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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福生
1958年,因国家建设需要,徐州市民大举搬迁。我家从黄河沿的太平北洼搬迁到市北郊一个叫新建北村的地方定居,而另一部分老百姓也被迁移到夹河街西边的和平新村。
这个“姓氏”好拗口
1961年底,我家隔壁搬来一个只带了一个小男孩的中年人。后来得知,这个高高的个儿,戴幅金丝眼镜,很是斯文的男子姓钮。不知为什么,他死活不愿暴露姓名,而是自称叫“兔儿爷”。人家不好意思喊他兔儿爷,想喊他“钮同志”“钮叔”“老钮”啥的,他又不高兴。于是,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只好叫“兔儿爷”。他解释说,他属兔,喊他“兔儿爷”正合适。说来也巧,恰好我也属兔,跟他的儿子钮新民同岁。后来,在街道当干部的母亲托人让小兔子插班读书,与我成了同窗。
兔儿爷的身世很神秘。略知一点内情的父亲说,兔儿爷出身满族,原先姓 “钮祜禄氏”,因为喊起来别嘴,后来改姓“钮”。至于怎么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的,反正也不是我们小孩问的事。不过对于这个“姓”,我深感好奇,就追问:“怎么还有姓‘牛骨头’的?”父亲正色道:“小孩子不要瞎说!不是‘牛骨头’,人家姓‘钮祜禄氏’,正宗的‘镶黄旗’,与和珅一个姓。好比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一样,满清皇族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姓。”
管他姓牛骨头还是猪蹄子,反正我也不懂,光知道这个人跟个兔子一样不急不躁地挺和善。
喜欢捯饬的“老兔子”
60年代的老百姓,生活相当困难,人人都饿的灰头土脸,为吃不上饱饭发愁。记得快到中秋节的一天放学以后,我们学习小组的几个同学都趴在兔儿爷家的小院里做作业。9月天,黑得早,作业还未写完,就看不清楚书上的字,大家的肚子也早就饿得前墙贴后墙了。正想回家时,兔儿爷笑呵呵地为我们送来一片光明,只见我们的“小桌子”上(哪里是什么桌子,其实就是吃饭的破案板)每人面前都出现了一个用白面粉蒸熟的小兔子面灯。兔儿爷乐呵呵地说:“孩子们,写完作业,正好熬完灯里面的油,你们就把面兔子吃了。”
那时的面粉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制,十分稀罕,城镇户口的大人每月连糙米加杂粮才27斤半,几斤白面平时更是舍不得吃,只有过年时才能像模像样地包一顿饺子。兔儿爷的口粮也不富裕,可是他却喜欢瞎捯饬。看到这个充满诱惑、饥肠辘辘的同学们都舍不得下口。在兔儿爷再三劝说下,我们几口就面灯消灭掉了。小兔子得意地说,原先他家很富足,老爸逢年过节可喜欢捣鼓这些好玩好吃的玩意了。
不知为啥成了“右派”
兔儿爷曾向父亲透露过:原先他祖上在京都是一个守法的丝绸商人,1958年的全国反右运动中,兔儿爷不知多说了几句什么话被定为右派份子。文革开始后,他家因是清朝皇族的遗老遗少,又被红卫兵革了命,一家数口都被赶回老家。1961年,兔儿爷为了图个清静,托了不少熟人才来到我们这个远离是非之地的小地方避难。
光会做丝绸生意的兔儿爷除了会拨拉算盘,啥也不会干。为了生计,冒着到处打击“投机倒把”风险的他,只好挑着一副破青菜筐子偷偷地捣鼓点青菜,像做贼一样走街遛巷去卖,生活十分清苦。好在兔儿爷大方,人缘好,巷子里的老少爷们没有一个人好意思欺负他。又因为父亲也是老北京,所以他跟父亲很对脾气,一见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1966年冬天,文革高潮迭起,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忙着“破四旧”、批斗“牛鬼蛇神”,兔儿爷也变得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因学生造反而停课,几乎全国的工厂都跟着停工闹革命,工人不做工,大都闲在家里学木匠打家具。看似平静的生活暗藏杀机,兔儿爷的灭顶之灾也随之而来……
众人保护兔儿爷“脱险”
一天,兔儿爷的门前一片嘈杂。不知从哪里呼啦啦跑来了几个穿着军便服、手拿毛主席语录本、胳膊上戴着什么“首都高校红卫兵”袖标的青年,个个凶神恶煞,他们说兔儿爷家里藏有大量帝王将相的“四旧”证物。哭着喊着揪出抄满清余孽、抄封建主义右派的家。
红卫兵闯进那间四壁空空的小屋,结果啥也没有找到,便气势汹汹地要揪斗兔儿爷,小兔子吓得赶紧跑进我家藏了起来。这时,闻讯赶来的父亲到处召集在家的街坊邻居,很快聚集了几个正在干木匠活的工人。在父亲的带领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革命大辩论(彼时还是文斗,1967年发展到武斗,以致后来有了所谓的“文攻武卫”)。辩论中,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红卫兵被驳斥的理屈词穷,就企图抓走兔儿爷,被身材魁梧的父亲挡在前面。恼羞成怒的青春痘看见占不到便宜,就气势汹汹地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和他的属下一起高呼:“打倒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接着又一起背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在一片嘲笑声中,青春痘恨恨地说了一句“这里的工人觉太低了!”他恶狠狠地喊着“等着瞧!牛鬼蛇神就是跑到天涯海角,红卫兵小将也绝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话。最后还像灰太狼一样嚎叫着:“你等着!我们还会再回来的!”便灰溜溜地跑走了。
事后,大伙围着兔儿爷安慰。邻家的王大爷说,要不是大伙据理力争,这回兔儿爷还真倒了大霉了。所幸的是,他们再也没有来过。
30年后北京“寻兔”
70年代中期,我插队返城后,却发现兔儿爷一家突然人间蒸发。老兔子不见了,他家那个小兔子也不见了。见不到他们,我这个小兔子心里十分难受,便缠着父亲问三问四。父亲说,兔儿爷一家已经回北京了,人家本来就是北京的老户,因牵扯许多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错划为“牛鬼蛇神”“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发配此地。我说,怪不得他姓“牛”,原来是个牛鬼蛇神。父亲说,别胡扯!老牛是个好人。此后再问什么,父亲都不吱声了,原来父亲与兔儿爷是好朋友,处处护着他呢。不过,我还是非常的想念那个从不知发愁的兔儿爷。
1996年中秋节前夕,我到北京开工代会时,已78岁高龄的父亲给我一张发黄的小纸条,说是或许能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在会议组织代表参观中央电视塔时,我请了假,按照小纸条上的地址,几经辗转找到了位于崇文区(现在叫东城区)前门大街附近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推门进去,看见一个白发老人正在兴致勃勃的倒鼓什么,走近一看,正是我少儿时几次舍不得入口的兔子面灯。兔儿爷看到我,先是一惊。愣了半天,老人突然大声地喊道:“嘿!徐州的小兔崽子,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老兔子可想死你了!”看他那个高兴劲,可想老人这些年来并未忘记他与我们相处的日子。我拿出父亲给的地址,兔儿爷一看,眼睛顿时模糊了。第二天,小兔子钮新民得知徐州的小兔子来过后,还专门到我开会的中土大厦找我叙旧。机会难得,我立即请同室的郑州代表给补拍了一张合影。
两地的兔子有“约定”
兔儿爷回忆说,那次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多亏父亲救了他。回北京后,他一直与父亲保持联系,也十分想念和感谢曾经保护过他的父亲和我们的邻居们。如今,他已在家安享晚年。老人说,文革结束后,政府按照政策返还了他的四合院,和我一个属相的小兔子也成了国家干部。他说,小兔子可想念我们一家了。
那年的中秋节,我是在北京兔儿爷家度过的。晚上赏月的时候,兔儿爷特意拿出他自制的兔子灯,我们围坐在桂花树下,共同回忆当年那幸福且又恐怖的岁月。喝酒喝到高兴时,兔儿爷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起当年我父亲当年如何大义凛然,带人保护他们一家的事。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三只老少兔子整整聊了一夜。
去年的中秋节,月儿格外明朗,已经80多岁的兔儿爷通过他那个小兔儿爷的视频与我“见面”网聊。可惜,我的父亲已经作古,两个老兄弟已无法再见最后一面。我多年前曾在父亲那里见到过兔儿爷一家人的全家福,因父亲走得匆忙,也不知去向。这平添的遗憾,也令兔儿爷嘘唏了半天。
不过,我与兔儿爷有约:明年,我这个小兔子要带上我家的“小小兔子”到北京陪老人过中秋;后年,我要接老人到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赏月叙旧,并再三强调:到时候,老兔儿爷和小兔儿爷,还有“小小兔儿爷”都要来,一个也不许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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