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加薪之后

沩水云飞

富士康加薪背后的信号

　　据6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披露，短短5天之内，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科技已经第二次宣布加薪，董事长郭台铭有意利用这额外支出的50亿元人民币来“保障员工尊严，加快经济转型”。

　　应该如何理解富士康的慷慨加薪？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报道称，美国苹果等厂商将会进行让利，提升富士康代工费，以便于富士康改善员工工资。

　　但笔者认为，富士康更大可能将从其他途径去缓解加薪压力，同时，在各地政府频频宣布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它通过先行的方式，可以赢得主动。

　　就在媒体披露富士康第二次加薪的次日，富士康高管在香港举行的股东大会上否认了“客户让利说”，并声称鸿海才是苹果的代工企业，而富士康不是。同时值得玩味的是，其高管们还表示，将会把部分生产转向其他低成本地区，包括越南等地。

　　人们有权利将富士康高管的话解读为加薪之后的“无奈”之举，但那也是事实。据了解，自去年以来，受到生产成本压力的影响，已经有不少外商将生产基地从珠三角转至印度及东南亚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映了中国作为全球工厂的地位正在减弱。

　　这或许并不全是坏事，它使得中国的代工企业们不得不考虑转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可能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富士康连续加薪背后的经济信号。表面上看，这是一家企业的举动，可从另一个角度，却更应该把它解读为中国通胀压力的显现。中国政府2008年开始实施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对资产及服务价格的驱动效应已在2009年的股市、房地产、消费品等领域得到充分体现，而从全社会来看，员工待遇增长却极为缓慢，甚至处于停滞水平。众多行业近年来没有加薪，而在南方的一些省份，“民工荒”的出现部分反映出现实中加薪的要求。

　　并且，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富士康一举将员工待遇几近翻倍，此举无疑将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因为富士康是代工企业的领头羊，它的率先加薪会成为一个标杆，带动其他类似行业的薪酬上扬。在香港，一些港商已经开始担忧，在北京、深圳等地纷纷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富士康如此大幅度的加薪，将直接导致港商在东莞及深圳一带的制造业成本“水涨船高”。

　　让人更加担忧的是，由于这些中小港商无法与富士康这样的大厂相比，在全球制造业开始向其他新兴市场转移之时，这些港商要么转型，要么就得被迫离场。那么不论出现哪一种结果，都可能会出现裁员。

　　因此，在加薪之后，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二次触底，很可能就意味着一波裁员潮的来临。

（作者：陈宜飚  系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沩水云飞

加薪≠体面劳动

　　在经历惨痛的“职工跳楼”事件后，近日，富士康科技集团连续两次对外发布基层员工全体加薪的消息。

　　对资方来说，为工人加薪是一种姿态。正如富士康的管理层所说，加薪将让员工在减少加班的同时，也能增加收入，并拥有足够的休闲时间。这对于每天埋头高负荷劳作的工人来说，已是一个不小的安慰。

　　诚然，工人的体面劳动离不开合理的报酬，但体面劳动和劳动者的尊严却不是仅靠“加薪”就能实现的。一次具体加薪行动，有时仅如一片止痛药，并不是解决病根的良方。

　　在经济发展与用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更期待的是，在加薪之后能看到一个劳方与资方进行平等对话的常态化机制，而不是靠各种极端方式来获得的一次性“恩赐”。令人欣喜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在行动。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每个非公企业建立工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矛盾预警、应急机制等。

　　而作为企业主，更应该明白，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在保障员工物质供给的同时，也要重视员工的精神世界。只有真正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创造一个劳逸结合、生动活泼的企业文化氛围，为广大员工搭建行之有效的利益诉求平台，发自内心地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才是企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动力。

来源： 浙江日报

沩水云飞

富士康产业迁移或在预期之中：深圳厂招工渐稀

　　深圳厂招工渐稀，西部、北部的工厂仍在大量招募

　　“漩涡”中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深圳厂招工渐稀，而富士康在大陆西部、北部的工厂还在继续大量招募。富士康的产业迁移，或在预期之中。

天津厂“来多少要多少”

　　这是一段记者与富士康授权的劳务中介——重庆迅易劳务有限公司一名女士的对话：

　　记者：请问，重庆厂招工招满了吗，要多少人？

　　女士：招啊，快点来，数量不限。每个月8号、18号、28号直接拉到淮安。

　　富士康重庆厂招的人，怎么拉到淮安呢？她说，因为重庆基地还没建好，提前招募的人力，要先在淮安做培训，“到明年4月份，再拉回重庆”。

　　富士康科技集团人力资源总处王显峰上月表示，重庆园区已拥有2300多名员工，今年底，总数将达1.2万人。

　　富士康淮安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厂区，也在大量招工。淮安厂大约需要800人，天津厂给《第一财经日报》的说法是“来多少要多少”，并且透露，该厂要求男、女工的比例是3：7。富士康大陆最早的生产基地——昆山厂说法雷同。

　　“走我们这边吧，北京厂要招4000人呢。”电话里，服务于富士康的一家山东劳务中介人士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富士康上述工厂的招募广告内容，除了基本工资等有限信息外，几乎完全雷同。比如，年满16周岁、初高中﹑中专﹑技校生等等。

　　“你身体过关吧？”重庆那位女士似乎通过有意问讯强调招募对健康条件的要求。而杭州一家服务于富士康的中介人士则表示，原则上要求没有明显大伤痕、乙肝、传染病、心脏病的或精神病，“精神病肯定不要”。

　　各厂招聘广告中，有关富士康硬件设施的介绍文字几乎占一半。比如重庆厂尤其提到食宿洗衣免费，甚至说餐厅提供“南北风味的多种套餐、员工可各取所需”，厂区有足球和篮球场、溜冰场、游泳馆、网吧﹑电影院等。

　　但在富士康深圳连续两次宣布加薪情况下，上述厂区并无多少动静。比如，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基本工资仍是900元，加上加班费、绩效奖、改善奖、部门补助综合工资也只有1500元至3000元。

　　杭州厂较早时已从900多元提高到1200元。昆山厂几日前也达到了1200元/月，此前它也只有960元。招聘数量最多的重庆厂，其底薪仅为850元已远低于加薪后的深圳厂，后者底线员工10月后将为2000元。

　　上述山东中介人士坦陈，很多人确实在问，深圳加薪之后北京厂的工资情况，但目前他只能说加上加班费差不多1700元至1800元。这明显不及深圳厂基本工资。

“候鸟”何时飞？

　　深圳开始停招普工，而西、北生产基地却大量招募，遵循“候鸟”生存模式的富士康，是否在向西、北迁移？

　　两天前，本报曾就这一话题请教对富士康有着深入研究的中国消费电子产业链整合第一人李易。他表示，代工业朝内陆、北方迁移是个过程，由于它们在配套方面不太完善，不可能一夜之间搬走工厂。而且，富士康大陆各个厂的定位基本都有区隔，眼前的人力招募的多少与迁移并没多大关系，主要还是市场需求上升。

　　“这半年来，甚至到上个月，富士康的订单还在增长，戴尔下了单，任天堂也要下单。”他说。不过，他也强调，富士康加薪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有望成为产业迁移的一个催化剂。

　　同样是两天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教授对本报说，产业迁移一直在持续，但就目前来看，至少还得3到4年，大陆或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才能拥有相对完善的配套。他更强调就地产业升级的纵向模式，即依托华南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2317.TW)在大陆建厂已不是新闻，2005年至2009年间，每隔一季都会传巨资设厂的消息。由于它似乎很喜欢“10亿美元”的规划投资额，以至北方某市招商局局长对本报开玩笑说，郭台铭可能想不起来其他数字。

　　截至目前，尽管富士康深圳厂依然是其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但它在大陆的布局已相当完整，悲剧与加薪事件，虽然带来成本压力，但竞争对手几天来极为被动的反应，似乎让人感觉到，郭台铭更像是借危机事件重洗代工市场格局。

　　此外，即便单纯从生产布局来看，成本转移动作，也并不只有工厂转移，或在低成本区域直接建立新厂。这家巨头，早已采取了新的策略方式，即趁着原来的代工客户剥离制造业的趋势，直接并购，变相获得生产资源，并借机紧密捆绑客户。

　　此前多年，它曾收购了惠普澳大利亚工厂；去年9月，它收购索尼Baja California厂90%的股权(包括3000名工人)以及墨西哥液晶电视组装厂部分生产设备。去年12月鸿海再度宣布整合戴尔波兰厂。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沩水云飞

富士康加薪后即大量撤离 搅浑深圳代工薪水

　　“今天正式下了通知，我们要搬到天津去了。”6月9日上午10点，富士康龙华厂区G16栋研发部员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龙华厂区30万人共11个事业群，只留下2个利润高的事业群，而拥有10万员工的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厂区合并。

　　处于员工跳楼旋涡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最近并不缺乏轰动性新闻，先是率先给员工加薪30%，短短一周后的6月6日又宣布第二次加薪，且幅度更大。这还没完，随后爆出的消息则显示，涉及几十万员工的厂区合并迁移内地动作，让关注富士康的人应接不暇。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分析认为，富士康如此迅速启动撤离深圳搬至内地的计划如果是真，目的只能有一个：降低成本，尤其是在涨薪之后正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在富士康身后，众多深圳等地代工企业在迅速掀起的涨薪潮之外，撤离潮似乎同时在酝酿。

撤离深圳

　　“感觉世界变化太快了，昨天才听我们组长说有风声传要搬厂，今天就正式下通知明确了。”6月9日上午10点，富士康上述研发部员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们那栋三楼、四楼、五楼做惠普服务器的研发部将全部搬往天津，而相连的产线也将一同搬走，2个月后就要完成。而其他事业群除天津外，还将搬往山东烟台、武汉地区。

　　研发部一位副总对该部门员工的动员令是：“搬肯定是要搬，天津市政府官员下周就会来富士康做宣传，动员员工随迁天津，天津那边环境好，选址靠港口海边，不想去的员工先别着急，能调换部门的尽量调换。”

　　“听说龙华只留2个事业群，此前有11个事业群，而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产区合并，深圳只留利润高的事业群，如苹果的iPhone手机。”上述员工对记者说，已经忙完的产线现在就开始搬了，没有做完已下产品订单的产线做完后立刻搬。

　　“都没心思上班了，在深圳已经呆了三四年了，打算在这里成家，怎么可能搬走？”该员工无奈地告诉记者，如果能换部门就换，不然就只能离职了，不少员工都在打算辞工。

　　富士康观澜厂区行政部门一位员工则告诉本报记者：“暂时还没听说要撤厂与龙华厂区合并。”搬是可能搬，但是会不会撤厂不知道。“如果真要搬走，我倒高兴，深圳生活成本高，压力太大，在这里只能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蜗居，在内地却可以住100平米的大房。”

　　对于办公室员工来说，调换部门还存在可能性，但是对于普工，产线撤离，调换部门是不可能的事。观澜厂区抛光一组生产线的小王听记者说观澜厂区可能要撤离的事时，很惊讶，因为一旦产线搬走了，他们就必须走，选择离职或者跟随搬迁两条路。

　　记者联络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专员陈小亮，对方表示对此不做评论。

　　深圳开发研究院主任李津逵告诉记者，在山东的工厂，工人晚上都可以骑车回家，跟家人团聚，但在深圳却是很孤单的个体，所以久而久之会导致精神问题。

涨薪背后深意

　　富士康在6月1日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1200元，6月6日再次公布从10月1日起，对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000元，而加薪之后，又大规模迁徙，在外人看来，背后似乎含有更深的寓意。

　　中山大学研究加工企业的林江教授认为，提高工人工资是好事，也是企业应该做的，但这次涨薪主要是迫于员工跳楼和政府方面的压力，富士康工资在短时间内突然增长一倍多，正常企业很难做到，这对珠三角企业来说是一个噩梦。

　　“但在涨薪之后，富士康迅速撤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郭台铭先生的初衷，可能是想在撤离深圳之前先把水搅浑，因为富士康加薪，对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林江对记者猜测。

　　“不知道是怎么个考核法，也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加。”小王甚至对加薪表示了怀疑。

　　“转移到内地，普工工资就是按内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了，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920元，武汉最低是900元。”上述研发部员工告诉记者，他们办公室的工资可能不会变，富士康人力成本最高的主要是普工，转移至内地，将大幅缩减用工成本，深圳地区的加薪也就只是个噱头和宣传了。

　　但不管怎样，富士康带动的加薪潮，对工人、对深圳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是好事情。

　　“深圳产业是需要转型，但恐怕政府也承受不了突然的转型。”林江认为，一个几十万工人的工厂撤离，对城市发展影响很大。

　　“要求企业加薪，迫使工厂外移，长远来说，对珠三角是有利的，能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为什么之前企业没想过转型？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加工制造的钱很好赚，工人工资低，做的活也很简单，接到订单，找几十个几百个员工加工就能赚钱，根本没压力。”李津逵认为，城市历史性的转折，往往是由一些突发事件推动完成阵痛升级的。

引发蝗虫效应？

　　对于珠三角企业来说，涨薪是必须跟随的事，但搬迁却不这么简单，而摆在他们眼前最困难的不是涨薪，而是招工。

　　深圳意恒昌制衣厂邱厂长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厂有经验的普工去年基本工资是1200元，今年一来就加到1400元了，1100元的工资太低熟手根本不会干，现在公司员工还缺几十个人，没人就接不了大的订单。

　　6月9日，深圳宣布上调全市最低工资标准至1100元，宝安、龙岗区涨幅达22%。涨薪后，位于龙岗布吉的深圳市鹏基光电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刘建文立刻重新核算了成本，对大客户涨价，对小客户重新报价，看对方反应。

　　6月10日下午，刘建文就赶往他的客户天马公司，与他们谈涨价的事，他告诉记者，大客户还能接受提价，因为他们可以提高售价转嫁给终端，但小客户就麻烦点，短时间内还接受不了。

　　刘建文算了一笔账，他们公司员工350人，加工型企业人工成本要占总成本的40%-50%，按新的工资标准来算，一个月利润下滑了3.5%。“涨价是个阵痛过程，一提价订单可能就会减少，但不提，利润就会降低。”

　　对于加薪，东莞永达玩具厂老板韦柱明倒不在意，今年东莞工资早就涨了20%，让他最烦的是工资涨了也没人做，今年订单比去年多了三四倍，工厂年初就要招500人，到现在还缺300人，他们在广西的分厂也是招不到人。

　　“现在80、90后的小孩吃不了苦，不愿意来工厂做，都想去娱乐场所，东莞很多夜总会一个月工资至少是三四千，多的八千一万以上。”韦柱明说，随着服务业越来越发达，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渐渐消失了。

　　“搬厂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做玩具的，都需要喷油漆，搬到内地去，冬天至少有一个季度干不了活，因为温度太低油漆融化不好。”在韦柱明看来，搬出珠三角是很难的事。

来源： 华夏时报

沩水云飞

富士康加薪 皖企不会跟进  
业内人士认为我省企业对职工薪酬习惯“自然增长”

　　深受“跳楼门”影响的富士康，短短一周之内，两度大幅调薪，员工工资上涨幅度从30%提至66%。在全国多个城市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背景下，富士康加薪引发职场加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省亦受到波及，职场内涨薪猜想四起，不过，记者在对省城多家人才机构及部分企业调查后发现，虽然员工涨薪热情高涨，企业却习惯“自然增长”。

　　我省难现大幅涨薪

　　富士康连续两次大幅涨薪，自10月1日起，对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此举在职场如同地震，联系到此前，全国各地不少城市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我省企业会否给员工大幅涨薪？安徽招聘网CEO任沿海说“恐难出现”。

　　任沿海分析，富士康加薪背景复杂，首次加薪，是为“挽留及招聘员工”；第二次加薪则为“体恤员工生活，凝聚基层员工向心力，增强公司长期经营力”，正常情况下，企业加薪应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企业利润及员工付出等情况作出决策，但富士康加薪直接动力并非如此，因此其加薪之举可研究价值并不高。

　　我省企业会否效仿富士康大幅涨薪？对此，任沿海在与上百家企业打交道中发现，多数企业均明确表示“不可能”，理由是涨薪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实际，大幅增长工资，企业不仅无法保证正常运转，甚至连生存都有危机。

　　企业习惯“自然增长”

　　合肥市职业介绍中心方面介绍，从本地企业的加薪习惯看，即使好的企业，也不喜欢给员工“大幅涨薪”，多数企业均选择“自然增长”。

　　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口号下，目前，包括合肥在内的我省众多城市均在加速承接沿海等发达地区的产业项目，与沿海等发达地区比，我省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就是省城与沿海地区也有500元上下的差距，这也意味着，我省的众多企业目前均处于发展期，在企业处于“成长期”，薪资预期会形成两个反差，员工涨薪期望高，但企业因为难以承受，往往态度模糊。在此情况下，他们多选择对员工“慢慢加薪”。

　　一线职工有望加薪

　　富士康加薪虽然暂未影响我省企业的“加薪计划”，不过，对制造业企业来说，或将有冲击。省城人才机构前程无忧分析，鉴于富士康属于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工资在各地普遍偏低，受此轮加薪事件影响，职场员工势必对老板施加压力，制造业老板或会作出让步。 “不过，会否出现这种状况，现在仍难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各地高层陆续传递涨薪的信号，全国多个省市相继调高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江苏省最低工资从2月1日起上调超过了12%，广东省决定从5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21%，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则从960元上调至1120元。这也间接说明，受物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及经济发展等影响，各地一线工人工资水平偏低，亟待调整。

　　在我省，有关最低工资是否调整，官方尚没有明确的消息，不过，业内人士透露，在全国涨声一片的情况下，我省会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至于调整的幅度，则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不过，省人社厅已经明确，今年我省将酝酿增加一线职工工资，鉴于此，有人力专家预测，未来，我省职工工资将会持续“小幅上涨”趋势。

来源：安徽商报

沩水云飞

富士康事件引发厦门企业涨薪潮

　　日前台企富士康宣布大幅加薪逾六成，引起了众多企业和市民的极大关注。记者近日多方调查发现，其实不少厦企近来也相继掀起了一轮加薪潮。

　　本月起，厦门好又多开始为基层员工加薪；中国人寿厦门公司也首度开始对新招聘的业务员实行 “底薪制”。因把健身器卖给奥巴马而出名的美家龙，更是在年初就已将普工工资上调了20%多。

　　记者调查：近来加薪企业真不少

　　小陈在厦门好又多工作，此前他一直想物色一份新工作，不过近日却改变了主意。

　　“好又多从本月起开始涨工资了，一线员工的工资标准从之前的990元/月提到了现在的1200元/月，每月一下多了200多块钱。”昨日，小陈这样向记者解释自己打消跳槽想法的原因。

　　厦门好又多公关部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不过，该人士称此次加薪与“富士康事件”无关，而且加薪只针对部分基层员工，中层干部没有变化，“加薪的原因是最近物价持续上涨，好又多希望通过加薪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无独有偶，昨日正在厦门就业服务中心招聘业务员的中国人寿厦门公司一人事干部也向记者透露，大概从本月起，公司招进来的新业务员将实行“底薪制”，而在之前，保险业务员不设底薪，收入主要靠提成。这位人事干部称，这不仅在厦门的保险业，在全国的保险业中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

　　闻风而动的还有家乐福，家乐福方面表示，已经有为员工加薪的举措，还在近期举行了员工晋升活动等作为激励。

　　记者调查发现，正在厦门企业中迅速蔓延的这波“涨薪潮”，其实早在今年春节之后就开始出现了。

　　因把健身器卖给奥巴马而出名的厦门美家龙董事长于勇告诉记者，从今年年初起，为了解决“用工荒”问题，美家龙就已经为普工调过一次薪，普工工资从之前的1200元/月调到了现在的1500元/月-1600元/月，平均涨幅超过了20%。

　　银祥集团也在年初启动了涨薪计划，银祥集团总裁苏永裕表示，涨薪幅度则因不同岗位而有所不同。苏永裕笑称，银祥的薪资制度是 “与时俱进”，不希望在留不住员工后才想起加工资。

　　这些或只是眼下厦企“涨薪潮”中的冰山一角。

　　企业诉苦：生意难做实在没法涨

　　加不加薪，对于不少企业来说其实是个 “两难”：一方面，“加薪潮”正从珠三角向全国蔓延，政府近来也多次强调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员工要求加薪的呼声高涨；而另一方面，加薪力度太大，企业一时又承受不了。

　　美家龙是中国最大的健身器代工企业之一，其董事长于勇告诉记者，在代工企业中，原材料在成本比重中占比最大，大概占到60%，劳动力成本占8%-10%，其它占30%左右。代工企业的毛利润在10%-15%之间，成本控制较好的企业，净利润可以勉强做到5%，管控不是很到位的，净利润只有1%左右。

　　“如果加薪幅度一下子提高到30%以上，企业根本受不了。”于勇说。

　　让美家龙这样的代工企业左右为难的还在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很多代工企业的订单本来就“吃不饱”，以致为争取订单只能是逆来顺受，任人鱼肉。“客户根本就不可能像苹果公司那样，给富士康增加2%的代工费，帮助消化一部分员工的涨薪成本。”于勇说。

　　对于自有品牌企业来说，涨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苏永裕表示，如果没有把涨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就得通过内部消化，降低利润率；如果把涨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主动权在消费者，得看消费者买不买账，“消费者对于价格起伏从来都很敏感”。

　　面对这波 “涨薪潮”，不少厦企选择了观望。

　　“现在从糖到面粉、鸡蛋等原料，价格普遍上涨，而零售价不可能一调再调，很多涨价成本只能是通过加强内部管控进行消化，企业根本没有利润可言。”厦门一家知名台资烘焙企业则大倒苦水，“眼下是无力涨薪。”

　　在很多厦门企业看来，这几年来，企业实际上已经随着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给员工加了几次薪。2005年，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650元/月；2007年，这一标准提高到了750元/月；今年，这一标准又提高到了900元/月。

　　专家说法：涨薪已是大势所趋

　　虽说不少称无力涨薪的企业理由多多，但在涨薪支持者看来，给员工涨薪已是大势所趋。

　　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高级经济师赖明智以自己的经历算了一笔账：1992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公务员领到手的工资是190多元/月；国企稍高，可以领到200多元/月；而当时厦门三资企业普工的工资标准高的能有800-900元/月，低的也有500-600元/月。而近20年后的现在，公务员的普遍工资水平已达到5000-6000元/月，一些垄断行业的国企甚至达7000-8000元/月。也就是说，20年来公务员和部分国企的工资已上涨了30-40倍，相比之下，目前三资企业普工的工资标准多数还只有约1800元/月，涨幅仅3倍，甚至更低。

　　而上述台资烘焙企业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员更是向记者坦言，现在领到手的工资跟10年前相比，连1倍的涨幅都不到。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也在朝着对普工有利的方向变化，以前是求职难，现在是用工荒。在新格局下还用旧格局的工薪标准，怎么招得到人？”赖明智说，很多企业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让他觉得很不可理解。

　　在赖明智看来，现在很多企业员工实际上是“被涨薪”。虽说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企业经常是把最低工资设定为8小时工作日内对应的标准，员工要涨薪就只能通过8小时外的加班。

　　“涨薪的空间肯定是有的。”赖明智的理论依据还在于一组权威数据：大陆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仅为台湾的1/8，日本的1/12，美国的1/16。

　　据业内人士介绍，有些企业实际上在香港等第三地设立了负责“收单”的关联企业，然后再由关联企业以比接单时低得多的价格往国内下单。通过这种操作模式，隐瞒企业的实际利润。显然，在这种模式下，这些企业“无力涨薪”只是一种假象。

来源：海峡导报

沩水云飞

富士康效应：冲击台商版图

　　近日台湾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科技连续两次宣布大幅加薪。作为全球电子代工龙头企业，富士康加薪动作如此“猛烈”，其示范效应已经引起行业乃至全球震动。应该如何理解富士康的加薪？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只能忍受的“地震”

　　6月2日富士康宣布，深圳厂区一线作业员6月1日起将获得加薪，幅度超过30%。富士康表示，这是基于物价、生活费用上涨、集团整体经营状况做出的决定，此外，加薪将让员工在减少加班下也能增加收入，并拥有足够的休闲时间。

　　过去几个月，富士康深圳厂区接连发生12起员工跳楼事件。有媒体报道立即指出，加薪是富士康的危机处理方式。

　　然而不到一周，6日，富士康宣布再度加薪。若考评合格，深圳厂区一线作业员薪水将由1200元提升到2000元，增幅超过66%。

　　针对富士康薪资连二涨，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解释，以前鸿海在拟定薪资结构上，走的是跟随者（follower）路线，多半依据市场平均薪资再做微调，但第5跳后，我重新思考，发现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这件事后，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平希望可以与国际级的企业比美，让鸿海真正成为一个“愿意付得起高工资的领航者”。

　　郭台铭还强调，“鸿海调薪做的是符合潮流的事，调薪绝对是健康的”，“与其一次调一点，还不如一次涨足，反倒有助于凝聚向心力。”

　　富士康大举加薪在海峡两岸掀起波澜。

　　电子代工劳动密集，利润微薄，富士康是业内龙头企业，工资涨幅逾倍，势必给其他在大陆的同行，特别是台商带来不小的加薪压力。岛内有人形容，这是欧元贬值冲击之后，另一个不可控制、只能忍受的人为地震。

　　受富士康加薪压力影响，全球最大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冠捷科技已宣布，今年下半年，将再加薪15%至20%。该公司已在今年1月上调大陆员工薪资15%。

　　然而，一堆口袋不深的台资和外资企业极度紧张。近年来，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连连，现在若比照富士康大幅提薪，企业吃不消，若不提，恐怕招工困难人才流失。

　　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向媒体透露，最近深圳台资企业老板有在一起讨论加薪事件，大家认为，加薪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一下子抬高，否则承受不了。他表示，深圳地区员工的基本薪酬涨到1200元，企业尚能承受，但涨到2000元，工厂就没有财力跟得上了。

　　产业调整箭在弦上

　　全国台企联会长郭山辉近日在北京表示，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人工成本上升，台资企业势必要加薪，只是幅度速度不能太大太快，以10%为宜。

　　有大陆权威媒体评论也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必然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这可能构成负担，但也会吸引到更多务工人员。同时加薪也可以“倒逼”企业技术革新，创新管理，实现产业升级。

　　如此看来，富士康加薪有“顺势而为”的意味。

　　富士康顺势而为的，也包括公开下一步的发展计划。6月8日，郭台铭向媒体开放鸿海股东大会。他在会上表示，富士康将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发展无人生产线；至于劳动密集型、自动化程度较慢的工作，就迁到中国中西部，这些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做了。

　　生产线西进和产业升级都是台商面对人工成本上升，进行产业调整的手段。

　　英业达替惠普代工笔记本电脑，董事长李诗钦对媒体表示，富士康加薪事件爆出，工厂将加速移往内陆，英业达重庆厂区的建置顺利进行，估计11月即可进入量产阶段。

　　在大陆雇有3.5万名员工的全球最大电脑键盘制造商群光，也准备前往重庆觅地建厂。该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吕进宗告诉媒体，人工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我们当然会受冲击，但是要赶快调整。

　　将生产线复制到西部毕竟是被动做法。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院长陈明璋向媒体表示，台商必须体认，转型升级是不得不走的路。企业应该早下苦工夫，不断创新产品，这样既能摆脱微利的压力，又能创造价值，自定游戏规则。

　　《联合报》文章也指出，台商不能再因循走老路，大陆不再是低制造成本的生产基地，不再是不要求环保，不再是重资本家、轻劳工权益的地方。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副主任朱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富士康加薪引发的群体效应，将推动包括台商在内的企业应对人工成本增加，加紧谋求产业升级，加速我国产业结构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的进程。

　　留下还是回流
　　
　　除了“西进”，台商“回流”也是此次加薪事件凸显的话题。

　　日前，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向岛内媒体表示，富士康加薪意味着大陆生产成本不断上扬，在成本考虑下，未来三五年内，台资电子工厂离开大陆将不可避免。他表示，公会将推动台湾电子业“南进策略”，率台资电子工厂前往印度、印尼、越南等其他生产成本更廉价的地区。

　　另外据岛内媒体报道，目前有意回台投资的电子企业至少有3家，就连鸿海集团也要岛内经济主管部门协助寻找新厂址，发展高阶生产线。一时间，台商会否大批回流成为岛内舆论话题。

　　6月10日，台湾裕隆集团总裁严凯泰在“2010台湾浙江经贸文化合作论坛”上表示，企业的经营不是只看薪水而已，外界最近一直在讨论大陆员工加薪潮，认定台商都该撤离大陆市场，这种论调“很肤浅”。他还说：“市场还是在那边，大家还是要在那儿立足……怎能说薪资变高就要撤退了？开玩笑嘛！”

　　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黄茂雄也表示，现在台湾的薪资还是比大陆高，他不认为大部分台资企业会回流。

　　有岛内经济主管部门官员也对媒体说，大陆台商要回流台湾，就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否则就没有回台设厂的必要，因为岛内人工仍然高于大陆，在岛内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竞争力。

　　朱磊告诉记者，因所处行业不同，台商针对回流，反应不一而足，但是回流岛内绝不会成为主流，因为岛内除了租税轻以外，缺少其他优于大陆的投资条件。他还认为，劳动密集型台资企业加速向大陆中西部布局是必然趋势，那里的投资环境要优于越南、印度等地。

　　两岸经贸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依存度可谓越来越高，大陆市场占台湾出口的四成多，岛内上千家上市上柜公司几乎都有在大陆投资设厂，不少企业的大陆出货比重早超过公司的五成以上。岛内舆论指出，“富士康效应”引发的波涛，将如何冲击与改变两岸经济形态、台商版图、甚至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消长，值得各界关注与及早因应。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沩水云飞

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



　　富士康事件深度思考·加薪

　　富士康事件掀起了中国新一轮加薪潮。今年以来，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0%以上，出口制造业地标性企业富士康等公司大幅提薪引发世界震动。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企业加薪的背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随着富余劳动力的减少，中国已触及“刘易斯拐点”，来华投资企业已意识到“世界工厂”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天堂”了。

　　沿海企业普遍涨薪

　　中国的薪资水平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人们认为富士康30%的工资涨幅并不大。但是，富士康加薪直接带动了沿海地区工厂的加薪潮。今年中国各地已有十多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湖北、宁夏、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上调幅度超两成,上海、浙江和广东的最低工资，已超过千元人民币。

　　不管此次中国企业加薪潮到底能给员工带来多少福利，可以肯定的是，一直被全球认为“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法国电视1台援引法国奥弗涅大学学者勒纳尔的话称，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提高是大势所趋，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西方应适应“中国制造”不再便宜的新情况，而中国也正试图在诸如新能源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以尽快摆脱单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争取出口优势的局面。

　　“世界工厂”不再廉价

　　刘易斯拐点：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

　　中国上一轮经济发展无疑要感谢廉价的劳动力。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生育高峰期，这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优势集中爆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的富余和廉价吸引了全球各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也直接将中国送入经济高速增长快车道。

　　不过我国人口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数据表示，2005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数量一直略微超过职位数；而这个情况在2010年出现逆转。现在工作机会多过工人总数。

　　富余劳动力的减少最先让沿海企业感受到了。“民工荒”让企业经常抱怨找不到农民工；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抱怨企业给出的薪水过低。

　　薪金水平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更大部分地反映了“80后”、“90后”的中国农民工是区别于“70后”的。

　　国际企业是否撤退

　　中国工人涨工资牵动着全世界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链条。有专家指出，由于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工厂”加薪潮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实力不济的企业可能将遭淘汰，全球将引发消费品价格提高。根据分析师预估，按富士康深圳厂区约45万人计算，如果薪资由900元大幅调升至2000元，每个月约增加5亿元成本，等于额外吃掉1/3的获利。外资企业会不会因为中国劳动力告别廉价时代而撤退，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呢？

　　美联社预计，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不得不把业务搬到越南等低人力成本国家。印度媒体也表示，中国的工资上调可能对印度有利。在中国沿海地区设厂的外资正考虑向印度等地搬迁生产能力。

　　不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表示，外资看重中国的几点因素并未改变。首先，63%的外资看重的是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其次，中国相关产业配套比较完善，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在中国都能找到很好的支持渠道。最后，中国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每年，中国有600万的大学毕业生，此外还有大量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

　　经济转型必经之路

　　针对这轮中国企业加薪潮，全球发出更多的是赞同的声音，认为中国农民工若有更多工资进账，将会带动中国的消费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许多专家认为，给工人口袋中放入更多钱，将会促使他们尽快转变成消费者，也加快中国向进口市场迈进。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严瑾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它将开始推动消费开支。”

　　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如何从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结构？如何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那就是老百姓兜里有富余的钱，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工资是硬道理。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制造业发展。美国、日本都曾经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制造业的优势很可能会被其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所取代，但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合理化则将成为必然的路径。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外国媒体的赞同。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个分水岭。涨薪潮注定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瑞士《视野报》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较高的工资对中国也是重要的，这可以推动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沩水云飞

富士康之后的“汛期”预报

　　6月1日，富士康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1200元，6月6日公司再次公布从10月1日起将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000元。从900元涨到2000元，最低工资已经涨了一倍多。

　　乍看起来，富士康已经非常慷慨了。但是，富士康上调的仅仅是深圳地区员工的最低工资，其在国内其他地方也都有厂，这些地方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大多低于深圳。据估计，此次富士康加薪，每年需要增加的支出不会超过38亿元，还不到其营业总额的1%。据传，富士康可能会考虑向内陆地区迁厂，因为那里的基本工资比深圳低很多，这样一来，深圳的加薪就不过是虚晃一枪了。

　　富士康真加薪也好，假加薪也好，事实自有定论。问题在于，富士康是初春坚冰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纹，是初秋飘然而落的第一片黄叶，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天气要变化。或许要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才能真正看清楚，这里原来是季节变换的交界。

　　富士康事件将带来一场加薪的浪潮。

　　理由很简单，内地农民工的工资，早就到了该加薪的时候了。与沿海出口企业农民工做出的巨大贡献相比，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极其微薄的。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小时工资大约为18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每小时6美元。德国西部工人的工资为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墨西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也达到了每小时4美元，而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多连每小时1美元都没有。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80%。农民工的脊梁，支撑着日益“畸形”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赚的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大量的中国企业依赖低工资、低利率、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彼此之间为压低价格而杀红了眼。这是恶性的“竞争”，也是竭泽而渔的“发展”。

　　富士康事件宣告，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悄然的变化。新增加的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为主的“民工二代”。

　　第二代农民工首先在数量上开始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不可攀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其次，很多“民工二代”自幼跟着父母进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工作的条件、未来的期待，都和其父辈、兄长很不一样。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泡在网上，能不能上网，会成为他们找工作的必选条件之一。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们比较容易就可以预测到，从长期来看，这将引发哪些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货膨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多来自于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胀病。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沿海的企业有一批会转移到内陆地区去；另外一批沿海企业可能会移师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走就走吧，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所有这些故事都将缓慢地发生。从近期的形势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富士康事件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陷入一个雷雨不断的“汛期”。

　　要求加薪会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毕竟，这是被压抑了多年的正当需求，一旦被点燃，势必会迅速蔓延。由政府主导，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很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不高。而工资提高了，福利是否也要提高？除了低工资，社会福利匮乏可能更令劳动者忧心忡忡。农民工市场或许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劳动力市场。凄凄惶惶的农民工兄弟们，在经济周期的风雨飘摇中动荡不安。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令人猝不及防。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最近数年，由于招工机制、劳动力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农民工的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

　　在浙江等地调研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工主张权利的时候，往往是来一车人，讲的是同样的方言。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经解冻，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现凌汛。所以为了避免洪水泛滥，引导河水浩荡东流，建立起能够担当劳资谈判中介的工会组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如何寻找更为彻底的破解之道，恐怕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做出反思。

（作者：何帆 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