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大，为何放不下一张“婚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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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昂    背井离乡导致夫妻分居；年少离家伴随生理压抑；不少青年农民工难寻伴侣，即便找到了“另一半”，双方也难以在谋生的城市安放下一张“婚床”——两会虽然已经结束数日，农民工人大代表刘丽曝光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却还在被持续热议，并引出更多话题……
生理需求实乃人之基本需求，当漂泊异乡为异客，缺少必要的心理生理安慰，人对本能需求的满足则容易超越道德伦理。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去年我国有八成外来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释放。有的农民工性压抑时难以入眠，不少人用酒精麻痹自己，或者采取“讲黄色笑话”、“性幻想”等方式疏解，也有些人谈“临时朋友”甚至做“临时夫妻”。
与其对“临时夫妻”进行道德苛责，不如去设身处地想一想，除了做“临时夫妻”，他们事实上已经没有其它更多的选择，在城市里安放下一张安稳的“婚床”，对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有限的农民工并不容易。
农民工的“性福”问题，暴露出农民工社会文化生活的匮乏：一些产业园区，只见厂房和宿舍，鲜有文体娱乐设施，不正常的加班，让农民工难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从事社交活动；一些城市产业单一化，外来农民工性别比例并不均衡，如纺织厂里的女工，不出厂区鲜见男工身影，建筑工地上的男工，难遇身边的好姑娘；除此，一个企业园区里的农民工，往往来自于不同省份，不仅人员流动性大，互相之间文化差异也较大，他们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尚且困难，更别说在陌生的城市里成功牵手了。
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部分地区城镇化质量过低造成的。农民工远离亲人与故土，奔赴异地打工，是因为在本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用人单位无法提供与发达地区企业相匹敌的薪水，或者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实现人生价值和个人梦想的舞台，社会和文化生活也不如沿海省份一样“多彩”。可惜的是，异乡城市的安居大门，却难以为他们完全敞开，如果连安放“婚床”的空间都没有，谁又敢去谈一场安稳的恋爱呢？
解决农民工的生理压抑乃至“婚床”问题，关键在于消除都市的“玻璃门”。企业能否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产业园区能否组织联谊活动？地方政府能否提供必要的机制保障？
当然，城镇化并不等同于城市的无限膨胀，因为任何一个城市的承载能力皆有上限。目前，一些沿海大型都会圈的人口承载能力已经到达顶峰，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远远低于国际严重缺水标准，北京的人口数量早在数年前就已突破2020年的规划上限。而一旦发达地区的落后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这些地区部分从事低端产业的农民工则可能利益受损。
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创造更多让农民工融入本省城市，融入中小城镇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也可以为农民工成为市民创造更多现实的可能。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也倾向于在故土就业。以务工人员流出大省陕西省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该省过半农民工将来打算在本地就业。
倘若有一天，农民工在自己的原籍省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且当地在相应机制上为农民工的“城市梦”保驾护航，那么，农民工的“婚床”梦，还会遥远么？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