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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福生
文革期间，市面上使用的信封处于无规范状态：既有专门的印刷厂生产的信封，也有个人手工制作的信封；既有大多数人使用的竖排信封，也有少数人自行创造的横排信封。彼时，邮电局的信箱里，各色信封鱼龙混杂，无法形容。从1978年至1982年期间，我就先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报刊杂志的来信几十封，包括《工人日报》1979年7月23日，用订书钉封口（后来绝不允许）、盖上“国内邮资总付”邮戳的回信。但其中两封我最珍爱，那就是徐州市文联给我邮寄、邮资为一分五厘，两个用旧报纸糊的信封。
一封是1982年2月，市文联传达胡乔木同志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委员会茶会上的讲话和省文联召开的各地、市文联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的通知；另一封是同年4月，徐州市作协通知我参加由徐州市师范学院讲师徐荣街主讲的诗歌创作讲座。后面加盖了“徐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公章。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痕文学”正处在鼎盛时期，《上海文艺》《新港》《文艺百家》等新老杂志如雨后春笋，尽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文艺复兴景象。多年受到迫害的作家们纷纷复出，《班主任》《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受其影响，我们这些插队知青中，有许多业余文学爱好者，也不知不觉拿起早已生疏的笔杆子，诉说着心中的感受，成为全国各地几百家大小杂志的撰稿人。
记得我创作的第一篇文学稿件为“老白的前世今生”，小说描写了一个老学究的悲惨遭遇，约3000字。写完之后投给云南省个旧市的《个旧文艺》。庆幸的是当时邮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稿件”，右上角剪个三角口即可。可悲的是用手誊写稿件，又不能垫复写纸，怕被怀疑“一稿多投”、发现即进黑名单。只好点灯熬油，边誊边修改，一篇稿子抄来改去要花费好大力气。但最可气的还是退稿，你累死累活，绞尽脑汁的创作，编辑看你不顺眼，多日的辛劳，往往几个字就给枪毙了。好在我的稿子发出不到半个月，一个姓张的编辑来信，与我交流稿件，说修改后准备刊用，这让我十分惊喜。虽然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发表，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收获。因为编辑给了我不少中肯的意见，让我进步不小，因此也鼓起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那时，我的工作很繁重，可我还是坚持笔耕不辍，直到我的不少文学作品相继刊登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现在，我依然感激那位未曾谋面的编辑老师。
后来，我和一大批文学青年一样，被吸收为徐州市文联会员，成为文革后本市首批文学青年。因此，文联的许多活动都通知我参加。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原始信件，也就成了我的珍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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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3 16:47:06
发表于 2013-4-13 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