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哪里？深圳罗湖

沙漠里的鱼

　　“同乡村”党支部搭起流动人口与政府服务之间的桥梁。图为黄贝辖区四川达州流动党支部书记邱兴堂正在张罗“同乡村”的活动。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
　　对于网民“洪湖的哥在罗湖”，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征程。在一篇发表在罗湖家园网上的题为“我们期待的罗湖家园梦”的网帖上，“洪湖的哥在罗湖”用一个故事道出了“日久他乡变故乡”的感慨：在罗湖生活了5年，回湖北老家过年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他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反倒是拥挤的木棉岭、深巷中的小食档更让他觉得亲切。
　　“我的小儿子在这里长大，你问他我是哪里人？（回答）我是深圳人，理直气壮。因为他对老家没有概念，你问他家在哪里？深圳罗湖东晓。问老家在哪里？才说湖北广水。”深圳市人大代表、东晓街道湖北洪湖“同乡村”流动党员支部书记胡桂梁这样说。
　　像“洪湖的哥在罗湖”这样的人，在罗湖有80万。对于总人口140万人的罗湖而言，他们是大多数，但他们并不沉默。罗湖家园网、市区两级人大、各级党代会都可以听到他们代言人的声音。
　　所有中国城市都在面对城市化的考验。这其中，流入地政府的主动介入与被动参与，主政者的观念与眼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化”的过程顺利与否。
　　上周五，罗湖区委书记倪泽望做客深圳新闻网，主题是“罗湖的流动人口市民化”。他指出，户籍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实际上已成为深圳主人。对于在深圳出生、读书、长大的“80后”、“90后”来说，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原居地”。倪泽望最关心的问题是，罗湖“如何将流动人口市民化落到实处”。
　　现实
　　“日久他乡变故乡”
　　最近，一张题为“我们期待的罗湖家园梦”的网帖在罗湖社区家园网上引起关注。楼主“洪湖的哥在罗湖”用一个故事道出了“日久他乡变故乡”的感慨：在罗湖生活了5年的“的哥”老王，回湖北老家过年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他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
　　一面是扎根异乡的意愿，一面却是生计多艰的现实，“洪湖的哥在罗湖”引用那句著名的“来了，就是深圳人”问道：“现实是深圳或罗湖是否真的把我们当做‘深圳人’？在社保、就业、医疗、学位等方面的种种压力如何才能越来越小？”
　　看到这番真诚的剖白，湖南攸县等同乡村的党支部书记们也纷纷留言表达共鸣，他们的经历不乏共性：都尝过打工和漂泊的甘苦，现在都是同乡们信任的话事人。网友“胡杨林”评论道：“在深圳，他们被当成了外地人；在家乡，他们却被当成了深圳人。”“人很多时候就像一棵植物，植根一个地方才能根深叶茂”，网友“tp-lee”说。
　　罗湖区委“一把手”倪泽望也受到了触动。上周五他做客深圳新闻网，聊的话题正是“罗湖的流动人口市民化”。“以前流动人口确实是流动的，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回原居地，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了，有的人在罗湖居住5年以上，按道理说应该属于常住人口并融入社区”，他说。
　　他亦指出，户籍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实际上已成为深圳主人。“以前是流水生产线上的单身工人，现在相对稳定，拖家带口，平均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对于在深圳出生、读书、长大的“80后”、“90后”来说，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原居地”，“更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据统计，目前罗湖区有140多万常住人口，其中80万是非户籍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六成以上。“在深圳，城市的融入门槛非常低，没有人区分你是深圳人，我不是深圳人”，倪泽望坦言，深圳户籍与非深圳户籍之间的障碍不在人们心中，而在公共政策和服务，“想办法为他们提供服务，是基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思路
　　“让政府服务更有效直接”
　　“以党建为切入口，带动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倪泽望说，“让流动人口变成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组织，把社会上的很多细胞组合起来，这样政府提供的服务会更加有效、直接。”2007年开始，罗湖区创建了“同乡村”党建模式，服务农业转业人口群体；去年又创建了“楼宇+物管”“两新”组织党建模式，凝聚城市白领阶层。
　　罗湖区委组织部副调研员高延勇介绍，上述两种模式考虑到了流动人口的阶层划分，以便更好地给流动人口提供服务。“同乡村”里的居民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他们以亲缘、地缘为纽带聚集，操持相似或相近的行当，对城市的价值观念、法律规范缺少一定的了解，维权意识和能力较差。而“同乡村”党支部可以把外来人口有序组织起来，这样一来，政府服务与流动人口的对接就有了抓手。
　　据统计，罗湖共有13个同乡村流动党支部，管理5000多名农民工党员，每个党支部每年有2万元的活动经费。根据罗湖区委组织部的估算，其服务可以覆盖到同乡村中的30万农民工。
　　来自江西新余的刘冬平是13位同乡村党支书中的一员。在2007年，高延勇透过江西新余驻深办得知，刘冬平古道热肠，做事情会想办法，便推他担任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刘冬平回忆，起初他处理同乡纠纷时，一遇到困难就向高延勇求助，高延勇马上帮他给各个部门打电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刘冬平积累了不少政府资源，知道乡亲们遇到什么事，可以帮着找谁。
　　“楼宇+物管”的党建模式有另一重意义：凝聚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的年轻“白领”、“金领”，他们主要集中在“两新组织”（即两大非公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中。高延勇分析，以往“两新组织”党建最难克服的问题是这些党员的工作流动性较大、党员关系比较难挂靠。
　　而以每栋商务写字楼的物业管理处为基础建立党组织，可以汇集更多的流动党员，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协调各方资源，为他们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据统计，目前，罗湖的48栋商务楼宇已经全部完成党组织组建工作，覆盖了5340家非公企业，共有“两新”组织党组织561个，党员4587名。
　　尽管党建是其抓手，但高延勇强调，流动人口市民化不是仅仅局限于党组织之中，而是面向工作、生活在罗湖的所有非深户籍人员，因此，服务性也被尤为看重。“归根到底，一是通过组织技能、积分入户等培训，提高流动人口安家的能力；二是通过组织活动，让他们真正融入社区，不要有漂泊无依的感觉。”
　　观点
　　“基层政府应淡化户籍与公共服务挂钩”
　　“‘流动人口’是一个很‘中国’的说法”，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家喜说，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务工群体，他们大都从事基础性劳动，生存状况值得关注。从深圳和罗湖的实际来看，流动人口的另一个重要聚集点在高科技公司、金融企业，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白领阶层，受就业领域、就业压力、个人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取得深圳户籍，成为了广义上的“流动人口”。
　　在他看来，赋予流动人口城市户籍只是“市民化”的一个最基础内容。他们还需要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便真正融入城市，“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应逐步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地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流动人口在居住地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计划生育、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梅博士分析，外来人口的城市化能让城市更加稳定，确保城市的劳力供给和消费支出。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政府应逐步淡化户籍与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在子女就学、医疗卫生等方面满足非本地户籍人口的资源需求。为了让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基层政府也可以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帮助，“事实上，许多社区里的活动中心、教育机构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
　　“同乡村党支部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王梅说，同乡村、同业村需要结成社会组织，这有助于承接本地政府提供的服务，协调同乡与周边的关系，带领村民融入城市的生活和建设之中。“要让基层党组织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成为同乡人的政策信息宣传平台。”
　　1
　　案例
　　“希望成为乡亲的靠山”
　　同乡村党支部：
　　在罗湖区13个流动党支部的背后，是生态各异的13个同乡村。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翟学伟教授曾将之称为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一个个“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例如，湖北洪湖人聚集的木棉岭、湖南攸县人的聚居大望和江西吉安人居住的长岭均以开出租车为主业；在以四川达州人为主的黄贝岭、罗芳村和清水河，人们主要从事室内装修、清洁卫生、家政等行业。而聚居在笋岗一带的湖北荆州人则大都做着二手家具电器生意。
　　“希望能成为乡亲们的靠山”，刘冬平说。1993年，年方二十的他跟随远亲来到深圳，当过工人、管过租赁、做过物流。在他的老家江西新余瑶溪镇，有许多和他一样懵懂离乡的人。仅在南湖一带，便居住着2000多个瑶溪人。1992年，瑶溪镇政府在深圳设立了办事处，2007年6月8日，刘冬平被推选为江西省新余市流动党支部书记。
　　平日里，刘冬平做的是服务同乡的活儿。送小孩读书不知道怎么申请，要去找他帮忙；和老板闹工资纠纷，可以找他出面协调；为了让老乡们职业更有技术含量，刘冬平把组织月嫂和珠宝鉴定免费培训的建议递交给了区政府；连周末的出游和少儿兴趣班，刘冬平都忙着张罗……一年到头，他不厌其烦地奔波着，“只要有那一口乡音，我们就有乡情”。
　　去年，一位同乡的女儿在幼儿园校车事故中不幸身亡，家属和幼儿园的赔偿方案没有达成一致，悲恸和愤怒之中，同乡们堵住了路。刘冬平一面用乡音安抚乡亲，一面联系校方、街道办事处和教育部门，争取更合理的赔偿，“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年以上，有深圳居住证，就要按照深圳的标准去赔偿。”刘冬平参加了八次谈判，一天要喝十几罐水，事情终获妥善解决。
　　“出了什么事，至少有人可以引导他们找个路子”，黄贝辖区流动党支部书记邱兴堂说。他所住的罗芳村，是四川达州老乡聚居之地。从老家延续到这里的乡规民约，常游走在现代法律之外，邱兴堂要帮老乡们解决的事包括劳资维权、治安协管、家庭纠纷、赡养老人，甚至夫妻吵架离婚，住在其他城区的老乡也常向他求助。在他看来，“流动党支书”是外来工和本地基层政府的中间人。“一个能跟政府官员说上话的人，能用最低成本帮老乡解决矛盾。”
　　罗湖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介绍，在同乡村，党组织做得最多的便是替乡亲维权，替社区争取更多资源。在这样的规则“操练”之下，同乡村里还走出了一些在区级、市级层面能够建言献策的支部书记，邱兴堂是深圳市党代表，刘冬平是罗湖区人大代表，胡桂梁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高延勇告诉记者，湖北荆州、四川达州等“同乡村”党支部开展活动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家乡党委还派组织部长亲自动员支书们回乡——竞选村支书。“同乡村党支部的模式，也可以看做为内地城市培养了党组织的后备力量，把深圳的党建经验运用到内地”，他说。
　　案例
　　2
　　“让流动党员参与深圳建设”
　　“大厦+楼宇”党建：
　　除了做着基础工作的外来工之外，写字楼里的另一类“流动人口”也构成了鲜明的深圳特色。如何通过党建促进“白领、金领“一族的市民化，让他们真正融入深圳、扎根深圳？罗湖区“楼宇+物管”的“两新”组织党建模式应运而生。
　　高延勇介绍，“楼宇+物管”是罗湖区结合商务高层楼宇较多的特点创新建立的党建模式，以楼宇物业管理处为基础建党组织，让全方位的服务覆盖至“两新”组织党员，以及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白领流动人口。在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下，以区域物业为点，社区公共资源和政府服务资源向区域辐射。
　　今年年初，南湖街道人民南商业片区联合党委开始了一次民生项目“订制”和“打包”的活动。由联合党委牵头组织，摸底调查党员日常喜欢的活动，由“两新”企业申报认领，既解决了党建工作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又调动了流动党员的积极性。
　　除了党委活动，倪泽望还希望更多“白领、金领”能够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契机源于今年9月，罗湖区辟出400万元民生项目专项基金，经过一番激烈的演讲竞争，四个街道脱颖而出，各自得到100万元支持资金，由街道居民决定这笔钱的用途。
　　“这些项目要选择、测算、做方案，一般老同志干不了这个事，希望能拉一批精英出来，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社会建设中”，倪泽望认为，无论户籍还是非户籍，大家都应该“动起来”。
　　深圳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国贸党总支书记姚成新将“两新”党组织称作是“年轻人寻求价值认同的心灵驿站”。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党总支组织了出游、献血、看电影、学历史、心理辅导、相亲联谊会等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活动“让流动党员们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倪泽望在做客“深圳论坛”时还表示，下一步希望广泛设立企业职工俱乐部，让它们“像7-eleven便利店一样，在家门口、工业区门口随处可见”，意在解决外来青年白领交朋友的问题。“天天宅在家里就很麻烦了”，他说，“让流动人口的身边有更多朋友，这个社会才有活力，流动人口对城市才会更有感情。”
　　□延伸
　　他们的愿望与争取
　　“深圳人”：
　　前不久被摆在罗湖区委、区政府每位负责人案头的调查报告——《101位劳务工——他们在想什么？》，也是高延勇最近在读的书。他说，这101个故事是深圳“城市化进程的原始记录”，而“城市化进程，最关键是人的进程”。他参与了罗湖区“同乡村”流动党支部的筹建和运行，亦知道外来工在深的苦楚与艰难。
　　目前在深圳，尽管教育、社保、住房等领域的政府公共服务，均有与户籍“脱绑”的趋势，但是处于知识、信息和技能较末端的外来工，仍承受着比其他群体更多的不方便。
　　刘冬平最担心的问题是同乡的就业，“有份比较好的饭碗，才能真正在深圳活下去”。由于学历不高，与他年龄相近的老乡大都做着卫生保洁工作，工资比较低，许多人年纪一大，更面临体力不支的问题。
　　去年，刘冬平在罗湖区人大会议上写了一条建议案，请求政府相关部门“给家乡的男男女女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罗湖区委组织部马上帮他联系了一家月嫂培训机构，一次培训400人。他还联系了珠宝鉴定机构，希望年纪轻、头脑灵活的老乡能去学学这门技术。
　　同样看到了老乡职业转型道路的还有胡桂梁。他所在的木棉岭湖北洪湖流动党支部里，80%的人都是“的哥”，“的嫂”大都全职在家相夫教子。最近，党支部的“的嫂互助会”正式成立，胡桂梁希望把“的嫂”从麻将桌上拉下来。“光靠‘的哥’们一双手养活一家子，实在太困难了”，他说，他最近还给水贝珠宝园的厂家联系了手工活，接下来还要给“的嫂”寻找新的就业门路。
　　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大问题。虽然深圳推出了义务教育阶段“1+5”政策，保证外地户籍子女也能上公立学校，但因为学位紧张、信息闭塞等原因，许多外来工子女仍面临读书的问题。去年，东湖辖区湖南攸县流动党支部书记荣发齐做了一件事：游说附近的大望学校，给许多达到学龄、符合政策条件的“的哥”子女增开一个班，终获得大望学校的支持。
　　“乡亲们融入深圳的阻碍挺大的”，刘冬平感慨道，不过，从去年开始，深圳把招调工并入积分入户，给一离乡多年、想要入户深圳的老乡很大希望。刘冬平自己递交了材料的同时，也忙着给同乡们宣传这个新政策。老乡们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想留下，有的还惦念着家里的地和孩子，但是，刘冬平觉得，大家都不再像当年来的时候那样迷茫了，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归属感。
　　在访谈中，房子仍然是共同的担忧。不过荣发齐明白，几乎没几个深圳人不为买房而发愁。“住在大望，有梧桐山，有东湖，生活还挺舒服的。”他带着一群的哥，组织过几次与大望原住民的联谊，“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居住地，我们应该和他们好好相处。”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