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沩水云飞

“没有最难，只有更难”，这是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感受；“复杂严峻”，这是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眼中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

一年一届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究竟有多大？可能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各方出台的统计数据是有，但是大学毕业生们都知道，那是“哄上面”的。只有一点大家公认，这就是，“为母校丢脸”的人会越来越多。

201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不用说，今年也就成了“史上最难就业年”。据北京传来的消息，今年北京高校毕业生有22.9万人，截至4月19日，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仅为28.24%。而来自广东的信息表明，到4月底，广东2013届毕业生签约率仅为30%，较之去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

或许正是因为早就预想到如此糟糕的就业形势，自言“为北大丢脸”的两位卖猪肉的毕业生不久前被请到母校为师弟师妹们讲就业感受；不少回家当农民的大学生也成了另类就业楷模，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为大学生们讲解新的择业观。

大学毕业生就业已非一日之寒，教育部自然年年都在开药方，那么，教育部今年开出的“挖潜”药方能解决问题吗？我的回答是：不能。以我向来乐观的估计，这一次我也不能不悲观地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是一个历史性难题。

如果过去的失业还可能是你不想就业，那么未来的失业可能真是没法就业。知识经济时代巨大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周期下行段的偏低就业率，都使失业变得触手可及——而落后的教育体制不过是雪上加霜。

劳动生产率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少，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失业率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如果说，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那么，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工业化时代，社会需要大规模的产业工人，农民也就变成了工人，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都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不做农民了，就做新职业：电器修理工、胶印工、食品化学家、摄影师、网页设计师等等。

只是，这一次科技革命和上两次有着巨大的不同。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大型生产工具的出现，劳动生产率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地提高，我们不能做的，有机器人做；我们不愿做的，有机器人做。车间不见人，战场上不见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典型景象。

那么，我们做什么呢？有人乐观地说，机器人会抢我们的饭碗，但也会给我们制造饭碗。不错，在整个产业界，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定会比以前多得多，但是和庞大的产业工人基数相比，这种劳动力的增长太微不足道了。三星集团以22万人创造了韩国名义GDP的五分之一，美国苹果公司以6万人创造的现金流相当于越南一个国家的GDP，难道你还不能从中看出些什么？

第三次科技革命势不可挡，许多人失业一样势不可挡，问题只在于，面对这一即将来临的崭新社会，我们作好准备没有？在不远的未来，那些闲逛于街道的人和“宅”在家里的人干什么呢？至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经济的发展不会是一条一直向上的直线，在增幅较小的常态下，不低的失业率似乎难以避免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到1971年其GDP达到10634亿美元。从1979年到1985年，美国GDP增长率在负值与4%之间浮动；1985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国GDP增长率一直在4%左右；2008年后，GDP增长率曾下探到2.5%；2010年，实际GDP较上年增长2.9%；2011年，实际GDP同比增长1.7%。

从经济发展与失业率的关系来看，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失业率会相对较低，上世纪60年代，欧元区各国的失业率均在3％以内。而在经济增幅常态下，失业率相对要高一些，1985年到1995年，美国失业率都在5%-10%之间，此后直到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9%-5.8%之间。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失业，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7.7％，但如果算上0.6％的放弃寻找工作者、0.9％的“略有就业”（指短工或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就业）者和5.1％的兼职劳动者，美国真正的失业率是14.3％。也就是说，每7位潜在全职雇员中就有1人无法挣到适当的最低生活工资。

中国的失业率虽然统计的只是城镇户籍居民，但仍与经济发展呈反相关性。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1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是9.91%，其中GDP增长最高的年份是1984年，为15.2%，最低记录是1990年的3.8%。与之相应，1985年失业率历史最低，为1.8%，1989年和1990年失业率从此前连续几年的2%攀升到了2.5%以上。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2010年，中国的失业率连创4.2%和4.3%的新高。

最发达地区上海、北京、广东此前的GDP增长速度一直在10%以上，而去年则分别仅为7.5%、7.7%和8.2%。与之相应，失业比例也开始上升，只是限于这三个地区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失业比例没法准确统计。但大规模裁员的信息不时见诸报端，仅最近几个月，比亚迪和中兴通讯的裁员都在万人以上。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经过30年高速发展之后，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粗放式的增长已不可延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成当务之急。而转变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付出的就是这种成本。

教育体制未改，用人生态已变，大学培养的货不对板的毕业生人为推高了失业率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高，除了与上述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周期有关，还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我们从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计划体制下的刻板教育，与市场条件的企业用人要求形成了巨大的鸿沟，让毕业生们一时难以跨越。

教育官场化最为人们诟病。大学有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既然行政级别这么高，学校的这些官员当然要由政府任命，而既然手握着大学大大小小官员的乌纱帽，政府当然可以为大学定下一切规矩：招生多少人，培养什么人，聘用什么老师，使用什么教材，如何考评老师，甚至老师的工资和职务晋升都得由“老子说了算”。

一所大学，如果老师的评价与学生无关、与家长无关、与同行无关，只与领导有关，那学校就不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唯上”的官场；作为一门科学、一门艺术的教育，也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工厂。

《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大学毕业生母校满意度调查》表明，毕业大学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一年比一年低，几年间从83%下降到了65%。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不久前一个与此相关的调查显示，不少受访学生甚至认为自己与母校“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这些年，教育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可至今却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更为可笑的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停滞之时，我们许多党政官员、大中学校长却早早将孩子送出了国门。

在一个教育已经逐步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还在关门办学、脱离市场办学、不按教育规律办学，如此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真想不出怎么可能会有个好的就业率？再说，平均每月仅2153元的起薪，又让大学生如何不啃老？

来源：晶报

胡云峰

而且，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