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夏》

老怪

“这学，就不让伢子上了，干脆给他找个活吧。”中考结束后，父亲到距离家20里地的矿上给当一部门小领导的伯父说。父亲兄弟两人，伯父早年外出谋生，后来就在矿上安家落户，留下父亲在乡下照顾二老与十几亩土地。
     土地包产到户后，虽说都吃饱了肚子，但随着哥哥姐姐的成家，迎来送往的彩礼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北京亚运会那年，父亲从村东头到村西头跑了一早上才为我借了25元的学费。第二年就那么幸运，夏季大旱，收成减产，再加上与我家合具（一种农业合作的方式：一家一头牲口合成一组，便于耕种)的麦爷大中午天贪图多干活，硬是把我家里的大黄牛活活累死了。父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为学费的事，我又与父亲顶起嘴来。一根洗衣棒棍子把我赶出了家门。无奈之下，我凭借着记忆步行摸到几十里外的姑妈家。好吃好喝几天侍候后，姑妈在借给我足额学费后还外加给了我10元钱。这10元钱，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珍贵，足以让我一辈子享用的。
     不久，伯父通知让我去矿上分公司燃料厂待业，具体工作是到矸子山捡矸子。那天，在堂哥的带领下，我穿着一双皮带机底（用废旧的皮带割成鞋底的摸样，然后用线绳链接鞋帮制作的一种布鞋）做的鞋子，骑着一辆没有后屁股的自行车，来到主井架下边一个叫矸子山的地方。
    “你叫戚飞？去那架头抬筐去吧。”一个头戴旧布帽满嘴胡子据说是班长的中年男人，嘴里夹着半根“小团结”（不带过滤嘴劣质的卷烟）坐在架头的钢轨上，示意我去旁边的煤堆上。成堆的煤、矸石，铁架子上悬着的轨道，黑乎乎的歪把车、破旧的工作服，这是我对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逃荒的难民。
     燃料厂，听起来蛮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多种经营公司（淮海公司的前身）下属专门分拣矸子石、捡块煤处理次煤的单位。因矸子石聚积成堆，俗称矸子山。在此上班的家属工（为解决随迁家属就业问题而设置的临时岗位）大部分由职工家属与待业青年组成。在煤矿，待业，不是赋闲在家，而是在等待招工的过程中到驻矿分公司做编织笆片、加工预制板、治安联防队等服务矿井的家属工。这也是矿工子弟区别于其他社会青年的一段特殊而又深刻的人生经历。
     原煤从主井提升上来，卸载到选矸楼倾斜振动筛上的遴选，优质的原煤穿过振动筛随天仓皮带运至煤仓。从筛子上蹦落的块状煤或矸子石沿筛子而下，接慢速皮带分拣。皮带两边分别设有若干漏斗口，每漏斗口处安排专人把守，负责把矸石从皮带上分拣到漏斗里，而块煤与碎煤流经另一个漏斗。选矸楼下一处漏斗专门用来装矸石，另一处就是用来存放块煤与碎煤的。矸石漏斗放满矿车后拉出翻罐笼，转载后运至矿外矸子山。块煤漏斗用歪把车放满拉上一个斜坡，推至架头（轨道的尽头）翻卸。另一组人用栓着两根棕绳的大筐（类似农村喂羊的那种）把块煤检出来，抬到块煤堆上。
     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抬大筐的活。这活看似简单，装满一筐块煤加上筐的自重至少有四五十斤。一班8小时下来 ，来回穿梭在架头与煤堆之间，双手会被勒的酸疼，下班后肿胀得连自行车把都握不住。在辨别矸石与煤矿的过程中还要眼疾手快，不能落下。不然下一车卡下来会窝工，班长会大声训斥。
     洗澡，三班倒，换工作服，虽不是下井挖煤，却整天与煤打交道。在矿上最苦最脏最累的活，除了挖煤的“煤黑子”，就是矸子山的家属工了。与我一起捡矸子的大多是比我大的阿姨与小青年，也有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两劳（劳改劳教）人员。那些条件稍好一些的人是不会去那地方的。因为同是一样的家庭背景，大伙在一起很是团结。吃饭的时候会相互谦让，抬筐的时候相互帮衬，休息的时候会也说一些很粗很直接的笑话。虽然每天从事较为繁重的工作，与她（他）们在一起却是很快乐的。不管风雨，不论白昼，在那一张张沾满煤灰的脸上从不乏自信。这是我在书本之外第一次看到的力量。
     除分拣煤块外，还有一项在“翻罐笼”甩煤（把一个小煤堆翻到另一个大煤堆的过程）的工作。一人一把铲子，朝煤堆上翻。刚刚一米七多一点的我跳到道档里一铲铲锻炼肌肉。太阳的毒晒、蚊虫的叮咬、超支的体力度算不了什么，最要命的是大风天，再遇到一半矸子一半干煤，一铲子一阵煤尘，洒在脸上，耳朵、嘴里。由于矸子石阻挡下铲，不久，手上就会磨出水泡。完不成任务一班就算白干，每次分去甩煤我都暗自叫苦，又不得不去。所以，每当站在道档里的那一刻，我总是羡慕那些比我高比我壮的同事，甚至崇拜人家的力量。累的时候就想，还不如捡块煤轻松呢。也偷偷的怀念上学期间的时光。多年后，我把这种对比法与阿q精神法一起作为鼓舞自己的法宝。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至少先在精神上战胜自己，才能抵御一切未知的困难。
    苦熬硬拼了一个月，我终于领了76元——人生的第一笔工资。当我把她交给母亲时，母亲笑着说，伢子第一次挣钱，就由你自己花吧。其实，家里平时根本没有什么余钱的，我懂母亲的意思。攥着用血汗兑换的辛苦钱，我在工人村转悠了半天，硬是没敢买、我平时想几十次要买的短袖衫。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正蹲在煤堆里拣矸子，班长跑到我跟前说，楼上有电话找你。伯父在电话里让我回家准备一下，开学来矿上子弟学校上学。脱掉已经磨破露出手指头的棉线手套，两行热泪，冲开满脸的煤屑径自流开。
    那一年，我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