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孟非回忆印刷厂工伤经历：手卷进滚筒 几乎残废

马兵

       《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日前推出。孟非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当年在印刷厂的工伤经历。当时他的手被卷进滚筒，差点就残废。治疗时指甲被连根拔出来，“疼痛足以铭记终生”。养病期间“唯一的收获”是学会了打麻将。

　　以下为该书内容节选。

　　孟非：在印刷厂遭遇意外几乎残废

　　在印厂的日子虽然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那时我谈恋爱了，日子也算是有奔头，但一次工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报纸已经印好了，下班前最后的工序就是擦洗印刷机。当时我正在用棉纱蘸着汽油擦滚筒，可能是太疲惫了，一没留神，抓棉纱的左手和按点动键钮的右手没有配合好，机器转得快了一点儿，我的左手没来得及抽出来就被棉纱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

　　我大叫了一声，旁边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同事马上发现出事了，立刻围拢过来。看到我的手夹在了机器里，稍有经验的印刷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很多大的印刷厂里都有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老工人。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快被喊过来了。

　　我们厂里的印刷机是北人生产的一种轮转印刷机，印刷机那两个只能容纳两张报纸厚度的钢滚筒之间夹进了人的手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经过简单勘察，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我的手从滚筒里退出来必须让滚筒倒转。偏偏那台机器从引进到我们厂之后，就从来没有倒转过。如果要倒转，必须脱开机头。我至今也搞不清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反正在厂里那会儿还没有人干过这事儿。

　　于是，我的手还夹在机器里，一帮技术骨干在机头那里开起了技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到底怎样脱开机头，把小孟的手弄出来。我印象中大家发言还是相当踊跃的，一些插不上嘴，更插不上手的工人便在一边不断安慰我，问一些“疼不疼”之类的傻话。技术研讨会的时间似乎不算长，但是对我来说每一秒都是漫长的煎熬。说实话，手夹在机器里的那几分钟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只知道出事了，而且不是小事。研讨会很快结束，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组长冒着极大的压力亲自操刀，终于脱开了机头—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如果操作不当，我的手将被机器继续往里拖，整个手就残废了。万幸，夹住我手的两个滚筒终于倒转起来，我的手顺利地从钢滚筒里抽出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手上还裹着棉纱，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好奇地掀开棉纱去看。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已经翻开，皮开肉绽的，竟然没流血，白森森的，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边上立刻有同事扶着我从机器上下来，快步往车间外走。我恍恍惚惚地，脚下软绵绵地，捧着受伤的左手刚走出去几步远，被轧伤的手指指尖血噗一下喷了出来，就跟电视剧《天龙八部》里段誉那六脉神剑的特效差不多。看着血喷出来几米远，刚才挂在机器上没有感觉到的疼痛感像压抑了很久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报复性地袭来。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指尖皮开肉绽的地方止不住地往外喷。天不绝我—我们厂唯一一辆卡车刚出去送报纸，因为驾驶员小李忘带驾照，回厂里拿，正好碰上了我出工伤。厂长立刻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纸先别送了，先送伤员！

　　我躺在卡车的后座上，同事举着我的胳膊，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们就用纱布紧紧地扎住我的手腕止血。事后听司机小李说，他当时是打着双跳灯，一路闯着红灯向最近的一家医院狂奔的。很快我被送到了南京城南的一家医院，那一路上的剧痛让我几乎要昏过去。同事去找医生的时候，我被放在抢救室门口的地上—凳子上都坐着人。一个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年轻人，举着血淋淋的手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现在回想起这一幕多少还是有点儿心酸。

　　进了急救室之后，医生开始清创，最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所谓清创，就是清理伤口，让大夫看清楚受伤程度。那时我两根手指的指甲盖已经完全翻开了，伤口处血肉模糊。大夫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钳子夹着翻开的指甲，把我两个指甲连皮带肉，连根拔了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直接昏厥过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我记得大夫好像对我说了一句：“有点儿疼，忍着点儿。”我很想问：把你的指甲连根拔出来而且不打麻药只是“有点儿疼”？

　　接下来，大夫扯了一大团医用棉花蘸满了酒精擦洗我的伤口。我的手指那时已经完全没有皮肤了，再碰上酒精，再加上大夫反复使劲地擦，我又差点儿昏死过去。两个同事拼命按住我的肩膀，那种疼痛足以铭记终生。我的汗如黄豆般往下滴，真是咬碎了钢牙。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江姐！竹签钉进她手指的感觉，我已经有了差不多的体验。打那以后，江姐成了我最敬佩的革命英雄人物。等到一切结束，我从抢救台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托盘—足足一盘血！

　　厂里当时要通知家属，这是我们厂第一起工伤事故。陪我到医院的是我的组长，他问我：“你爸呢？”

　　“出差去了。”

　　他又问：“你妈呢？”

　　“也出差了。”

　　再问：“你有个哥吧？”

　　“当兵去了！”

　　司机小李问：“你不是有对象吗？”

　　我说：“对了，通知她吧！”

　　那会儿已经是夏天了，很热。当时她在鼓楼上班，据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就傻了。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厂里。为什么不是赶到医院呢？因为大夫包扎完伤口之后就让我回家休养了。我的组长问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说：“回厂吧，我自行车还在厂里。”他们就真把我送回厂里了。

　　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当然我的姿势是一手扶车把，一手举着—如果不举着，血往下流的时候会更疼。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没用。我跟我女朋友干脆上街看电影。我记得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连续看了两场电影，什么内容完全记不得，一句台词也没听进去，只有疼痛。回家后，那一夜无眠，因为我不能举着胳膊睡觉，而手一放下来疼痛就会加剧。

　　过了两天，我妈出差回来，见了我这副模样，难过得死去活来。我还要装出很淡定的样子安慰她：“还好，没有残废嘛。”

　　我在家养伤期间，同事们纷纷前来慰问，送的东西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水果罐头。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为了陪我解闷，教会了我打麻将—这是我工伤期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

　孟非：我在印刷厂里的日子

　　当印刷工干的自然是体力活儿，而厂里最重的体力活儿不是印报纸，是卸纸。

　　每个月厂里都要进新闻纸，一大筒一大筒那种，我非常熟悉，小时候在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生活时经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辆平板大卡车开到车间门口，上面整齐地堆着一筒一筒的新闻纸，车屁股对着车间大门。每筒新闻纸都有大几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纸筒从车上卸下来，再推到库房里去。

　　当时我们用的有三种新闻纸，最差的是江西纸，印报的时候特别容易断，一断就要停机重新穿纸，然后重新开机，非常麻烦，我们最恨用它；比江西纸好一点儿的是福建南平纸；最好的是进口纸，纸质好，几乎不用担心断纸的问题。每次印报的时候厂长都让我们三种纸搭配着用，进口纸用得最少，印出来的都送到机关，江西纸印的都送到外地和农村。

　　卸纸这事儿真要一把子好力气。两块木板斜搭在车斗上，两个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闻纸撬下来，其他人在车下面等着，等上去的人把几百斤重的纸筒从车上轰的一声撬下来，底下的人必须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着。纸筒从车上头滚下来，冲击力太大，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则很容易被砸伤—那么重的纸筒要是从人的身上压过去，那人估计基本就被压成相片了。纸筒被撬下来后，还要一个一个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让这些纸筒拐弯儿是最费劲的，几个来回下来，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纸后，晚上回家吃饭拿筷子手都在发抖，过了很久才恢复。

　　相比在下面接纸，在车上撬纸更需要力气。一般我们都是轮流上去撬纸。撬纸要拿着很粗的铁撬棍，插到两个新闻纸筒中间，把上面的纸筒撬起来然后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纸，撬棍插进去之后我两腿都悬空了，也没把纸筒撬起来。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个叫吴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车一把把我拉开：“滚滚滚。”说着他接过撬棍，用力一扳，纸筒轰地滚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团。由于卸纸这活儿非常累，所以每个月只要有卸纸的活儿，工资里都额外有二十块钱补贴。

　　除了卸纸，卸石棉网的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纸一样，但是因为运石棉网的卡车太宽太长，开不到车间门口，我们就要从坡下面的厂门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网背到车间去。和纸筒相比，石棉网的分量轻得多，但也有好几十斤，而且体积很大。运货的人在车上，把石棉网一包一包往下推，我们就在车下面弯着腰用背接着，然后背着石棉网去车间。因为石棉网的体积大，我们必须把腰弯得很低，手才能比较省力，否则托不住。

　　其实，背石棉网远没有卸纸那么累，但它却让我对体力劳动有了一个深刻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背石棉网的时候，工人们身体呈现出的姿态给了我强烈的刺激。那种身体的姿态让我想起了《东方红》里在旧社会上海滩的码头上，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船上卸货的劳工。我们干的活儿是一样的，连身体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边上没有人拿着鞭子抽我们。想到这里，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头。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