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参谋助手 奏出美妙和声————回忆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时的往事

沙漠里的鱼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 黄扬略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是我新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之前，我在深圳商报当社长，没有做过总编辑，再之前在新华社工作，只有到特区报当老总后，才算是真正办过报了。

　　积极的探索 深入的思考

　　在深圳特区报当总编辑，我思考比较多的，是新时期党报的功能定位问题，也力图从实践上对党报的功能定位进行探索、加以拓展。按理说，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去探索，因为“喉舌论”已写进了新闻教科书，是为大家所接受的说法。但这是否能全面覆盖党报的功能定位？新时期能否对此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对党报的政治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的阵地作用，更加主动地服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人民大众？在这方面，我们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摸索实践。

　　首先，提出了党报角色的“参谋助手论”。

　　我认为，深圳特区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应该定位为“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那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党报是党委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既是“参谋部”也是“作战部”。当党委政府想做什么事情、关注什么事情、思考什么大事时，我们报纸就利用新闻资源的优势，收集、整合各方信息，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当好“参谋”；当党委政府下决心要做什么事，特别是作出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时，我们报纸就发挥宣传组织的作用，通过新闻报道及时把党委政府的声音传达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帮助推动落实，当好有力助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配合全市查处城中村违建的报道。深圳的城中村违建，是全市违法建筑最为集中密集的地方，是市委市政府清理违建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城中村改造的重要一环。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调研，对城中村违建问题非常关注，准备推动处理这个问题。2004年10月底，市委将召开全会，作出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决定。我们提前得知信息，就主动跟市里有关方面商量沟通，然后周密策划安排，派出多路记者到城中村蹲点调查。全会召开前，特区报从一版开始做，从要闻版到深圳新闻版，连续推出大规模的“‘城中村’系列报道”，深入调查报道城中村违建存在的治安、消防、安全、卫生、乱占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驳斥城中村存在合法、违建合理的错误认识。报纸以大量事实说明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第二，提出了党报要做“积极的社会新闻”的观点。

　　我当时在编辑部鲜明地提出，党报既然是党委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就要大力倡导做积极的社会新闻。“积极的社会新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要在社会新闻中寻找有积极意义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宣扬主流文化的新闻，比如说丛飞、郭春园等正面典型的宣传，就起到了弘扬社会正气、宣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在负面新闻的报道中以积极的、正面的心态去引导舆论，而不是片面地炒作负面新闻，要抱着与人为善、警示他人的心态，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目的去做负面新闻。

　　当时，我对怎么做“积极的社会新闻”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负面新闻正面报”，以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心态去推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堵塞漏洞，从推动工作改进提高、推进社会和谐进步的角度去报道负面新闻，而不是一味地渲染和暴露社会阴暗面。二是“消极现象个别报”，对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哪怕是某个地区、某个时段发生比较多的，也不主张集中起来去搞大统计、大综合。三是“敏感问题内参报”，对事关敏感部门、敏感政策、敏感话题的，或者事关地区形象、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问题，通过内参向领导部门反映。这样的原则得以确立，既为民众反映了民声、民情、民意，又把握住了报道分寸，体现了大局观念，维护了大局，使报纸较好地把握了报道的方向与格调。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第三，提出了把党报集团办成高奏主旋律的“交响乐团”。

　　报业集团里承担有新闻舆论引导功能的报纸都是党报，都是党的舆论工具，都有责任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去占领市场、占领阵地。党报虽然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风格，但它就像交响乐团一样，有钢琴，有大提琴，有笛子，有二胡。党报集团应是主报奏主调，子报子刊奏和声，围绕一个主旋律合奏出丰富多彩乐章的“交响乐团”。当时，我给集团内四报的定位有这样一个比喻：特区报是钢琴，掌握主调；商报是大提琴，悠扬而又不失厚重；晚报是二胡，很柔和，有大众色彩；晶报是笛子，清新、活泼、跳跃。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四报都是我们党的舆论工具，是一个交响乐团里的不同乐器，只是这些乐器各司其职，要奏出不同的音节、音符、音调，才能形成丰富、浑厚、雄壮的主旋律。

　　记得有一次，时任深圳市长李鸿忠同志到报社调研，我把这个“交响乐团论”跟他作了汇报。他也认为，如果一个乐队里，每个音符都一样，那就单调了，应该是音节有长有短、音色有厚有薄、声调有高有低，这样才能够丰富多元、多姿多彩，才能够组成浑厚的旋律。应该说，这个我们做得挺好。《深圳特区报》作为旗舰报纸在高奏主旋律的同时，其他各系列报刊从不同定位出发差异化发展，围绕主旋律奏出和声，共同奏出了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记得那个时期，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文化界、出版界、娱乐界推出的一些作品，权谋文化盛行，一些影视剧、出版物等有意无意地宣扬那种权力崇拜、等级尊卑、宫廷斗争等不良文化意识，有的甚至成了一些人追看的热播剧。针对这个现象，我们鲜明地提出一个观点：主流媒体应该坚守社会责任，其文化娱乐报道要倡导先进的文化观念，而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口味、迎合少部分读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凝聚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为此，从2003年6月开始，我们组织著名学者研究分析这个现象，并连续策划推出《历史题材影视剧：令人堪忧的权谋文化观》、《历史题材影视剧应树立怎样的文化价值观》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近些年热播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存在着的传播封建权力崇拜观念的现象，以及从中折射、传递的不良文化意识进行了理性反思和批评。长达半年多的讨论中，我们对宫廷斗争、封建权谋文化，不是一般的批判，也不是批斗，更不是谩骂，而是请来全国这方面的知名专家来探讨，在报纸专栏中展开理性思考、建设性批判，从而倡导现代政治文明和公民意识。这在社会上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对弘扬先进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吴启泰等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对当时国内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纠偏”作用。中宣部《新闻阅评》还专门发文，对此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我们将持续了几个月时间的专题集纳起来，最终形成了《权谋文化批判》一书，随后，我们又针对影视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宣扬血腥、暴力倾向，组织了对暴力文化的批判。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有益的尝试 难忘的经历

　　回首当年，在具体的办报方面，我和同事们并肩战斗，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是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有一些东西在脑海浮现，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田各”评论。

　　党报评论是它的旗帜，但是党报评论仅仅为工作而应景地评论，或者简单地把领导人的会议讲话分成几部分来写，这个作用是有的，但是不大，比较板，不会有什么感染力、亲和力。所以，我当特区报总编辑的时候，大力推动个性化的评论。为鼓励带动评论员和记者编辑来写，我亲自带头写，署的笔名为“田各”，力图以轻松活泼的形式，以朋友间谈家常的口吻，以实在、朴素的文风，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评述。这样的个性化评论，不仅领导接受，群众也很接受。

　　以往党报评论的一大通病，就是空话套话多，一副教训人的样子，虽然有一定的思想观点，但群众不易接受，甚至反感、抵触。为此，我在自己写的“田各”评论中，总是放下架子，心平气和，不打官腔，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听懂的话，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些评论，从标题到内容，都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非典期间，坐出租车的人少，虽然政府部门出台了补贴政策，但少数出租车司机依然不满意，发动集体罢驶。针对这个现象，我写了篇题为《别让人家笑话咱深圳人》的评论，平心静气，不点名，不居高临下，像朋友唠家常，谈时局，解困惑，释大义，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做了通俗化的讲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规劝力。据说，当时报纸出来以后，有司机抢着读，认为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看了贴心，也更理解政府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对这篇评论给予肯定，认为这样的文章，比政府官员去口干舌燥讲两个小时都要有效。

　　当时，“田各”评论成为特区报评论的一个品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领导的肯定。比如，2003年一季度末，写了《季末提个醒：一季度干了什么，下季度干些什么》；在防治非典期间，写了《立法以革陋习，如何？》；非典过后，为引导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及时投身经济建设，写了《天晴了，咱们赶紧干活去》。有专家也认为，这些评论从命题到立言，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一些独到之处。应该说，这一两年，特区报在评论的个性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其次，在重大主题、典型宣传方面的一些努力。

　　当年，在办报方面还有一条，就是每当国内、省内、市内有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的时候，特区报会提前策划准备，主动树起大旗，组织很有威力、很有震撼力的编辑部文章、重要述评文章，以引导整个舆论，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比如，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如何报道好十六大精神，推进深圳的建设？我们综合分析了十六大前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及深圳市委的一系列决策，认为深圳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继续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列。经过认真周密的策划与准备，在十六大开幕当天，我们在特区报上发表了长篇述评《居安思危务实图进――从深圳精神大讨论到走出深圳找差距》，集中报道深圳市委居安思危，不甘现状，与时俱进，不辱使命，争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地区所做的努力，表达了深圳人民将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再创新业绩、更上一层楼的坚强决心。这篇报道与十六大的基调和对特区的要求相吻合，也与市委领导的决心相一致，分寸把握得当，为如何贯彻十六大精神开了一个好头，当时在北京开会的市委主要领导高兴地表扬了深圳特区报。再如，我们在2003年元旦次日，鉴于这一年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各项部署的开局之年、起步之年，我们策划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论寻找差距与振奋精神》，对如何认清发展形势，发挥优势、振奋精神，推动深圳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对全局工作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性，受到各方好评。

　　还有就是重大典型的宣传报道。深入调查研究，从调查的实践中获取理性的认识，再传播给受众，应该说是党报的良好传统。当特区报总编辑的那几年，我经常带领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手撰写了不少典型调查报告。比如，《布吉镇发展民营经济调查》，以关外的布吉镇为典型，探索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流与方向，为其他地区如何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一些借鉴。深度解读平安保险发展经验的《国际化的民族保险航母》，则通过深入调查与分析，对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能否引进国际化管理与观念，同时又与民族传统相融合进行了深度剖析。典型的价值在于对大局的意义。这些典型报道无论是选题的确立、还是经验的总结，都是从大局出发，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我总是对记者强调，要从大局出发寻找典型，以典型报道服务大局。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第三，着手创建常态化机制，推进报网互动、引导社会热点。

　　2003、2004年的那段时间，互联网发展势头很猛，国内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网上各种论坛很火，深圳的社会热点也层出不穷，经常成为网上的火爆话题。但是，如何妥善应对、有效引导，形成互联网舆论的强势，不仅政府没有经验可言，传统媒体也是“生手”。但是，传统媒体特别是作为党报的主流媒体，天生就肩负着引导社会热点的责任和使命。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报网联动”怎么做呢？我们的做法是，开始报纸发评论，再拿到网上，供网民热议，形成舆论声势，而网络上搜集的情况，又及时反馈到报纸，在报上通过报道、评论加以引导。这样，就把报和网结合起来了。后来，根据情况变化，我们又组织精干力量，积极加强互联网舆情的监测和分析研究，及时提出应对举措，包括给政府提供决策建议。

　　第四，注重加强策划，重头报道重点推出。

　　在特区报当总编辑，我特别注重加强策划，以提高新闻发生的预见性，强调开好每周一的例会。这个例会是报题会，也是“订货会”。每次周会上，我都会花一些时间，来给大家讲自己对新闻、对办报的理解，包括新华社的一些好做法、好传统，希望能灌输给中层干部，继而在全报社形成好的业务氛围。对各部门的报题，我也会认真评点，在评点中贯彻办报思想、办报理念。

　　每周例会上，我会要求各个部门都动起来，要加强策划组织。每个月，我们要开一次业务讨论会，对好新闻、好策划进行评点，给予奖励。应该说，通过不断的鼓励倡导，这种学习研讨的氛围还是比较热烈的，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把总编辑的办报理念贯彻下去。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大家要动起来，而不是你老总一个人动。晚上值班时，也会对一些稿件进行评点，这实际上是在引导编辑记者，丰富大家的理念，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导日常的新闻实践。

　　我当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时，兼着特区报总编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4年底，前后有两年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反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报网联动、引导热点”，并在办报实践中大力推动，积极探索，建章立制。

　　我一直主张，对于那些看准了的重头报道、重要策划，一定要敢于解放思想、突破常规，甚至不惜版面，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报道效果，达到策划的目的。有时候，遇到重大策划，经常会在版面安排上打破平时的模式，超常规加以突出处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深圳草埔多位小孩被拐卖获得解救的报道。这是一起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案件，2002年以来，一个儿童贩卖团伙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地先后拐卖了一大批儿童，案件震惊了深圳，震惊了广东，震惊了全国。在广东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深圳、广州、汕头、揭阳、汕尾五地民警协同作战，终于将该团伙一举击破。2003年9月，特区报记者跟随深圳刑警全程采访，历时40多天，独家披露了被拐儿童获得解救的过程。本来小孩被拐卖是个负面的事情，我们的记者跟公安人员一起去追捕嫌疑犯，救回那些小孩来，这时候大家的心情就很好了。案子破了，政府、老百姓都很开心，怎么做呢？我当时提出，要把这个新闻做大，所以11月12日的报纸，从一版开始，一直到六版，全部是小孩被解救的报道。党委政府怎么关心的，公安部门怎么辛苦的，老百姓怎么期盼的，见面以后家长们怎么欢天喜地的，我们做了详细的披露。当时，一版图片的选择是最有典型性的，这是一张记者在罗湖草埔片区拍到的三个小孩子光着屁股冲凉的大幅图片，很好地体现了儿童被解救的欢乐。光屁股小孩的大幅图片，出现在党报的头版，极具震撼效果，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应。

　　现在回忆起来，我在特区报当老总的两年多时间，凭着责任、凭着热爱，全心全意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为党报发展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的很多办报理念，包括那些理论化的思考，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升华，这也使自己的新闻生涯得到了丰富和充实。这些思想理念与办报实践，是如此宝贵，这些年我在报业集团社长的位置上，也一直在坚持、延续。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