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时代的另一位 “就是主”

沙漠里的鱼

如果你有幸置身于第九届文博会的新闻出版场馆，会发现形形色色的数字出版物已成为众人瞩目的宠儿。随着阅读环境、阅读方式与阅读需求的嬗变，数字出版相对于印刷出版的优势展露无遗。这无疑挑战着人类的阅读习惯，而这项习惯的广泛养成已历经至少五百年之久。

“书缘留白，行间留距，首行缩进……无一不体现着精心安排的痕迹；木版插画出自名家手笔——霍尔拜因、杜勒、克拉那赫等等；书名页上赫然列出作者大名， ‘某某，佛罗伦萨名医暨哲人’；接下来是题献给赞助金主的献词，令对方期盼不朽声誉，藉此换来资助。每本高质量的书都像一件艺术品，而一经印刷术‘点化’，又变出许许多多本。”

这段文字既是对中世纪图书及印刷术的描述，也适用于今天的出版物和印刷术。因为从十五世纪末威尼斯的印刷商阿尔杜斯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出版物臻于完美的形制。而在印刷术问世以前，新知识、新思想只能以手抄方式传播，其流布也仅限于神职人员中间。手抄往往错误百出以致谬种流传，其流通又受成本限制。

此技术樊篱一被克服，图书顿成常物。作者或大名鼎鼎，或名不见经传，其作品皆可印行于世，思想传播之迅疾可谓前所未有。可以说，柏拉图、塞内加等人的作品从牛皮纸搬入印刷品，古登堡版《圣经》风行民间，这本身就是摆脱对权威之盲从、寻回人之尊严的过程。

若向前追溯几百年，在宋代神宗年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可以得到过去难以接触的书籍，就连妇女、牧童和樵夫都可以阅读经典，出口成诵，以致造成程颢所说的“人持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局面。在以吏为师的传统语境下，横空出世的活字印刷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权力的均衡，使下层的文化权力抵消着上层的政治权力。

从手抄本到印刷出版物，从印刷出版物再到今天的数字出版物，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越来越方便，可供涉猎的读物更多如春笋牛毛，人们的思想也逐步从权威和迷信的束缚中一步步解放出来。而无形的思想一旦获得自由，就再难为它套上枷锁。


如果借助神话隐喻，是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上盗取了火种并赠予人类，帮助人类驾驭蛮荒自然，度过艰难岁月，日新月异的出版技术就是文明时代的另一位“救世主”。它从知识权威那里盗取了火种，仿佛在世间燃起无数的文化篝火，正如熟食增强了人的体魄，阅读则强健了人的理性。只不过，这位“救世主”要让人从中摆脱的，不再是外部的自然困境，而是同类之间的宰制。
来源：晶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