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为什么比陈佩斯幸运？

鸿雁

郭德纲因为一首打油诗又惹祸了，这首诗被质疑影射北京电视台已故台长王晓东，北京电视台甚至呼吁再次封杀郭德纲，郭德纲受此影响又上了头条。
　　撇开郭德纲的行为本身，只看结果，他并未因为封杀打压沉沦，相反越来越火了。相比十几年前因维护自身权益而遭央视封杀的陈佩斯，二人境遇可谓天壤之别。郭德纲何以如此“幸运”？

鸿雁

01 成名路径不同：陈佩斯靠体制 郭德纲靠市场

陈佩斯依靠体制内节目“春晚”大红大紫陈佩斯堪称中国最早一批“星二代”，他的父亲陈强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很早就开始主演喜剧电影，但电影屏幕终归有限，陈佩斯一开始并没获得全民关注。

1984年，陈佩斯以小品演员的身份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搭档朱时茂表演了小品《吃面条》，由此一炮走红。与赵本山不同，陈佩斯的表演展现了都市小人物的生活，独具个人特色，他由此被视为“小品王”。借助春晚的平台，陈佩斯真正成名了。

陈佩斯之所以成名，靠得并不是市场选择，他依靠的是体制内节目春晚。春晚由中央电视台主办，曾长期占据中国人除夕夜的电视屏幕，成为国人必不可少的春节作料。但春晚是独特的时代产物：首先，春晚的主办方中央电视台是国家传媒机构，肩负着体现党和国家政策的任务，需要做到上情下达，因此春晚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其次，春晚的节目需要遵循广电总局（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示，由各省市选送节目，某种意义上春晚是各省电视台政绩的体现。第三，春晚本身是一种体制，从节目选取流程到演员选择，遵循的都是体制的办法。

整体而言，春晚具有较强的垄断色彩，不是每家电视台都可以办这样一台联欢晚会。因此春晚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传媒业和娱乐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春晚成为演员成名的最佳途径，春晚可以捧红一个人，捧火一首歌，制造各类新名词。陈佩斯正是借助春晚红起来的，因此得罪春晚主办方，就是“自绝于人民”。

郭德纲借助互联网 依靠市场成名郭德纲从艺很早，但成名比较晚。2005年之前，郭德纲便在电视台录过节目，但当时的郭德纲并无大众知名度，他的小剧场也只能说是惨淡经营。郭德纲成名始于2005年，而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2005年，中国当下最知名的视频网站相继出现，视频网站的出现为郭德纲提供了新的媒体平台，通过互联网的口口相传，郭德纲的知名度大幅提升，最后受到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关注，郭德纲火了起来。

郭德纲成名并没有依靠体制，他与体制的关系看起来也不佳，因此成名之初他常常以“反体制”的面貌登台，讽刺同行，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这种行为使郭德纲显得与众不同，在民众中知名度日渐提升，最终成为了角儿。

郭德纲的成名之路与陈佩斯有很大不同，得益于时代的发展，他并没有依仗体制，而是借助新兴的互联网，在网民和观众的推动下成名，他具有草根和市井的气息。可以说，郭德纲的成名是经过市场检验的。郭德纲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骂电视台，骂记者，骂媒体，但从来不骂观众，相反每次登台表演都要先感谢自己的“衣食父母”。

鸿雁

文化体制不同：郭德纲赶上了文化体制改革陈佩斯成名的之时，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展开，当时改革的重点并不是使艺术演出院团市场化，而是精简结构和调整布局。1988年中国才提出和认可了“文化市场”的概念，不过这种“文化市场”在当时多指营业性舞会，艺术表演院团并未被纳入市场的范畴。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文化体制改革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过对于艺术表演院团来说，市场化改革并未全面深入，不少艺术团还在接受政府的演出补贴，造血功能薄弱。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化体制改革方才全面深入，市场化成为艺术表演院团的改革目标。

郭德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火起来的，借助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适应了市场的需要。陈佩斯被封杀后，丧失了宣传平台，自己也随之失去市场，郭德纲则不同，他适应了市场需要，借助于互联网，他的人气不断提升。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郭德纲其实并不怕被某个电视台“封杀”。同陈佩斯的维权行动相比，郭德纲打架骂人显得十分低下，他攻击电视台媒体，但并没有影响自己的人气，他的小剧团也越开越火，甚至在相声中也编入了这些情节。

　　
文化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使电视台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被北京电视台封杀也不意味着郭德纲从电视上消失了，相反，许多电视台都邀请他担当主持人。在开放的文化市场环境下，北京电视台的封杀行为反而让郭德纲受益，让他被更多人知道，这对他其实是一场庞大的免费广告。

这次写诗惹祸，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呼吁再次封杀郭德纲，但显然郭德纲并不惧怕，他依然在微博上抒发自己的感想，推广自己的电视作品。而他所依仗的正是自己有市场，有卖点。

鸿雁

03 舆论环境不同：市场经济推动公共空间增长陈佩斯被封杀观众缺乏途径知晓陈佩斯因维权行动得罪央视，导致自己从电视屏幕上消失。在当时，观众除了看不到陈佩斯的表演外，几乎没有途径知悉他已被封杀，即便知悉也缺乏舆论表达空间，遑论为他打抱不平了。

　　
陈佩斯与央视打官司之时，中国的媒体行业还远未有今天发达，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不会大规模报道这一事件。受时代的限制，陈佩斯本人的市场化程度也不高，他并没有很好的介入商业化演出，离开当时最强势的宣传平台，也就意味着从公众视野消失。所以，当陈佩斯遭遇封杀时，只能选择去延庆种果树，再通过种果树的收入重新开展艺术表演。

事实上，陈佩斯复出后的话剧《托儿》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关注，4000万的票房也是中国话剧界的神话，这本质上也是市场对陈佩斯的认可。陈佩斯最终能翻身，依靠的是市场而非体制。

郭德纲被封杀后获网民微博力挺郭德纲在2010年遭遇巨大危机，险些遭到封杀，但此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也呈现出多元的生态特征，互联网推动下的言论空间增长，为郭德纲赢得了生存空间。

2010年微博在中国互联网兴起，微博兴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环境，公共话语空间空前增长，由此带来的是“民意”的崛起，郭德纲与北京电视台的冲突由此演变成公共话题，当北京电视台的封杀大棒指向郭德纲时，他成了“弱势者”。

　　　　　
得益于互联网和微博，郭德纲获得了大批拥趸，加之他常常讽刺同行的言论，使观众认为其带有“反体制”色彩，他早已不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了，互联网为郭德纲提供了话语空间，创造了言论表达的场合，互联网上颇高的人气和粉丝的支持，使他避免了陈佩斯式的命运。

　　　　　
北京电视台作为政府主办的电视台，公器色彩浓厚，因此当他对郭德纲使用封杀手段时，互联网上的“民意”多认为这是公权力滥用的表现，出于对公权力滥用的忌惮，网民加入了挺郭的大军，尽管郭德纲做得并不地道。

　　　　　
郭德纲涉嫌影射北京电视台已故台长，本已引起网友反感，北京电视台其实可以借此使自己在舆论上居于有利地位，但它再次祭起封杀的大旗，这使得舆论风向转向，郭德纲似乎又被救了。

鸿雁

04 鼓励社会开放 警惕公权力滥用01 成名路径不同：陈佩斯靠体制 郭德纲靠市场

陈佩斯依靠体制内节目“春晚”大红大紫陈佩斯堪称中国最早一批“星二代”，他的父亲陈强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很早就开始主演喜剧电影，但电影屏幕终归有限，陈佩斯一开始并没获得全民关注。

1984年，陈佩斯以小品演员的身份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搭档朱时茂表演了小品《吃面条》，由此一炮走红。与赵本山不同，陈佩斯的表演展现了都市小人物的生活，独具个人特色，他由此被视为“小品王”。借助春晚的平台，陈佩斯真正成名了。

陈佩斯之所以成名，靠得并不是市场选择，他依靠的是体制内节目春晚。春晚由中央电视台主办，曾长期占据中国人除夕夜的电视屏幕，成为国人必不可少的春节作料。但春晚是独特的时代产物：首先，春晚的主办方中央电视台是国家传媒机构，肩负着体现党和国家政策的任务，需要做到上情下达，因此春晚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其次，春晚的节目需要遵循广电总局（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示，由各省市选送节目，某种意义上春晚是各省电视台政绩的体现。第三，春晚本身是一种体制，从节目选取流程到演员选择，遵循的都是体制的办法。

整体而言，春晚具有较强的垄断色彩，不是每家电视台都可以办这样一台联欢晚会。因此春晚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传媒业和娱乐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春晚成为演员成名的最佳途径，春晚可以捧红一个人，捧火一首歌，制造各类新名词。陈佩斯正是借助春晚红起来的，因此得罪春晚主办方，就是“自绝于人民”。

郭德纲借助互联网 依靠市场成名郭德纲从艺很早，但成名比较晚。2005年之前，郭德纲便在电视台录过节目，但当时的郭德纲并无大众知名度，他的小剧场也只能说是惨淡经营。郭德纲成名始于2005年，而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2005年，中国当下最知名的视频网站相继出现，视频网站的出现为郭德纲提供了新的媒体平台，通过互联网的口口相传，郭德纲的知名度大幅提升，最后受到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关注，郭德纲火了起来。

郭德纲成名并没有依靠体制，他与体制的关系看起来也不佳，因此成名之初他常常以“反体制”的面貌登台，讽刺同行，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这种行为使郭德纲显得与众不同，在民众中知名度日渐提升，最终成为了角儿。

郭德纲的成名之路与陈佩斯有很大不同，得益于时代的发展，他并没有依仗体制，而是借助新兴的互联网，在网民和观众的推动下成名，他具有草根和市井的气息。可以说，郭德纲的成名是经过市场检验的。郭德纲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骂电视台，骂记者，骂媒体，但从来不骂观众，相反每次登台表演都要先感谢自己的“衣食父母”。
02 文化体制不同：郭德纲赶上了文化体制改革


即便最后真的上了春晚，世殊事异，如今的陈佩斯也早已不是当年的陈佩斯了。图为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 陈佩斯成名的之时，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展开，当时改革的重点并不是使艺术演出院团市场化，而是精简结构和调整布局。1988年中国才提出和认可了“文化市场”的概念，不过这种“文化市场”在当时多指营业性舞会，艺术表演院团并未被纳入市场的范畴。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文化体制改革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过对于艺术表演院团来说，市场化改革并未全面深入，不少艺术团还在接受政府的演出补贴，造血功能薄弱。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化体制改革方才全面深入，市场化成为艺术表演院团的改革目标。

郭德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火起来的，借助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适应了市场的需要。陈佩斯被封杀后，丧失了宣传平台，自己也随之失去市场，郭德纲则不同，他适应了市场需要，借助于互联网，他的人气不断提升。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郭德纲其实并不怕被某个电视台“封杀”。同陈佩斯的维权行动相比，郭德纲打架骂人显得十分低下，他攻击电视台媒体，但并没有影响自己的人气，他的小剧团也越开越火，甚至在相声中也编入了这些情节。

　　
文化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使电视台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被北京电视台封杀也不意味着郭德纲从电视上消失了，相反，许多电视台都邀请他担当主持人。在开放的文化市场环境下，北京电视台的封杀行为反而让郭德纲受益，让他被更多人知道，这对他其实是一场庞大的免费广告。

这次写诗惹祸，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呼吁再次封杀郭德纲，但显然郭德纲并不惧怕，他依然在微博上抒发自己的感想，推广自己的电视作品。而他所依仗的正是自己有市场，有卖点。
03 舆论环境不同：市场经济推动公共空间增长

陈佩斯被封杀观众缺乏途径知晓陈佩斯因维权行动得罪央视，导致自己从电视屏幕上消失。在当时，观众除了看不到陈佩斯的表演外，几乎没有途径知悉他已被封杀，即便知悉也缺乏舆论表达空间，遑论为他打抱不平了。

　　
陈佩斯与央视打官司之时，中国的媒体行业还远未有今天发达，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不会大规模报道这一事件。受时代的限制，陈佩斯本人的市场化程度也不高，他并没有很好的介入商业化演出，离开当时最强势的宣传平台，也就意味着从公众视野消失。所以，当陈佩斯遭遇封杀时，只能选择去延庆种果树，再通过种果树的收入重新开展艺术表演。

事实上，陈佩斯复出后的话剧《托儿》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关注，4000万的票房也是中国话剧界的神话，这本质上也是市场对陈佩斯的认可。陈佩斯最终能翻身，依靠的是市场而非体制。

郭德纲被封杀后获网民微博力挺郭德纲在2010年遭遇巨大危机，险些遭到封杀，但此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也呈现出多元的生态特征，互联网推动下的言论空间增长，为郭德纲赢得了生存空间。

2010年微博在中国互联网兴起，微博兴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环境，公共话语空间空前增长，由此带来的是“民意”的崛起，郭德纲与北京电视台的冲突由此演变成公共话题，当北京电视台的封杀大棒指向郭德纲时，他成了“弱势者”。

　　　　　
得益于互联网和微博，郭德纲获得了大批拥趸，加之他常常讽刺同行的言论，使观众认为其带有“反体制”色彩，他早已不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了，互联网为郭德纲提供了话语空间，创造了言论表达的场合，互联网上颇高的人气和粉丝的支持，使他避免了陈佩斯式的命运。

　　　　　
北京电视台作为政府主办的电视台，公器色彩浓厚，因此当他对郭德纲使用封杀手段时，互联网上的“民意”多认为这是公权力滥用的表现，出于对公权力滥用的忌惮，网民加入了挺郭的大军，尽管郭德纲做得并不地道。

　　　　　
郭德纲涉嫌影射北京电视台已故台长，本已引起网友反感，北京电视台其实可以借此使自己在舆论上居于有利地位，但它再次祭起封杀的大旗，这使得舆论风向转向，郭德纲似乎又被救了。
04 鼓励社会开放 警惕公权力滥用


警惕公权的扩张，让公权得到有效的监督，才能更好地保护私权。图为毕加索作品《格尔尼卡》。 郭德纲好不好 不如交给市场来判断陈佩斯被封杀结果很惨，而郭德纲越被封杀越红，表面看这不过是娱乐圈的八卦，但实际并非如此，郭德纲的幸运得益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和互联网所带来的公共空间的增长，单纯的封杀并不能阻挡郭德纲的红火。特别是，当这种封杀有公权力滥用之嫌，势必引起民众的反感，自然，民众也会用脚去投票，他们有自己的选择。

　　
中国加入WTO十余年，市场经济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对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的追求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市场行为，事实上，任何机构都要慎用“封杀”之类的手段，特别是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其实，封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形势下，未必是最佳选择，如果认为郭德纲低俗没档次，完全可以用市场竞争的方式打败他，“封杀”更像是末路的反抗。

如果任何公权机构都可以扩张权力而行封杀之事，那要法律何用？郭德纲犯法，自然有法制机构问罪；郭德纲不道德，民众自然会指责其不道德，这从郭德纲微博发出之初便可看出。动用公权力去惩戒一个个体，太过于显得“倚强凌弱”了，这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警惕滥用公权 建立开放的社会体系从陈佩斯与郭德纲的遭遇对比中可以看出，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规则，让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走上现代文明的轨道，是大势所趋，这也是执政党所要建设的方向。互联网时代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开放进步，增进了公众的常识。那些掌握公权力的机构也应该明白：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而不是公权干涉私权的社会。

警惕公权的扩张，让公权得到有效的监督，才能更好地保护私权。虽说电视台对明星的封杀行为已经无法起到预期的效果了，但这种行为存在本身就不是合理的。这种行为也让公权力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这种可能不消除，这种意识就不会消除，个人的权益，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郭德纲的行为并不是什么高尚之举，但他懂得谁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所以他有市场。如果某一天郭德纲的相声不再吸引人，不用“封杀”他也会销声匿迹；如果郭德纲的行为触犯众怒，不用“封杀”，他也会立即“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