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梁小斌住院：反思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窘境

鸿雁

连日来，诗人梁小斌脑梗住院的消息成为焦点，诗人伊沙在微博中说：“为中国的钥匙祈祷。”除了他自身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及在中国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还因为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朦胧诗代表人物，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他本人没有医保，连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为什么诗坛地位显赫，生活却困窘？
　　这样一01 梁小斌的成就与困窘

与北岛、顾城齐名的朦胧诗人梁小斌以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闻名诗歌界，创作于1980年的代表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通过“我”“寻找”钥匙的过程，体现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和思考，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刮起一阵“找钥匙”旋风。这首诗与同时期的《雪白的墙》等作品也成为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作，梁小斌就此也成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人物，与北岛、顾城等诗人齐名。

梁小斌共有9篇诗歌散文入选中学、大学教科书。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徐敬亚曾评价：“在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诗人，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却堪称困难。


梁小斌入院后，每天各项检查、治疗费用高达数千元。 梁小斌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群体中“生活处境最差的诗人”用著名诗人、学者叶匡政的话说，“梁小斌可能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群体中‘生活处境最差的诗人’。”

梁小斌的诗歌和随笔创作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不属于安徽作协、北京作协，多年来从事过电台编辑等很多工作，近年来年龄大了也还是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叶匡政表示，“我跟圈内的人也讨论过，梁老师随笔的水平在当代是很高的，但是读者群比较窄，这样的作品不会成为畅销书。”

据了解，梁小斌入院后，每天各项检查、治疗费用高达数千元，未来至少还有十多天的治疗期。面对这笔医疗费用，梁小斌的夫人卓女士面对记者时称“我们能挺过去”，但还是流露出有心无力的乏力感。
种悬殊的境遇落差，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诗人都在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

鸿雁

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现状

20年卖不完一本诗集诗人们在自身与宇宙相通的无边无涯的精神世界里，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创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语言奇迹；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他们放弃世俗生活的欢乐，铁锥般专注于诗域。但是，光靠写诗歌是无法生活的，这样的诗人生存状况不佳，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目前把精力完全放在诗歌上的职业诗人目前还是很少的，他们在生活窘迫时，往往靠家人、朋友和亲戚资助。

职业诗人杨嘉利1996年出版了一本自费印刷的诗集，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快20年了，依旧没有销售完，还有几捆诗集放在他的床下。他的作品在全国20几家刊物发表，每月可以收到几百元稿费，扣除邮寄和打印的费用，几乎没有盈利。因为他是残疾人，靠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才勉强生存下去。


光靠写诗歌的诗人生存状况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图为法国画家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作品《贫穷的渔夫》 左手行医右手写诗站在岁月的高处／回眸不舍昼夜的大川／江河时而平缓东流／时而惊涛裂岸／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南昌市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王治川《秋天的怀念》中的句子。

王治川现在供职于江西省肿瘤医院，左手行医，右手写诗，生活倒也平淡幸福。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觉醒了，他就有一种“痛”。这种“痛”，日夜不停地鞭策他把某件事做到极致的好，以此来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王治川要做的事，就是写诗。他说，哪天我的生命结束了，但愿人们说死了个诗人。但是因有所牵挂，所以王治川的诗就有所局限。工作、生活和诗歌，到底谁最重要？到底谁可以舍弃？可能王治川此生都无法有个结果。这也是他永远的“痛”。眼前，王治川最迫切最清晰要追求的目标是，出一本诗集。他至今还没出过诗集。

江河十年只写了十首诗在长诗《泰姬陵之泪》之前，欧阳江河差不多有十年没动笔了，他在北京的一家著名演出公司做演出策划，一做就是六七年。他很坦然，诗人就不要谋生了吗？

在这十年里，曾被成为“中国朦胧诗五大家”之一的欧阳江河（即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只写了十首左右的诗，但写了很多文章，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领域的评论，甚至还有建筑、摄影和舞蹈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有了音乐和美术评论家的头衔。辞掉演出公司的工作之后，他的生计主要靠“卖字”来解决。2002年起，有日本人欣赏他的书法，独家买断了他十年内的书法作品。

　　　　　
这十年，欧阳江河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一样存在。或许，这长长的寂寞算不上什么。里尔克、瓦雷里都曾经沉寂很多年，芒克也沉寂了很多时间。诗人写作，有人是长流水，有人有间歇期。欧阳江河自己曾解释说，在这样的时代，他根本无所谓写不写，“我不做诗歌的秘书”。“我成功剥离了作为生活和写作的欧阳江河，没把我的写作变成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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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难游泳，上岸没人脉全世界诗人谋生都不易其实，不仅中国诗人谋生艰难，全世界诗人境况都差不多，即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也很难找到一位真正的全职诗人。

在现代印刷术普及前，写作仅仅是爱好，而非职业，印刷术将创作的权利从贵族小圈子中解放出来，让平民也有机会靠写作才华过上自由、富裕和名誉的生活。可遗憾的是，诗歌文体与印刷术不易紧密结合。

诗歌语言较概括，对不同圈子的人来说，能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此外，诗歌写作门槛相对较低（俄罗斯人说“每一篇树叶都有20位诗人在写诗”），生产量大，且质量标准模糊，造成市场倾斜，故“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余光中的《乡愁》艺术成就不高，可在公众眼中，却成了他的“代表作”。再比如，建国以来作品销量最大的诗人是汪国真，“顺口溜”竟远超北岛、顾城等大师级诗人。


余光中的《乡愁》艺术成就不高，可在公众眼中，却成了他的“代表作”。图为余光中背影。 市场化失败，决定了诗歌只能按等级社会中的传统方式来运作，即：写诗本身无法盈利，但可以将其兑换成影响力，再把这些影响力变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之所以出现井喷现象，创作更自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当时这个兑现链条相对完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扁平化，等级间藩篱被渐次拆除，在今天，芙蓉姐姐、凤姐等的影响力比普通诗人要大得多，从而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诗人们错过了上岸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饿死诗人”的声音。

在此之前，中国诗人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四种：一是体制内专业诗人，二是各国营单位员工，收入不高，生活相对安定；三是校园兼职诗人；四是流浪诗人。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这几种职业的诱惑力迅速下降，大批诗人投身商海，以从事出版业的为多，比较成功的有李亚伟、万夏、楚尘、沈浩波、叶匡政等。

出版业制度环境差，导致市场不规范，盗版、欠款等行为泛滥，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

1995年以后，随着各大学待遇猛增，当年下海的学者们纷纷回归，出现了一个“上岸潮”，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诗人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一方面，“上岸”需要人脉资源，非诗人所长，另一方面，诗歌不算专业，大学能提供的教职极少。

不适应市场，又无法“上岸”，诗人们不得不在诗与生活间痛苦抉择。

鸿雁

诗歌之路在何方？外国诗人比咱们轻松那么，国外的诗人是怎么活的呢？

今年63岁的安妮·卡森是一个奇迹，她的诗集销量一般，但她不断斩获各种文学奖，出道以来，她的总奖金额已超80万美元。

而过去几年诺奖热门作家阿多尼斯的主业是大学教授，用他的话说，一生写诗从没赚过钱。幸亏他留在了大学里，对于诗人而言，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状态。

还有一部分诗人靠基金会养活，在社会相对发达的国家，诗人只要知名度足够，申请一份创作基金并不难，但创作基金有时间限制，一般是1-2年，且管理严格，挪用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是在约定时间内，诗人有了一个相对安逸的创作环境而已。

再有就是所谓的“地下诗人”，他们主要有三种生存方式：

一是诗歌朗诵会，收入虽少，但比较有保障，国内诗人也曾尝试过，但在沙龙文化、酒吧文化不够发达的前提下，听众不会为此付费，朗诵会无法盈利。

二是出版私人杂志，发行量虽小，但经营得当，不仅能提升知名度，还会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

三是各种兼职。

虽然国外诗人活得不算好，但对于真正热爱诗的人来说，只要能放弃虚荣，就足以坚持下来，与中国诗人相比，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中国诗人误解了自由虽然在国外当诗人不难活，但他们在选择这一职业时，往往更谨慎。

成为职业作家，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需要良好的职业规划，三思方能后行。

相比之下，许多中国诗人却认为职业规划是反诗歌的，是庸俗、堕落的行为，他们更喜欢率性，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

这背后，是对自由的误解。

当年严复曾力主将自由翻译成“自繇”，因为他看到东西方所说的自由截然不同。当中国人说起自由时，是一个自我的、生活的概念，追求绝对无约束、放松的状态。而西方人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带有较多的政治含义。


许多中国诗人更喜欢率性，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这背后是对自由的误解。图为高芳油画《被束缚的人》 在中国，许多人向往自由，却并非自由主义者。

自由的前提是自治，即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误会，认为诗人就要随心所欲，就要完全靠感觉来生活，这样才叫有才华，结果遇到问题时，因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往往落入怨天尤人的境地中，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认为自己的麻烦都是这个不读诗的时代造成的。

反思职业精神事实是，中国古代从没有什么职业诗人，不能拿古人来说事，在今天，既然选择以诗歌为职业，就应有职业精神，就应超越简单爱好的层面。

许多诺奖获得者当年在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时，都是慎之又慎，为了养活自己，海明威、斯坦贝克、马尔克斯等当过记者，福克纳当过编剧，在今天，左手打工，右手写作是常态。在文学的世界外，现代人还要食人间烟火。置种种俗务于不顾，很难长久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

相比于小说，中国当代诗歌更接近国际水准，但也要看到，中国诗人往往是出了一篇好作品后，便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们的成名作让人充满期待，可从那以后，他们几乎不再进步了。

不是中国诗人们不努力，而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抑制了他们的进步，他们以为自己因率性而成功，便刻意夸张自己的率性，甚至以排斥理性为荣，结果，他们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当初沦为下层的痛感渐渐被淡忘，则虚伪、装腔、生硬等等弊端将日益凸显出来。

与国外不同，中国诗人之间彼此联系极少，很难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只有出现极端事件时，大家才会想起彼此的存在，而自组织涣散，同样加剧了诗人们的生存困境。

　　　　　　

鸿雁

梁小斌住院，再次引出了当下中国诗人生存困境的的老话题。我们可以慨叹诗意丧失的年代，物欲吞噬一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人是否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自食其力之余，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对诗人来说应该不是过分要求。

鸿雁

这个的确需要我们反思

mengji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