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管理变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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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管理变革创新
　　乾泉认为，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垃圾债券”，日本的黑大米事件，再到中国的“三鹿奶粉”、“襄汾溃坝事件”，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秘密”和根源，中西方政经高层不约而同的认识到，其中的“元凶”就是没有高尚文化、文明道德、价值伦理和规范制度约束的“资本的贪婪”。
　　乾泉认为，这些仅仅是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冲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作为社会组织主体的现代企业，其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生产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信息环境等均在其不断恶化。资源与环境、发展与竞争、市场与技术、经营与法制、效益与责任、管理与人性等矛盾问题越来越难以调和，甚至逐渐成为制约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组织生涯目标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现实冲突，企业官僚只注重过程细节的本位主义，忽视企业运作的整体性,部门间互相制肘,管理者常常越位、缺位、错位，过度管理与管理盲点并存,企业创新管理缺失，组织变革乏力；管理原则、管理理论、管理行为往往与管理目标和结果相背离。
　　乾泉认为，信用、信任、信誉的危机就像病毒一样侵袭着企业的肌体，产业发展周期、产品市场周期、技术变革周期成为决定着企业生长周期的宿命；当代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行为模式正面临着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
　　乾泉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之殇是人文之殇,中国管理之痛是人文之痛。大国崛起，国学岂能寄希望于封闭的、狭隘的、民粹的、傲慢的、甚或于小人的心态来振兴？国学需要面对现实需求，需要牵手管理，需要理性和创新！中国企业只有插上“国学”与“管理”这两个翅膀，才能自由翱翔于世界市场，“国学”也只有通过与“管理”联姻，才能获得新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乾泉认为，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经营和谐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中国企业不能满足于只是输出“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人、中国企业家，应该摒弃自卑、盲目和不自信，应该有勇气和信心在输出中国优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输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鲁迅先生讲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乾泉认为，大道自然。我们倡导以《易经》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价值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管理实践，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哲学反思、文化反思，认真探索和思考企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与和谐企业文化思想体系，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为全球化文化融合与和谐世界构建，做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