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材）末路疯狂：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马兵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在窝里吃老鼠的猫头鹰对夜莺说：“不要在你那棵荫凉的树上唱歌了，到我洞里来让我吃掉你。”夜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为了在这里唱歌并嘲笑你的。”

郑筱萸与药商们本应该是夜莺与猫头鹰的关系，可是，郑筱萸终究没有抵挡住猫头鹰的诱惑，抛弃了“唱歌并嘲笑”的职责，投进了猫头鹰那无底深渊……

他主政国家药监局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谁知引爆的竟是一场中国医药企业前所未有的批文攻坚战，将他拖入疯狂的权力寻租泥潭

要了解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的关系，不能不了解郑筱萸的出身，不能不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不能不了解医药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举措。

30年前的1978年，尽管文革的阴霾还随处可见，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迎来小鸟的歌唱绿色的降临。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始躁动，许多重大改革举措开始进行探索。就在这一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成立。自然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但它的功绩在于中西药品、医疗器材生产、供应等收归统一管理。国家医药管理局属国务院直辖的卫生部代管。

中国的医药管理体制在30年中变来变去，真正应验了罗贯中老先生在《三国演义》开场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次改革仅仅4年以后，在一些人士的呼吁下，医药系统的管理又发生重大变化，在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这个局又被划归国家经委。

时间又过了6年，1988年情况又发生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药行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人建议国务院加强领导，于是，这一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成为国务院直属职能局。

改革如同一根魔棒，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沉闷和死寂，医药市场日趋活跃。由于这一行业事关人们的健康安危，格外引人注目。1984年，我国首次颁布了《药品管理法》，以法律形式，对药品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药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及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作出明确规定。

10年以后的1994年，药品市场的混乱日益严重，药品监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发布53号文件，授予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发《药品生产企业合格证》《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的权力，从此，中国的药业市场准入进入“两证一照”的新阶段；就是在这一年，郑筱萸从天堂杭州奉调进京，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要职，开始了他主政药监的生涯。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医药企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医药产品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可是，尽管经历了几次机构改革，医、药的监管体制依然不顺，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入“两证一照”以后，医药注册审批等行政监管职能归卫生部药政司，国家医药管理局只进行行业准入管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1998年3月，国家药监局由卫生部药政司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而成，郑筱萸被推上了新组建的药监局第一任局长，第一副局长则由原卫生部药政司司长邵明立担任，两人均为平调，但他们的职能角色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2003年4月，国家药监局除了药品监管，增加了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监管，更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郑筱萸主政国家药监局不久，就开始了他大刀阔斧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的强力举措。

不管今天人们怎么咒骂郑筱萸，公正地讲，郑筱萸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的初衷是好的，决心也是蛮大的。一方面，他看到了混乱的药品生产和流通给人民群众生命带来的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一局之长，他也希望在来日不多的任内多做一些事情，留下一些政绩。不管事情做得怎么样，他的的确确做了，而且自认为成绩很大，当时的一些报刊也把他的政绩大肆宣扬了一番。

郑筱萸对自己的政绩是十分得意的，他曾在一些场合讲，主政药监局7年来，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地标”升“国标”，另一件就是推行GMP、GSP认证。

“地标”升“国标”为的是统一国家标准，为的是药品质量的优胜劣汰。1998年新的药监局组建前，药品审批权分散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单位，地方审批的药品标明的是省字号，国家审批的药品则标明的是国字号，两种标准均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由于各地审批时标准把握不同，致使市场出现混乱，严重影响了药品生产的监管实效。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研制新药，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临床试验……发给新药证书。按照这一规定，地方的新药审批权将全部收归国家药监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吴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地标”升“国标”有利于药品监督，有利于保证药品安全。但在这项工作过程中确实有企业夹带了一些不该升国家标准的品种，还有个别审批人员滥用职权，违规审批，收受贿赂。

实际情况比这位局长讲的严重得多。

一位参与了这项工作的技术人员告诉我，权力集中到国家局之后，对权力的设计和制衡都缺乏有效监管，一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地标”升“国标”，则成了一些人寻租的绝好机会。

法庭上，检方指控郑筱萸的罪状是，在这项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他擅自批准启用全国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在药品注册司临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只有十几个人的审批机构在3个月内换发了14.79万次文号。可以想象这十几个工作人员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履行审批数量如此之大药品文号的，审批人员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无法完成认真审核文件的任务，审批中的监管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数万家医药企业，“地标”换“国标”是进入市场攫取利润的一次博弈。原来的门槛不算数了，新的门槛标准太高，迈不过这一道门槛，企业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时间日益迫近，药企的紧迫感日益增强，于是各路神仙各显神通，各种公关手段统统出手，无非是大把大把地花银子，用银子垫高产品，直到通过“国标”审批。

郑筱萸自鸣得意的另一项政绩是GMP和GSP认证。

1999年，他在大力推进药监体制“省以下一体化垂直监管”同时，开始了强力推进GMP认证。据业内人士介绍，中国从开始颁布到全面强制实施GMP认证，用了大约14年时间，198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药品GMP，那时还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到了1995年开始在药品生产企业自愿认证。郑筱萸执掌药监大权后，开始采用强制手段。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药品监管，均实行GMP认证管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GMP认证管理制度。应该承认，与“地标”升“国标”一样，GMP认证提高了制药企业准入标准，使那些作坊式、手工式以及不符合标准的药企淘汰出局。

可是，这项认证与“地标”升“国标”一样，最终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腐败的温床。所谓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其义为良好作业规范或优良制造标准。这是一项注重制造过程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的行业规范。

郑筱萸再一次表现了他一贯强悍的作风，2001年8月，他对药企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搞GMP才活，不搞GMP就死。2004年7月1日未获认证资格的药企一律停产！

东北一位药企老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慨颇多，他说，这项制度虽好，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实际情况是，那时的中国药企生产水平普遍比较落后，而GMP对企业生产的硬件标准极高，不仅药企难以逾越，审批的国家局相关部门仅有十几个人，根本办不过来。

脱离实际的认证还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严格执行认证，一大批药企将通不过，企业倒闭GDP下降，政绩从何而来？在各方反对的呼声中，2003年国家药监局不得不将认证工作下放到地方药监部门完成，开始实行“省局审批，国家备案的两级联审”制度。

接下来的认证令人回味无穷：前3年仅有1000家药企通过认证，2003年一年就有5000家药企过了关，而2004年郑筱萸所规定的大限到来之前，竟然有6000家药企跨过了认证的门槛。

GMP认证的滥批过关同样是大把的银子在其中作祟，只要花足了银子，标准就可以“达到”。一家影响较大的杂志认为“每家获得GMP认证的药厂，包括硬件改造与运作费用在内，为此平均支付约1000万元”。

没有考证这种计算的科学性。但可以肯定地说，药企为此支付了巨额费用，掌权的官员为此获得了巨额租金，而国家和百姓为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GMP认证是规范生产企业的，GSP（GOOD SUPPLY PRACTITE）是指良好供应规范，是规范药品流通企业的。东北一位与药监局有着多年恩怨的药商对GSP认证意见极大，他说，国家药监局出台GSP文件后，对药商企业没有名额限制，只要你符合条件，就能成立新的医药公司。GSP正好迎合了那些医药代表，他们既有销售网络，又积累了金钱，于是医药公司在各地如雨后春笋。他认为，目前医药市场这么乱，医药公司太多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03年医药经营企业有1.6万家，2004年通过GSP认证的企业达1.5万家。

医药经营企业的过多过滥，使医药市场秩序混乱，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药价总是降不下来，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怨声载道的热点。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这一古训过去体会的不深，淮南和淮北哪能有如此之大的差别？采访了郑筱萸腐败案，我真正地认识到，与许多国外实施起来很好的东西到了中国就变味一样，GMP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认证制度，引入中国就成了祸国殃民的恶举。这不仅是郑筱萸的人生败笔，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他播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1500多家倒卖批文的医药咨询公司冒了出来，这些公司都与他或他的手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企业办一个批号的行贿价码最高抬到100万元

“地标”升“国标”、GMP和GSP认证是郑筱萸主政国家药监局7年来的得意之笔，这些“政绩”也加速把他送进了坟墓。

一方面是国家重新设立了门槛，这道门槛又很高，另一方面是企业必须跨过这道门槛，得到批文，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以“地标”升“国标”中一个“辽（字）药准字”为例，生产企业如果能率先拿下“国药准字”批文，其他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药品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但引发的企业间竞争却进入白热化。

于是，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我国的医药企业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拿下批文！

郑筱萸及其药监官员们正是由于批文的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才疯狂收受贿赂。在检方指控的郑筱萸的八宗受贿罪状中，基本都是因为文号换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管滋生的腐败。

批文的腐败使东北一些企业涉案较多，被业界称为除浙江以外的另一个重灾区。辽宁省药监局原局长张树森和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的被查处，牵出了一些药企为得到批文不惜重金公关的行贿丑闻。

东北吉林的一家医药企业涉案金额巨大。这家公司的老总在两年时间里拿到了200多个批文，所花费的银子有多少只有他自己能数得过来。重金投入，如何才能收回成本，这位老总没有认认真真地做药，而是铤而走险走捷径。在郑筱萸案公布的假药中，这家公司占了多数。从2004年起，这家公司不断有假药和非法广告被有关执法部门查处。如九阳雄根、速威七鞭回春乐、至宝三鞭等等。

在法庭宣判的判决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郑筱萸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材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有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在办理这些批文中发现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大肆受贿。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于庆香经手批文至少1000多个，她自己交代共收受贿赂1000万元，上面提到的吉林那家企业搞到的批文，许多药品都是从无到有很快弄出来的，当时的批文明码标价，一个批文从20万元到50万元不等。

“批文经济”催生了另外一个怪胎——中介公司。

2000年前后，许多人都惊奇地发现，在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甲38号的国家药监局附近，冒出了各式各样的中介类公司。这些公司神通广大——

药企老板要联系某些药监官员吗？到这里来；

药企要获得各种认证吗？到这里来；

批文报上去很久了批不下来想快一些吗？到这里来；

想获得仿制药品的保密材料吗？也可以到这里来！

只要与药品生产经营有关的事儿，中介公司都能办理。合法的可以办，不合法的有办法让他合法，也可以办——当然，前提是要送上足够的银子啊！

人们也许会问，这些人有如此神通，都是些什么人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不是下岗失业人员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更不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甲38号国家药监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已经真相大白。他们中既有郑筱萸等高官的亲属，也有司局长、处科级干部的子女配偶，有的就是药监官员创办的公司。

老李是东北一位药企老板，这个东北汉子在医药企业拼搏了几十年，与药监部门结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憋了一肚子火，谈起药监的事儿，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药监局那帮王八犊子，不办人事儿！”李老板眼瞪得溜圆，唾沫星子乱飞：“地标”升“国标”实行后，企业间争得厉害啊，要知道几千种药都要争着升“国标”，可决定命运的就是那一个部门那几个人。能不急吗？

他透露，一种药品要拿到批文，企业至少要投入60万、上百万元啊！

这还不算厉害的，重灾区是仿制药品。仿制企业什么也不用做，就能拿到现成的“国标”药了，当然银子是必不可少的，行贿受贿已是公开的秘密。企业办一个批号最低要拿出10万元钱，最高的要60万至100万元。

这些银子怎么花出去呢？中介公司应运而生。

这些中介大都以各种医药咨询公司的面目出现，估计全国有1500多家。药企们找他们虽然增加了一道环节，但合法化了，钱交给的是中介公司；药监官员并没有直接从药企老板手中收钱，也降低了职业风险。当然，这些中介公司或者他们亲自创办或者亲属创办，银子的流向不言而喻。


海南的汤氏兄弟一夜暴富，他们拿批文如囊中取物，企业通过他们“公关”药监局，或者直接从他们手中购买批文，一般的300万，紧俏的上千万

在众多为了获得批文向药监官员展开银弹攻势的药企老板中，有一对汤氏兄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依靠与郑筱萸的特殊关系，拿批文如囊中取物。一夜暴富是兄弟俩的生动写照。

夏日的阳光随着夕阳西下，已失去了午时的灼热，晚霞给浙江省金华市郊的一个小山村披上了一袭亮色。夕阳下的豪华小楼房门紧锁，在这个村里，汤氏兄弟的高大宅院分外抢眼。

据一位村中老者介绍，汤氏兄弟分别是海南一家药企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日前这家企业由于药品生产不符合规范，被海南省药监局收回了GMP证书，导致停产，并且因为违规报批等行为陷入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的腐败案中。

网上披露了汤氏兄弟发家致富的奇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汤老大中专毕业后到邻近的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卖些小五金，到处收废旧电视机等电器。平凡的生活远远不能令他们满足。

1991年，22岁的汤老大成为浙江金华四方生物资源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员，没过多久，汤氏兄弟就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金华医疗保健品公司，代理“胎宝胶囊”，这个产品让汤氏兄弟赚到了第一桶金，汤老大也决定从此扎根于这个领域。1995年，汤老大只身来到海南，成为另一家浙江人在海南投资的药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开始熟识海南药业市场。

1996年左右，随着国内医药传统流通渠道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民营或者个人承包的医药公司逐步取代以往的药品购销路径，并日渐红火。汤老大尝到甜头看到了机会，他开始酝酿更大的创业目标。

当时，海南省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自1988年8月开始施行的一项“地产地销”的税收优惠政策，全国仅深圳与海南两地享受此优惠政策。按此规定，药品生产企业除享受15%的所得税率外，在岛内销售的，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这项政策吸引来了大量的医药企业，海南岛上一时医药公司林立，不少公司通过在海南买入药品，然后再转到内地的方式，以地产地销名义避税。

1998年，是汤氏兄弟药企腾飞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汤老大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在海南成立了自己为法人代表的海南医药公司，当时大股东是海南另一家贸易公司，占51%股份。但公司的董事会均由汤氏兄弟及其亲属构成。

其后的汤氏兄弟的公司以神奇的速度快速发展，令同乡们惊羡，令同行们瞠目，令经济学家们费解，当然其中奥秘只有汤氏兄弟与郑筱萸心中最清楚。

连续3年获批的国家新药数量占到了海南省全部的25%，太不可思议了！知情人回忆道，公司成立一个月后改组，注册资本改为1000万元，海南的那家公司股份降为5.1%，其他股份由汤氏兄弟掌握。2000年10月，海南那家公司将其手中的5.1%股权转让给了汤老大，从此消失。新的海南医药公司两位股东分别是汤老大(占55.1%)和汤老二(占44.9%)。

更加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从2003年1月起，海南的“地产地销”政策取消，大批药企难以生存离开了海南。而海南医药公司却如同注入了神力一般，非但没有垮下去没有内迁，反而进入了它的高速发展期。

汤氏兄弟当然没有什么神力相助，汤氏兄弟个人也并非有什么卓越才干，他们的奇迹完全是在这个时候攀上了郑筱萸这个高枝儿。

早在1998年之前，汤氏兄弟就开始涉足药品销售，并由此结识了时任金华七一农场下属制药厂供销科的贺科长。贺的手中握有药品销售资源。这时，由于国企药厂的体制僵化，部分资产出现严重闲置，药品的巨大利润驱动着流通取代了生产成为医药企业的决定性因素。当时汤氏兄弟从包销感冒胶囊开始，慢慢从贺科长处取得该国有药厂的药品代理权。

在贺科长牵线下，汤氏兄弟以其精明的公关开始向高层扩张，并从金华来到了杭州。浙江是郑筱萸的发迹之地，医药界的熟人很多。两兄弟在1996年前后与郑筱萸结识。1998年国家药监局正式组建，国家药监局组建后，迅速上收了药品批文的审批大权。

民营企业在医药企业异军突起，他们中的许多企业“另辟蹊径”，通过省级药监局将批准仿制药手续改成1998年之前的药，并由此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新药批号，并借此获得了批文所带来的自主定价权，这批崛起的民营药企自身研发能力不强，主要依靠在实验室中分析和仿制进口药品的成分，并取得国内批文达到合法上市的目的。精明的汤氏兄弟怎能放过这一发财的机会，他们不再满足于药品代理，在他们眼里，只要能拿到批号，就有了药品上市的“准生证”

汤氏兄弟向郑筱萸及其妻、子发起强攻，他们胜利了，迅速成为令国人瞩目的药企明星。

2002年，汤氏兄弟的公司通过GMP认证以后，公司规模开始迅速发展，该集团每年100个以上的新药批文使其他药企难望其项背。2006年12月5日，海口药谷生产基地GMP新建项目才全面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却已经拥有302个药品批文，其中汤氏兄弟的公司133个。但很快在12月31日，他们就在国家的飞行检查中被查出了问题，收回证书。据知情人士透露，汤氏兄弟的公司能在海南迅速地发展起来，与郑筱萸的强大号召力不无关系，尤其是新药注册的批文。有业内人士说，大家都知道他们“背景匪浅”，尤其是不少海南和浙江的小企业开始“投靠”他们，希望从他们手中获得批文。

“我不相信他们自己能把这300多种新药消化完，据我所知他们销售最好时也不过一年销售20万件货左右，按最保守的匡算，以两百种药计算，他们每种新药一年的平均销售量也不过1000件，也就一天只卖3件货，有厂家会这么干吗？”一位海南省医药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分析道，“看来，汤氏兄弟不惜冒商业贿赂之嫌，拿到手的批文，更多的是流向了别处。”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这种批文卖一个至少300万元。浙江某药企负责人则告诉我，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汤氏兄弟做的都是市场热门的新药批文，一般情况是按药品的种类和推新速度来标价，最少十几万元。

据《21世纪经济导报》报道：300万元一个批文在业界广为流传，据与汤熟识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业界看来，汤取批号如囊中取物，简单迅速，往往能够抢占市场先机。别人需要半年多才能拿下的批文，他们可能只需要一两个月——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该人士称，汤氏兄弟的市场反应十分迅速，药品的市场热度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他们往往能随市场而动，迅速获得第一手的信息。正因为此，汤氏兄弟和药监系统的“良好关系”在业界无人不知，更有企业通过他们“公关”药监局，或者直接从他们手中购买批文。一般的300万，紧俏的上千万，明码标价可以买。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出事之前，海南汤氏集团已经筹备成立了海口创健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中西药品、医疗器械及保健品、化妆品的研究开发，实际也就是专门从事注册审批的工作，希望能把倒卖批文业务规模化。上述公司一切筹备手续都已经完成，却由于郑筱萸东窗事发，没来得及工商注册。

汤氏兄弟以其过人的精力和智慧，迅速攀上了医药企业的顶峰。

南方网报道：一份这个集团业绩报告显示，近几年，集团的销售业绩一直是成倍增长——1998年公司业绩为300万，2000年为5000万，2002年2亿，2004年6亿，2006年16亿，2008年预计至少达到20亿元。

骄人的业绩源自这家公司迅速获取新药批号的能力。2005年，他们的新药批号数字达到顶峰，一年内拿到200多个新药批文。即使在汤氏兄弟岌岌可危的2006年，依然拿到了40多个批号。公司现在生产的有165个品种、286个规格的产品。与此相对照的是，杭州的另一家国企制药巨头——正大青春宝集团，在2006年未能获得一个新药批文。

汤氏兄弟按照自己的规划，精心营造着心目中的药业帝国，将包括负责生产与研发的药业集团及负责物流配送的药都集团。而海南的医药集团将成为药业集团的主力，是集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制造型工业企业；浙江江南药都集团以医药物流为主的商业公司，规划全国设立24个配送中心，2000个配送站。

汤氏兄弟的工作重心开始向流通领域倾斜。2006年11月，集团对药业集团和药都集团的管理职能进行了调整。全国各省招商队伍由药业集团统一管理，河北、山东、广东、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地区的省级物流公司以及深圳物流公司的管理权归属药都集团。并且同时也决定对浙江药都集团增资。然而，这座以金钱为基础构建的药业大厦，随着郑筱萸的倒台轰然倒塌化为泡影。

汤氏兄弟十分注意包装自己，汤老二两年前还入选过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前十五名候选人。

2006年11月底，在郑筱萸被“双规”之前，集团总经理汤老二因为涉税问题被有关部门带走，而知情人士证实，正是汤老二的被查，为事后郑筱萸的“双规”埋下伏笔。

郑筱萸的“双规”，给汤氏兄弟的打击是致命的，一些媒体的记者到浙江、海南探听虚实，看到的是门庭冷落一派萧条。往日的红红火火已随着药监系统的这场“地震”灰飞烟灭了。

浙江汤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新药审批的研发部已经有人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名为“研发”的部门实际是负责新药批文报批的核心部门。而早在2006年11月，集团总裁因“涉税”问题被海口市公安局带走。目前已经基本确定，他们的问题主要是虚假材料和违规报批。

杭州建国北路海华广场是汤氏兄弟的杭州办公地，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名行政人员。

“我们陷于停产状态，大部分员工已经回家。”负责媒体的魏小姐告诉记者说。另据与汤氏兄弟熟识的知情人士称，目前整个公司都在清理最后的债权债务问题。其董事长汤老大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在公司露面，汤本人与公司另一高层总裁助理的手机也已经全部停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汤氏兄弟凭借的郑筱萸已经匆匆踏上黄泉路，汤氏兄弟也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残阳夕照之时，这对从乡间小路走来的年轻的兄弟该作何感想？


他被“双规”后，涉案的药商们信息灵通，闻风而动，四处逃散。这一动向引起专案组的高度重视，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专案组决定从涉案的药商入手，实施攻坚突破

2006年岁末，以郑筱萸被“双规”为标志，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的侦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数九严冬，寒气逼人。冬日的寒风狂扫着大街上所剩不多的残叶，枯黄的落叶漫无目的地旋转着，飘向远方。

“1•12专案组”的同志们心情无法平静，案情的每一点进展都令大家喜悦，案件的每一次受阻都使大家愁眉难展。辞旧迎新的鞭炮稀稀落落地响了起来，办案同志们却没有心情分享新的喜悦。

郑筱萸为副部级干部，党中央对高级干部实施“双规”历来慎之又慎，在对国家药监局腐败案件查处过程中，郑筱萸的问题浮出水面，进入查处工作人员的视野。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干以胜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根据有关涉案人员交代的线索，查处了一批“窝案”、“串案”。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就是在查办该局一批局处级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时，发现了他本人的违纪线索，进一步深挖出来的。

有外国记者就“双规”是否有法律依据提出疑问，干以胜回答：“‘双规’是一种党内审查的方式，是对犯错误的党员、违犯纪律的党员进行审查的一种方式。它的依据是党内法规，而不是国家的法律。”

党内法规对于“双规”问题有严格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双规”，“双规”的程序，批准权限，包括对“双规”对象不能侮辱人格、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等。干以胜解释说，对于被审查的党员领导干部在作出处分以前，还是把他作为党员、作为同志来对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包括有病了给他创造条件治病，他也有一定的和家人通话的自由。如果违犯了党内的规定，对办案人员要追究纪律责任，特别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因此，“双规”在性质上不同于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措施。

尽管初步掌握了一些违纪违法事实，但此时的郑筱萸还仅仅是党内“双规”，还是党员、同志，大量的线索需要核对，大量的违纪事实需要深挖，党和人民时刻都在期盼着早日查个水落石出。

一位参与专案组办案的同志透露，对郑筱萸“双规”后，立即成立了由中纪委、监察部、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反渎总局等部门的精兵强将组成的专案组，200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全国各地方检察院挑选了十来位精干的侦查人员，组成了强大的侦查队伍，整个专案组成员队伍达20多人。中纪委的主要领导直接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亲任专案组组长。

2006年在通宵达旦的忙碌中逝去，转瞬元旦到了，案情亟待深入突破，证据必须尽快掌控，专案组的同志感觉到压力很大。

网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专案组决战元旦的内幕——

郑筱萸被“双规”后，涉案的药商们信息灵通，闻风而动，四处逃散。这一动向引起专案组的高度重视，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专案组决定从涉案的药商入手，实施攻坚突破。

元旦期间，所有的办案人员都放弃了休息，夜以继日地紧张办案。为了便利办案，最初，把郑筱萸带到海南，专案组驻扎在海南的一个度假村中。

海南的汤氏兄弟是专案组下大力气集中突破的涉案药商之一，汤氏兄弟依靠郑筱萸轻易获取批文，迅速暴富，2006年的产值已高达16亿元，可是，当专案组人员查账时，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据公司历年年检报告显示，作为汤氏兄弟事业起步的海南医药公司自成立起，便没有赢利过一分钱，反倒保持着每年亏损40万元的匀速下滑。2006年年度经营状况显示，年末负债总额和长期负债都已经超过了3360万元。但根据公司内部披露的信息，2005年关联企业海口公司的生产总值为2?7亿元，集团销售生产总值则达到了15亿元，相比2004年的6亿，一年之内增长了9亿。作为生产企业，另一家关联的海南企业在2005年则报亏65万元，亏损原因竟然是推广药品市场和差旅较多。

办案人员排除阻力，拔丝抽茧，终于查清了账目。汤氏兄弟与郑筱萸一家都很熟悉，在他们看来，行贿索贿只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经过对汤氏兄弟反复交代政策，使他们交代了与郑筱萸的交往，交代了如何层层行贿，如何将申报批文弄虚作假，如何申报批文如囊中取物。

北京某医药研究所负责人涉嫌向郑筱萸行贿，办案人员三次向他交代政策，希望他如实讲清与郑筱萸在金钱上的关系。这位负责人起初口气很硬，一再强调自己“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专案组果断对他采取措施。

春节临近，专案组的同志以春节的亲情打动他，终于令他开口，讲出了向郑筱萸行贿2万美元的犯罪事实。

海南某女药商是一年收入十几个亿的大老板，与郑筱萸关系密切。听说专案组已经把她作为锁定目标，十分恐慌。

元旦这天，她通过关系找到专案组负责同志，要求见面。第二天上午，她如约走进这位负责同志的办公室，开口闭口为自己开脱，一句话，自己没有任何问题。负责同志百般讲解政策，希望她配合组织讲清郑筱萸的问题，只是白费口舌。

最后，专案组负责同志郑重告诫她，机会还有一次，必须配合组织的调查，只有主动交代问题才是出路，不要再存幻想。

女药商走了，带着不安带着疑惑带着犹豫消失在冬日萧瑟的寒风中。专案组的同志相信她一定会回来交代问题。

果然，第二天的上午，一辆豪华的车辆驶来，女药商又出现在监察部的大门口，不知是心虚还是出于安全原因，随之而来的还有5个人，两名律师，两个保镖，一个秘书。女药商满脸愁容，在前呼后拥中走进办公楼。这一次痛痛快快讲清了行贿的次数、金额等问题。

元旦的假期对于普通百姓，可以亲朋旧友团聚一处，可以家人欢宴一醉方休，可以逛逛商店看看电影，还可以远赴东北领略北国冰雪，或者飞抵南国欣赏夏日风光。可是，办案人员的节日紧张而有序。他们兵分多路，分赴海南、上海、黑龙江等地。案情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欣喜不已，案情陷入停滞他们冥思苦索，新的线索的出现令他们柳暗花明，落实一件重要证据使他们兴奋异常……

经过4个月的侦查，专案组锁定了8家药企，仅浙江一家药企就对郑筱萸行贿包括房产、企业股份和顾问费、轿车，财物总价值达290万元

北京的春天迷蒙而灰暗，寒气笼罩着高耸的楼宇，枯枝在春风中无力地摇动。

沙尘暴刚刚刮过，全国的两会便召开了。作为经常接待中外重要会议的新大都饭店，迎来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们。

政协委员郑筱萸和同为政协委员的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某同住新大都饭店，一同出席大会一同讨论国事，会上会下接触多了，两人谈得投机成为朋友。

天天在一起，二人经常谈到深夜。会议快要结束的一天深夜，闲谈间得知郑筱萸收入不高，家里不很宽裕，王老板慷慨大方，送给郑筱萸2万元钱。

王老板每次来北京，都喜欢住新大都饭店，每次郑筱萸都到宾馆看他，每次深谈之后都送给郑筱萸钱。这位王老板就是法庭上检方指控的8个向郑筱萸行贿的药企之一。法庭指控，从2003年到2005年3月，郑筱萸先后三次在北京新大都饭店收受王老板给予的人民币12万元。

郑筱萸主动交代，王老板供认不讳。

不知郑筱萸在走上断头台的时候是否明白了这样的道理——

药商们首先是商人，其次才是所谓的“朋友”。商人信守的是等价交易，怎么可能有“免费的午餐”？郑筱萸一案再次验证了这一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精明的药商们，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超水平发挥着他们的“精明”，他们利用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无孔不入地向各个掌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渗透。

行贿价值总额最大的一项指控，是关于郑筱萸对浙江某药企的受贿指控。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老总李某与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和儿子郑海榕相当熟，行贿包括房产、企业股份和顾问费、轿车，财物总价值达290万元左右。

郑筱萸一案是近年来中纪委查处的天字号大案，涉案人员多，层次高，影响恶劣，国内外瞩目为近年来所罕见。

案件所涉及的药商大都是几亿十几亿元的富翁，他们呼风唤雨，神通广大，他们人脉广泛，影响可达高层。一位专案组的同志透露，办案之初，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接踵而至，有的通过老同学老同乡打招呼，有的动员老领导老同事来剌探情况，既有财大气粗的老板商人，也有人五人六的这个委员那个代表，还有省部级领导带话说情。

中央领导态度明确，对郑筱萸一案要一查到底，无论是谁，不管职位多高，都要依法彻底查清。整个侦查过程经历了近4个月的封闭式管理，纪律严格。为了弄清每一笔财物的来源和事实，专案组在全国许多省市进行调查，浙江、海南以及东北是重灾区，办案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在东北和华东、华南。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黑龙江，华东则集中在浙江与上海，华南集中在海南与广东。

经过4个月的侦查，专案组锁定了8家药企。侦查中，有主动交代的，也有大费周折的，不过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加上郑筱萸本人的认罪态度较好，时间并没有拉得很长。

当郑筱萸走上法庭，接受法律的严正审判时，“郑筱萸案专案组”的20多名成员并未感到轻松。

几个月来，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的侦办中，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每个案情他们都那样熟悉，他们有太多的感悟。郑筱萸从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成长为共和国的部长，又沦为阶下之囚，由他们将这位昔日的政治明星送上不归的黄泉路，这怎么能让人轻松起来呢？

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位专案组成员讲述了他心中的“不轻松”——

郑筱萸被“双规”的初期，为了有利于他交代，专案组把他带至海南。北京还是数九隆冬，海南则依旧四季如春。专案组驻扎的度假村，绿草茵茵，花团锦簇，假山造型奇异，潺潺流水在灼热的阳光下静静地流淌。

案件涉及部级官员，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直接侦办，从2007年1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全国各地方检察院认真挑选了十来个精干的侦查人员，组成了强大的侦查队伍。

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反渎总局都有人员加入，包括反贪总局的局长、反渎总局副局长，以及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的新任纪检组组长等，还有从中纪委、监察部抽调的人员，由监察部副部长亲任专案组组长。除去协助侦查的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成员队伍亦达20多人，可谓阵容强大。

郑筱萸在海南的别墅呆了一个多月，他的任务就是交代问题。

海南有他太多的梦想和牵挂，他对这里的气候非常喜爱，他与这里的许多药商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曾多次应药商之邀到这里度假玩耍，可是，这次离开首都来到这里，却与过去的情致决然不同，盛开的各种鲜花激不起他一点兴趣，如画的美景在他眼里成了毫无生气的摆设。

从2007年1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直接侦办此案，到5月16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经过了4个多月的时间，从开庭到审判，用了13天。

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在这一案件中的作用最令检察官叹息不已。

最早是浙江一家医药上市公司主动交代了刘耐雪索贿的事实。从上世纪末开始，有不少外资企业委托刘耐雪作为中国区首席代表。为什么选中的是刘耐雪，而不是别人？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令检察官们感叹的还有郑筱萸的两个亲信，曹文庄和郝和平。广州一家医药公司总经理张某被捕，以及广东另一家医药公司东窗事发，为整个郑筱萸窝案的爆发，正式掀开了序幕。2005年，广州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因财务账目中100多万元“去向不明”被有关部门“双规”，之后李某因为受贿罪被判无期。

这一事件的调查，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白云山医药科技总经理刘玉辉被捕，刘玉辉同时也是广东省药学会副会长；郝和平被捕，权威人士证实，郝和平案的重要举报人（企业）之一，正是这家企业；刘玉辉同时还是曹文庄最亲密的“死党”，也是曹文庄的主要行贿人。

此后，一系列的拔出萝卜带出泥事件陆续发生，直至郑筱萸落马。

国家药监局的退休官员表示，郑筱萸在民生制药厂时的名声非常好，为人也很不错，是拥有了权力之后，在一些不怀好意的下属影响之下，逐步走上了不归路，而这些下属除了郝和平、曹文庄之外，还包括尚未被媒体披露的其他人员，也是郑筱萸最信任的臂膀。但是曹、郝两人都在郑筱萸案的调查中“检举有功”。

郑筱萸的妻子、儿子，还有他的亲信，他们在郑筱萸走上断头台的路上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自当深思的远没有结束的话题。



文章来源: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