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30人花290万托人找工作 有人借高利贷“买工作”

马兵

　    骗局调查

　　西安城固等地30人花290万托人找工作，有人还借了高利贷

　　网络调查

　　千余网友中，超3成靠关系找工作，5%重金买职位

　　务工案例

　　交了中介费去浙江打工，82名渭南大学生流落街头

　　读大学还是“买工作”？汉中人曹某和家人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们认为，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即使先读大学，毕业后要找到一份好工作，最终还是要靠花钱来解决。

　　近日发生在陕西城固县的一起以帮人找工作为目的的诈骗案可谓漏洞百出。但几乎所有的家长一开始都对这个骗局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份带公职的工作都是有“价格”的。

　　其实，近些年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找工作就是找“关系”、找不到“关系”的间接花钱“买关系”的现象已日趋明显。

　　西安市高新区某汽车修理厂外，“中间人”王坤指着一位中年男子对大强说，这个人就是“交通厅张副厅长”。大强清楚地记得，那是2012年秋季的一天。“张副厅长”一身气派的休闲打扮，身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大众途锐高级轿车。王坤告诉大强，“张副厅长”为人很低调，今天是来这里修车的。他和大强只能在远处看一眼，不方便上前打扰。在王坤的叙述中，“张副厅长”叫张胜利，是自己的一个远方表叔，能量很大、可以帮人安排工作，但需要“疏通费”。

　　从2011年底开始，因为对这位“张副厅长”深信不疑，城固人大强从亲友们中间筹集了290万元，委托王坤和“张副厅长”给一帮孩子安排工作，自己也从中挣点“好处费”。

　　2013年5月5日，泾阳人王坤被城固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拘。

　　面对警察，王坤说“张副厅长”是找的一个“托”，目的就是为了家长们的信任。但对于诈骗款项的去处，王坤的交代至今模糊不清。

　　这起诈骗案背后的一个更大背景是：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来自教育部网站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699万，比2012年多19万，创历史新高。截至今年3月，本科生签约率为38%，硕士生不足三成。

干脆辞职，等着当高速路收费员

　　谢家井村位于城固县城北约1公里，大强的父亲、现年53岁的老岳是当地的“名人”。老岳早年在部队服役，复员回到汉中后开始做生意，三十年商海沉浮，在当地算是富有人家。

　　老岳之所以是当地的“名人”，除经济条件不错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为人仗义，性情豪爽，乐于给别人帮忙。当地许多人都知道，老岳结交广泛，社会上各方面都有熟人，尤其是当年的战友，有许多都在省内外官场从政，只要老岳愿意张口，一般事情都会有不错的结果。

　　城固人老马前些年曾托老岳给女儿安排工作，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结果没想到事情还真的办成了。老岳有能力可以安排就业的消息从此不胫而走。

　　尽管生意不错，日子也滋润，但老岳心里也有不如意的事，那就是二儿子的工作。老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强从西安某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如今在西安开办有自己的公司。二儿子小强前些年参军，复员后也安置了工作，但工作地点是在距离城固县城60公里外的大山里，地理位置偏僻不说，待遇也低，月收入不到1600元。

　　这些年，老岳一直谋划着给小儿子安排一份相对不错的工作。尽管也有些人脉关系，但几次努力都未果。

　　老岳多次在朋友面前感叹说，自己供大儿子读完了大学，总觉得欠小儿子点什么，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小儿子安排工作。在老岳的心目中，“不错的工作”要既体面、待遇也要好。

　　2011年11月的一天，大强从西安回城固看望父母，同行的还有一个和大强年龄相仿的小伙。大强说，这是他西安的朋友王坤。

　　个头不高、脑袋圆圆的王坤留给老岳的印象是“嘴巴特别甜”，对老岳一口一个“叔”地称呼。

　　儿子从外面带来朋友，好客的老岳让老伴炒了几个陕南特色小菜，拿出好酒一顿招待。酒过三巡拉家常，老岳提到想给小儿子找份工作的心愿。王坤端了一杯酒给老岳，说自己有个表叔叫张胜利，是交通厅副厅长，可以通过“渠道”让小强去高速公路收费站当收费员，月收入四五千元。

　　宾主继续喝酒。中途，老岳出门把大强拉到一边问，这个小伙到底可靠不？儿子很肯定地回答，是我认识多年的伙计，没有任何问题。继续回到酒桌，老岳连干三杯，他觉得小儿子的工作有希望了。2012年4月，老岳干脆动员小儿子从原单位辞职，等着去高速公路上当收费员。

为找工作，30人花290万“疏通费”

　　大强出生于1985年，长着一张娃娃脸。大学毕业后，他没考公务员，也没去单位上班，选择了自主创业，先是几个朋友合作从事水暖工程施工，后来又进军电子商务行业，如今在西安市高新区拥有一家员工近50人的私企。

　　按照大强的说法，他和王坤相识于2010年前后，当时后者在做保温建材的生意。由于所从事的行业都和建材有关，且年龄相仿，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2011年11月，大强带着王坤回了一趟城固老家。此前，王坤曾有意无意地向大强透露，称自己有许多省上和西安市的“关系”，有事需要帮忙，尽管开口。

　　2011年王坤结婚，他说自己的钱都在外面欠着，暂时要不回来，要大强帮帮忙，大强就拿了4万元给王坤。也正因为这样的交往，让大强觉得他和王坤的交情“没得说”。

　　城固之行回西安不久，大强向王坤提出想让弟弟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去当收费员，王坤满口答应。大强又问，可否将弟媳妇一起安排？王坤说没问题，但每人需缴纳5万元“疏通费”。既然是熟人，可以优惠少拿1万。

　　岳家很快将9万元通过银行转给了王坤，后者许诺很快就可以上班。但几天后，王坤找到大强，说小强的事情他已经给“叔叔张副厅长”说了，对方表示可以办，但人数少了不好办，“上下都要打点”，最好人多一些、一批就办了，每人“疏通费”5万元。

　　大强将王坤的话转达给了父亲老岳，同时也在自己朋友圈子里散布消息：如果有人想到高速公路工作，自己有路子可以办，每个人收取“疏通费”10万元左右。过一遍手，大强从每个人身上也能赚5万。

　　也是在这一期间，听到老岳和大强“10万元能安排工作”的消息，城固先后有17人把9到12万元不等的钱交给岳家父子。大强在西安的圈子里也有7个人将钱交给大强，希望能将子女或亲友安排进高速公路系统就业。加上洋县4人、汉中2人，共有30个人将290万元交给了老岳和大强。这些款项，大强截留了约一半，其余的146万元均通过银行转账付给了王坤。

　　大强事后向记者说，他当初之所以对王坤深信不疑，一是因为他觉得王坤没有理由骗自己，二是这样的操作可以让自己赚一笔。对于截留款项，大强认为那是自己应拿的“中介费”。

　　其间，由于工作迟迟不能安排，等不及的朋友们每天都催老岳和大强。大强就催王坤。王坤被催急了，就带着大强去汽车修理厂见所谓的“张胜利副厅长”。

“我以前一直真心给人办事”，也曾办成过

　　泾阳人王坤出身农家，2006年毕业于西安某民办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大学毕业后王坤也曾自主创业，但也许是运气不好，几次尝试都以赔本告终，还欠了一屁股债。

　　2010年后半年，王坤开始到西安某国企上班。效益好的时候，月工资可拿到四千多，但他总感觉“钱不够花”。正是这时候，王坤开始尝试给别人“办事”赚点中介费。

　　王坤自称“我以前一直真心给人办事”，比如曾通过关系将朋友的弟弟安排到西安市某执法局当城管，事后对方付给他3万元“疏通费”。有三个大学生考研分数差一点，经王坤操作，三人均如愿读研。事后三人共付“疏通费”8万元。还有一个朋友的妹妹想去西安东郊某中学当实习老师，事后王坤也收了对方3万元。

　　7月6日，在城固县看守所，在押的王坤对华商报记者承认：2011年给岳家父子承诺可以在高速公路部门安排就业，开始并不是骗局。后来之所以没办成，“是因为发生一些不可言说的变故”，至于什么变故，王绝口不提。

　　王坤承认，自己的确认识领导，能在高速公路安排就业，但“副厅长张胜利”是自己临时导演的。

　　为应付众人追问，王坤不惜伪造陕西省高速集团公司印章、劳动合同和报到证等假文书拖延时间。再后来，王坤还给了岳家父子一个电话号码，称这个号码是“张副厅长”的号码，让岳家父子直接联系。

　　受不了众人的再三催促，岳家父子试着给“张副厅长”打电话，结果每次对方都挂断电话，然后发短信称“正在开会”，或者回复说“不方便接电话，事情正在办理，耐心等待”。王坤说，这个号码就装在自己手机中。有时短信应付，有时会找人扮演“张副厅长”和对方通话。

　　2013年3月底，老岳准备报警。报警前，老岳到西安给王坤下了最后通牒——事情不办了，把钱退回来两清。老岳在西安等了28天，王坤只退了4万元，至于其他钱，“都已经送出去办事了”。

　　4月底，大强最后一次和王坤面谈，说家长们准备报警。王坤不在乎地说：报就报吧，反正出了事情有领导扛着。

　　4月24日，老岳代表众家长向城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警。5月5日，城固警方在西安将王坤抓获。让警察意外的是，王坤除了包里一千余元现金外，身上两张银行卡里的现金不到200元。

　　关于“疏通费”去向，王坤支支吾吾、模棱两可：一会儿说还自己的欠账了，一会儿又说赌博输掉了。王坤对华商报记者说，他共计从大强手中收到银行转账146万元，其中41万元退给了大强，其余款项分别被自己还账、赌博和用于日常开销。但大强否认曾收到了王坤还回来的41万。

　　王坤说，警察抓他时，他正在通过关系帮一个人办“医疗卫生机构许可证”，刚收了对方13万元“疏通费”。

借高利贷“买工作”，换来一个假报到证

　　熊岩（化名）今年30岁，城固县龙头镇人，2007年毕业于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和许多80后男孩一样，熊岩天生有种制服情结。他也曾参加过招警考试，但由于身体等原因未能如愿。

　　2012年5月，老岳“有路子办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消息传到了熊岩父亲耳中。

　　起初，熊家父子还有所怀疑，但传话的朋友说，当地交警队领导某某某、公职人员某某某也都在委托老岳给孩子办工作，应该不会有假。

　　对于老岳的为人和“能量”，熊家父子早有耳闻，于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老岳家。说明来意，老岳电话请示儿子大强，后者说“交钱越早上班越早”。

　　回家后，为了尽快给儿子“办成事情，搭上这趟顺风车”，熊家干脆通过民间信贷以2分利息贷款10万元。2012年5月5日，熊家父子通过银行给大强转账10万元，作为“疏通费”。

　　当天下午，大强通过父亲老岳给熊家传话，称熊岩的个人信息资料已经收到，但年龄偏大，有难度。

　　熊家一听很着急，问该怎么办。大强称只好再给“领导”说说了，但需要请领导吃饭。熊家于是又给老岳送去5000元，让他转交给大强和上面的“领导”。

　　大强对华商报记者说，整个过程中他只负责传话，意思都是王坤转达的，王坤说这是“领导”的意思。2012年8月，大强通过父亲给熊家打电话，说工作已经安排在西宝高速收费站，过几天就可以去上班，月工资4000元左右。

　　熊家父子听后提出，能否安排得离家近点。大强问王坤后，王坤答复说，那就再交5000元的“调动费”。

　　“调动费”送去后不久，王坤通过大强给需要安排工作的人电话通知：2012年10月某日到西安来统一领取“报到证”。这也是熊岩第一次见到“办事人”王坤。当时熊岩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但已经上了船，万一成了呢”。

　　事后，“员工报到证”等文书均被证明是假的。这时王坤通过大强答复大家说，再等等，“中间环节出了点问题”。

　“上大学也要花10万，还不如直接买工作”

　　西安市民刘女士做的是图书生意。业务来往中，经常有客户感叹如今就业难，说希望刘女士留意一下，给孩子找份工作。因为是多年的老朋友，刘女士一直操着心。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女士认识了大强。大强说自己有个关系很铁的朋友，其叔父是“交通厅副厅长”，可以帮人安排工作。

　　大强第一次留给刘女士的印象还不错，加上是熟人介绍。刘女士就将此信息反馈给了三个客户。朋友们一听孩子可以安排到高速公路当收费员，都很高兴。很快每人筹了7万元，共计21万“疏通费”交给了刘。刘将钱全部打到了大强的银行账户。

　　在这起牵连了30个受害人的案件当中，汉中市民王先生自称“损失最大”。王先生的外甥曹某2012年参加高考，后被西安财经学院录取。拿到通知书没几天，王先生听说老岳可以办就业。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让孩子放弃读大学先就业，理由是“读四年大学也要花近十万元，毕业后仍要找工作，还不如用这笔钱直接买个工作”。

　　双方约定的“疏通费”为10.5万元。由于曹某没有大专学历，还多交了1万元的“学历费”。

　　然而，直至今年5月王坤被抓。如梦初醒的曹某上网一查，1万元办的大专毕业证书是假的。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谈到，如今就业压力巨大，除非个人特别优秀或家庭有一定背景，否则找工作就得靠关系。对于没有关系的家庭，只有通过“疏通费”来买关系。

　　大家的想法差不多，“这年头没关系没熟人，干啥不花钱不求人，只要把事情办成了，人家收点钱也属正常，关键是搭上线找对人。只要找个好工作，几年也就挣回来了”。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此前发布的一项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

　　去年刚从陕西理工学院毕业的受害者小文坦言：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就业就是比爹！”

　　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甚至已经出现高考报志愿时，不在乎个人爱好兴趣，而考虑家里人在哪个专业领域有关系，就报哪方面的志愿的情况。

　　有受害人感叹道，以前有句口头禅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