器如何运转，国家机器又如何运转……无数的问题一时间充斥了我的大脑。我发现经济才是整个社会的推动力量，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学经济学。
　　于是，回到伯克利的第二学期，我便开始学习经济学。给我上课的两个老师拿到过诺贝尔奖。在这样的环境里，会让你有更广阔的眼界，让你敢于用诺贝尔的标准去衡量、评价别人的理论，让你敢于创造自己的理论。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我进入了IBM，在那里让我感觉到技术的魅力与巨大的推动力。后来我在SUN做CPU，我做过的芯片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桌上。
　　关于我的回国创业，我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母校伯克利大学的校长田长霖，他不仅给了我三个学位，还鼓励我回国创业，为我做了历史上个人家庭的第一笔风险投资。
　　那时候校长很忙，而我只是一名学生，为了找到合适的时间与校长讨论投资的事情，我专程奔赴香港，只为赶着与校长乘同一班飞机返美。在飞机上，我终于说服了田校长。其实田校长在此前从来没有做过风险投资，以他的收入，完全没有必要去做风投这样的事情，以他的地位，只要在硅谷呼吁一下便可应者云集。但针对中国而言，这次风险投资除了国家做一部分投资，我们还要募集社会上的资金，因此，校长个人的投资非常重要，那不仅仅是一笔投资，更代表着田长霖对于中国第一次风险投资的一种认可，对于未来采用一种好的创新机制的认可。
　　回首当年，为什么我能响应国家号召回到祖国，造出“中国自己的第一块芯片”？母校伯克利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学校附近，你可以看到百多年前歌颂美国西部精神的文学家杰克·伦敦的茅屋，正是这种精神，带动一个国家今天走向如此发达的阶段。这让我联想到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在西柏坡指挥大战一样的精神。其实，现在中星微的团组织、党组织还会搞组织大家去西柏坡类似的活动等等，这些一般民营企业很少去做的，但是我很注重这种东西。这是中星微打造人才团队的管理机制，这是中星微的中国特色，却也与世界文化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