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采访对象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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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邹韬奋的“见面熟”本领

记者的采访活动绝大部分是在生疏的环境、生疏的条件下与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如何迅速接近被采访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作最深入的采访，就成为记者、通讯员的一项基本功。

著名记者邹韬奋就有一种“见面熟”的本领。他与人接触，谈话，常常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因此许多人尽管是与他初次相识，用不了多久，就把他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把心里的话告诉她。因此，他的朋友很多，而且，这些朋友对他的采访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邹韬奋从1933年7月14日离开上海出国，到1935年8月27日回到上海，一共是2年1个月又13天，其中到过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美国等9个国家的67个城市和乡村，共采写了160多篇旅游考察报告，总字数达53万字。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出了他的勤奋外，他在旅途结识的朋友，给他帮了大忙。

他在赴苏联途中认识了一些美国学生。在船到苏联后，主动邀请韬奋加入他们的旅行团，一齐上莫斯科暑期大学，一起参观访问，不但使他省下了一笔费用，还在参观访问方面得到了许多便利。这个旅行团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韬奋的知交，在韬奋到美国考察时，这些朋友帮了他很多的忙。比如，美国南方当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黑暗的农奴制度，这些朋友不但向他介绍了许多当地便显得黑奴制度的罪恶事实，为他安排视察的地区和途径，告诉他访问中应该注意的种种事项，为他物色和约定访问对象，并派出可靠的人用秘密的办法护送他去谈话，还多次邀请他参加秘密会议。韬奋这次南游所以能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取得很大的收获，离开了这些朋友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韬奋交朋友，并不局限在志同道合的人，这是因为记者工作接触的是三教九流，所以也应该叫各种各样的朋友。当然，友谊的深浅有所不同。韬奋的朋友中有革命政党的骨干分子，有进步的青年，也有一半的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甚至还有像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党的党员那样完全属于反动阶级的人。例如，他在柏林施就结识了一些纳粹党员，“他们待我都很好，其中一人，带我尤其殷勤可感。”正是这样广泛的结交，使他的采访活动能够左右逢源。

韬奋交朋友，并没有什么秘诀，首先是热情相待，使人一接触就感觉到平易近人。其次是坦率、真诚，绝不矫揉造作。再次便是尽可能帮助别人做些事情。韬奋在美国南方采访时，曾帮助革命组织抄写兴奋，散发印刷品；在苏联访问时，曾应一个男朋友和苏联女朋友之请，维他命的恋爱做参谋等等。美国有句谚语：“获得朋友的唯一办法是自己先成为别人的朋友。”这恐怕就是韬奋广交朋友的“秘诀”。



2、异邦遇见同乡  他乡谈起故里

俗话说，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故乡水。许多时候，他乡遇见同乡，异地谈起故里，尽管两人素不相识，几句乡音，心里就能很快产生一种特有的亲近感。推而论之，即便不是同乡人，谈起过去共同生活、工作、居住的地区，甚至谈起共同熟悉或到过的某一个地方，也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共有的亲近感。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作用在人们心理上所产生的这种微妙的感情变化，往往能够一下子缩短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距离。许多时候，它就是打开采访成功大门的一把钥匙。

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有一次到四川的一个油田去采访。天快黑的时候，才抵达目的地。他碰见一位石油队的队长。纪希晨开头问他：“生产怎么样啊？”“你们这里有不少先进事迹吧？”“有什么困难呢？”那位队长只是用“差不多”“一般化吧”“还不是老样子”这样的话带搭理不搭理地回答纪希晨，一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样子。纪希晨做了多年记者，这样态度的人还是头一回碰到。

后来，纪希晨干脆放下过做的事不谈，同他拉起家常。他听对方讲话的口音不是当地人，就问他：

“我听你讲话，你是陕北人，某某县的，对不对？”

没想到，这句话意外地引起了对方的兴趣。队长问：“那里你去过？”接着，纪希晨向他叙述了该县和附近的县的一些情况，谈到那里的山和水，等等。这下，队长热情了。他也讲了那个县——他的家乡的情况，而且一改开始的冷淡态度，问纪希晨吃住安排如何，等等，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

1988年4月，南沙“3·14”海战之后，军事记者刘善兴到南海舰队采访，巧遇一批从南沙守礁归来的海军陆战队员。连续几个月的孤礁执勤，忍受太空人式的孤独，习惯鲁滨逊式的寂寞，使这些本来就不善言谈的农村籍战士更加木讷。交谈中，记者发现这批陆战队员大部分是河南人，有个战士的家与刘善兴的老家仅隔数十里。于是，刘善兴便从家乡谈起，很快打消了他们的生疏感。战士们不仅向记者介绍了守礁中的生活情况、生动故事，而且把排长怎么想老婆，小张怎么给对象写信，小常向驾驶怎么悄悄哭鼻子等感情深处的“秘密”，统统袒露出来。枯燥的守礁生活本来没有更多的内容可写，由于采访深入，掌握了很多战士内心深处的生动事例，结果，一片《南沙英雄出中原》的长篇通讯，生动地反映了海军陆战队队员艰苦守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



3、韦尔斯介绍的“斯诺法”

关于“斯诺法”，斯诺本人没有专文论述过，他留给我们的知识《西行漫记》等一大批新闻通讯的杰作，这些杰作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寻“斯诺法”的钥匙。至于“斯诺法”的命名，是由斯诺的前夫人、《续西乡漫记》的作者尼姆·韦尔斯做出的。她说：“新闻记者在采访中的聪明睿智，就是表现在特定的环境里，选择合适的话题，造成一种生动的气氛，同采访对象一见面界限老朋友似地交谈起来，无拘无束。不要板着脸儿，过份严肃，那会把空气弄得很紧张。我们两在一起曾经研究过这种采访艺术，我虽然也贡献了不少意见，但这主要是斯诺的方法，所以我就把这种采访艺术命名为‘斯诺法’。”

韦尔斯介绍了自己在采访中运用“斯诺法”的例子。比如说，我那次见到了毛主席（指1937年韦尔斯的红色中国之旅），拿出了斯诺照的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就好比桥一样，把我同毛主席之间联系起来了。从这张照片里，毛主席可以引起丰富而有趣的联想，发生心灵的交感。当然，没有这张照片，也可以采访，当时气氛就不会那么自然了。又比如，（1981年）在西安，我见到王震。我说，我记得我们俩是同年的。我在延安时28岁，现在72岁了。你是不是72岁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会心的微笑。我们之间的气氛更加融洽了。当时还有好些人在场，我就对大家说，我还会唱《南泥湾》。于是，大家都笑了。要听听我的《南泥湾》，气氛就更加活跃了。”

关于尼姆·韦尔斯当年与毛主席会面的情景，艾北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有如下的生动记述：

“韦尔是进入了红色中国……4月底，威尔士来到了延安。第二天早上，韦尔斯起来迎接玫瑰色的黎明。有个小鬼把他房间里的桌子和凳子拿到院子里去。她正迷惑不解时，从窗口看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他来了。她连忙迎了上去。宾主就在院中刚摆下的凳子上坐下了。毛主席高兴地说道：‘欢迎你到延安来。’‘我知道我丈夫斯诺写了你的故事。’韦尔斯理起了线索，‘因为我丈夫斯诺写了你的故事，是我给打字的。’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气氛融洽起来。韦尔斯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照片来，对毛主席说：‘我早就从这张照片中认识你了。这是斯诺给你照的。我从西安跳窗户出来时，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你的照片，一样是一盒口红。你知道，一盒口红对美国年轻妇女有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贡献出来，而口红是不能丢的，所以，你也就不会诧异了。’诙谐的语言，招来一连串的笑声。毛主席接过了那张带着红军八角帽的照片，眯着眼睛笑。韦尔斯说：‘这张照片照得很好看。’‘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照片会这么好看。’毛主席笑道。从这里开始，一见如故，谈话不那么拘束了。朱总司令在这个气氛中，也插进了几句幽默的话。”



4、祖伯光介绍的“黄宗英法”

记者、作家黄宗英，采访中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来创造最佳气氛。新华社记者祖伯光有这样的记述：

黄宗英1982年和1984年曾两次到西藏深入生活。她写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与他在西藏一起采访过。他的采访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当记者的，虽然也懂得交朋友的重要，但往往到一个单位去，总是急着摊开本执请采访对象谈情况。探望情况就走，结果和采访对象只是一面之交，“人走茶凉”。黄宗英的采访作风和我们许多人的习惯做法却不一样。她到一个地方去，首先是交朋友，关心采访对象的工作、生活和疾苦，和他们同呼吸、同命运。有一天，女林学家徐凤翔来到拉萨。我以为，黄宗英等了徐凤翔酗酒，一定会和徐凤翔好好聊聊。谁知黄宗英一句也没请她谈。她首先帮助徐凤翔跑政府部门要支援，要经费，逢人便讲徐凤翔在西藏搞林业研究的重要意义。甚至徐凤翔到波蜜林区去的汽车、帐篷、鸭绒被，黄宗英也帮助张罗。而当这一切奔波有了结果时，她是那么高兴。还有一次，我建议她跑跑西藏的地质部门。她答应了。我们来到西藏物探大队和区调大队，我本想请地质工程师们谈谈他们在高原艰苦奋斗的实际，谁知他们在座谈会上竟诉起苦来。黄宗英很耐心地听他们诉说苦衷。有的地质人员提到他们辛辛苦苦采集的矿石标本到成都化验很不记事。事后，黄宗英多次同我见，她到成都一定帮助去呼吁。对于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普通的人和事，黄宗英也都有极浓厚的兴趣。在一次饭桌上，一位来自西藏修钟表的个体户大谈他对世俗和不正之风的看法，许多人都不耐烦，但黄宗英却津津有味地听着。她说：“不能小瞧这些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人民的正义感，也可以看到希望。”

我和黄宗英谈起了交朋友。她告诉我说：“凡是我采访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多少年不变。我吃的天麻还是邢燕子托人给我买的；至今我的行李还放在河北宝坻县窦家桥。那里的人民舍不得我走。”她说：“我记在本子上的常常是灵感，使一些人口、土地的素质，有时也记一点材料。但人与人心的交流不是能记下来的，这要考生，深交的自己，在节骨眼上才写出来。”交谈中，她问我学不学藏语。我说：“在西藏只呆三年，不打算学。”她马上纠正我：“要我，就学！一天也学。”她认为交朋友，学习当地语言很要紧。她自己就会讲上海话、浙江话，南腔北调都能讲一点。她的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她变着法儿交朋友，这大概就是她之所以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专访的诀窍吧！



5、谈莫里哀让李健吾打开了话匣子

1980年的一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淑英采访翻译家李健吾先生。记者进门刚说明来意，李老不但态度冷淡，而且还一再声明“我这个人不求名，不要仍宣传。”杨淑英顿时显得很尴尬，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

这时，记者灵机一动，想到李老师一位研究莫里哀的专家，而当前北京正在举办的法国电影州有一部一部传记篇《莫里哀》正在上演。于是，记者见风使舵。立即转变话题，就莫里哀的一些问题求教李老。这时，李老一反刚才的冷淡态度，情不自禁地打开话头，从他研究莫里哀的情况开始，说到他的译著、工作和生活，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李老的老伴儿在一般喜洋洋地对记者说：“他谈起法国文学，劲头儿就来了，说起来没个完。”杨淑英回到家里，翻开笔记，提笔就写。

第二天上午，她又带着对外广播稿《著名翻译家李健吾》和为《文汇报》撰写的《李健吾和莫里哀》两篇初稿，敲开了李老的家门……从此，记者和翻译家成了好朋友。从遭冷遇开始到采访圆满成功，杨淑英的经验告诉我们，记者应变能力在采访中显得多么重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投其所好。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在新闻采访中，记者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当我们把被采访对象分为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部队官兵与地方人员、男同志与女同志、老年人与青年人这样一些群体进行比较时，便可以发现并归纳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习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因此，采访时要充分准备，交谈抓住主体，提问击中要害，尽量节省对方时间，并注意从其言谈中挖掘思想，提炼有深度的报道主题和角度；采访普通群众，或因其文化水平低，不善表达，或因其了解全局少，疏于归纳总结。因此，交谈时容易出现冷场，容易就事论事，粗细不分，要善于用适当的话题进行诱导，提问要具体，以小见大，注意归纳形象、生动、形象的群众语言，注意通过个别印证全局。

部队官兵与地方人员向比，纪律观念强，性格直爽，办事雷厉风行，说话直来直去。因此，交谈时要开门见山，避免唠叨罗嗦，打迂回战，并注意以诚相待，以心换心；采访地方人员，由于社会环境的因素，社会交往相对频繁，人际关系相对复杂，遇事顾虑多，话到嘴边留半句。因此，交谈时要善于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提问，正面受阻侧面迂回，并注意从交朋友、拉近乎中交流感情，从看似不起眼儿的外围线索中组抓主要问题。

男同志与女同志相比较，相对而言，性格外露得多，喜交往，擅言谈，说话嗓门大。因此，采访时应多用研讨式，共同商讨；女同志一般爱面子，与不熟悉的人交谈，多因腼腆羞于启齿，要有耐心，多用启发式，并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尊重对方，不提涉及隐私的话题。这里一般是指采访异性，当然，如果记者与被采访者是同性，那又有所不同。

老年人与青年人比较，一般来说，老年人阅历丰富，经验多，爱怀旧，记忆力差，说话易重复；青年人年轻气盛，好胜心、自尊心强，爱独立思考，爱争论探索，喜欢平等待人的人，看重交往中的相互尊重，讨厌空洞的说教和居高临下的灌输等。这些心理、性格特点，都是记者在新闻采访中应该注意把握的。



6、使蔡元培儿子感到亲切的“近乎”

新闻采访工作的特性决定，记者通常是和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的。要更好地完成采访任务，就必须善于迅速缩短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善于和被采访对象“套近乎”。

“套近乎”的办法因人而异，因境况不同而异，但揣摩以下几个案例，多少可以归纳出一些带规律性的原则来。

恰当赞许，往往能使被采访者产生对你的好感，从而解除戒备的武装，使采访顺利进行。当然，赞许要恰当，要自然，要能够抓到对方的“痒处”，不然，“马屁拍在马脚上”，反而弄巧成拙。

一位记者去采访蔡元培先生的儿子。得知这位小蔡先生是一位处世清高的美国学者，不愿见记者，不愿发表带政治色彩的谈话，惟有对自己的父亲充满崇敬，也是自己一生追随的偶像。有鉴于此，记者一进蔡先生的门就高兴地说道：“啊，您真像蔡元培先生！”“怎么？你见过我父亲？”“我看到过好多照片。看，你的眉峰、面颊，真像……”蔡先生一听很高兴，马上就像招待父亲的故旧一样热情地与他交谈起来了。

示以亲切，对一些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往往是打破坚冰的手段。

一位女记者采访一位幼年即遭强暴、性情怪僻粗暴、从不向外人讲述自己不幸的女工时，没有按照惯例直接进入采访，而是从对她表示亲切入手。这天，记者来到车间，见刚与一个男工吵架的吕莉正在操作台上，边工作边落泪。记者走近吕莉，轻轻把手放在她的肩头，说：“这不安全，当心轧着手。”吕莉抬头看了记者一眼，见这位大姐面带微笑的表情和慈爱的目光，刚才的泼辣劲儿一下子不见了：“我没事儿，你找我吗？”记者点点头。在车间一角，记者同吕莉同时落座在铜扁线的线轴上。当吕莉知道面前的女士是记者时，先是吃惊，继而轻轻抚着记者的膝说：“我喜欢你，我们这线轴很脏，你吹也不吹就坐下了，所以，你问什么，我都说。”记者不仅让这位因感情受过创伤而守口如瓶的女工开了口，而且讲的那么情愿。吕莉向记者敞开了自己紧锁的内心世界，记者获得了其他记者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材料，写出了《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之一《幼年即遭强暴》。

“好话一句三冬暖”。初次见面，一句得体、精彩、温暖的话，往往可以创造一种亲切、融洽的气氛，让被采访者消除戒备和疑虑。



7、王永海坐拉粪车采访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活动中都有心理现象。新闻采访作为一种频繁的人际交往，记者与被采访者一经接触，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在采访活动中直接表现为一种复杂微妙、丰富多变的心理关系。由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身份、年龄、职务、阅历、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许多时候，这种心理关系会表现为影响采访的心理障碍。

通常情况下，记者与被采访者是法律上、政治上、人格上完全平等的同志关系。因此，作为采访活动的主体的记者，在整个采访活动中都要始终发挥主导作用，随时在心理上调整好这种关系，及时扫除心理障碍，使双方见面以后很快消除陌生感，在自在、自然的朋友式的轻松状态中交谈。

调整采访中的心理关系，说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有时，一些年轻记者往往因自身的原因，致使采访失败。一位地方广播电台的青年记者去采访一个有名的粮食专业村，一去就召集了4位售粮过万斤的农民开座谈会。4位农民席地而坐，记者也勉强坐在地上，可与那个环境很不协调：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银灰色的毛料裤，脚上蹬着一双崭新的中跟皮鞋。几位农民看到记者这种“一尘不染”的模样，赶忙叫小孩搬来一条板凳。记者尽管推辞没坐，但双方之间却总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加上记者不会简单地繁衍，一口官腔农民也听不大懂，更像隔着一道无形的墙。采访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分析失败的教训，记者没有改变“官样”的采访方式，没有摆正自己和被采访对象的关系，没有消除双方的心理障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相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大连广播电台记者王永海的采访，就截然不同。据1997年3月21日《新闻出版报》报道：隆冬，王永海去采访时传祥式的掏粪工人李守环。他照例是不看材料、不听汇报、不开座谈会，而是一头扎到现场，一到现场就和李师傅一起干活。一连几天，边干边聊，记者同李师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采访结束，环卫队要派车送她回家，他却执意要做顺道的拉粪车。他说，这车顺路方便，还能和师傅们多聊聊。邻居们看见拉粪车“堂而皇之”地把王永海送回了家，笑着说：“人家工作坐轿车，你采访却坐拉粪车，不怕掉价儿？”王永海说：“咱不过是个记者，有啥价可掉？”

王永海做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进入角色”就把自己作为掏粪工人中的一员，摆正了自己与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了双方的心态。心理障碍消除了，自然就可以做到无话不谈。



8、新闻永远是“人”的新闻

  　　“如果上帝逼迫我在新闻与人之间必须做一取舍，我宁可不要新闻，哪怕这条新闻有令天翻地覆的传播力量”。若干年前，曾有一位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不记得是谁说过了，新闻永远是“人”的新闻，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深沉的关怀，那么新闻将变得毫无价值，所有的意义都将从新闻纸上沦陷和消失。文学是“掩埋在图书馆尘埃下的人学”，新闻则是“站在新闻纸最明亮处的人学”。

　　我难以相信，就算拍到了“雨中路人跌落”的照片又怎么样？它的真正的价值真的有那么大？当时,连是否真能促使市政部门及时修补道路的缺陷都未可知。而记者也许忘记了一点，如果路人骑车高速经过那个坑，一旦跌倒，严重的甚至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假如不幸在当时真的发生了，而这死亡本来用记者的一句大喊就可以避免，那么记者又该如何自处？另如网友所言，假使记者的亲人恰巧经过此处，那么记者还会继续等待摔跤的发生吗？

　　许多时候，并不复杂的问题被我们复杂化了，许多时候，新闻业者并非真的面临“生存还是死亡”般痛苦的心灵抉择，许多事情，凭常识和起码的人道情怀就可以做出果断的抉择。直接拷问新闻深层灵魂的问题并非绝对不存在，但在很多情况下却真的并不存在。如果某位新闻记者经常被此类问题痛苦地纠缠和困扰的话，那么他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和自我新闻素养与新闻技巧的问题。

　　新闻的痛苦是必要的，却也是浅层的；痛苦是新闻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份新闻纸要获得应有的硬度，就必须不断忍受痛苦的鞭斥；真正的新闻之颠上的大师们，却是平和的、淡定的、“长风万里天地阔，我以我心写人心”。

　　“新闻是什么？”新闻是伟大的，但新闻不是一切。缺了“这条新闻”地球就停转了吗？自邸报出世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出一手，可救一人，可挽救他的整个生命与整个世界。新闻伦理与生活的哲理是如此地相通，那些看似复杂的事情简单地难以置信。

　　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我国新闻界曾发生过一个“没有采访的采访”的故事。当时，众多媒体记者围着海啸的幸存者争抢采访，一部轮椅之上，坐着一位在海啸中受伤的女孩，“尽管她已被惊惶、疲惫折磨得几乎虚脱，然而在众多话筒、照相机、摄像机的包围中，这位虚弱的女孩不得不面对无数的问题……”

而有一位记者却没有作采访，他和同事脱下外衣，给几位幸存者披上，然后去商场给他们买了食品和水。在解释行为动机时，这位记者写道：“入行前，父亲对我说过：‘永远记住，在成为一个记者前，你首先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