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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之险焉能与“矿难”之殇同比定论？
        12月18日，由中央纪委宣教室牵头主办的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举办第二讲，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周文彰感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一边是廉政的风险，可以通过自我净化、自我约束进行有效规避，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避不开，也就当事人“落马”而已；另一边则是工作的危险，尽管处处预防、时时提防，也难逃部分行为受制于人，一旦事发，十之八九付出生命代价。前者之险的存在为可避不愿避、后者之险的存在为想避避不开，没有任何可比性，更不能同比定论。
       从某种程度讲， 周文彰副院长在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这种特定场合，发出“当官风险大过矿工”的特定感概，想必是有着特定的含义。想必是希望通过这种数字对比，教育哪些有可能腐、有条件腐的领导干部，务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切实敬畏手中的权利，切莫因为个人的私心杂念、贪婪欲望去滥用私权，导致断送了前程、牺牲了仕途。
        然而，这种言论一经发出并经过不断扩散后，很有可能会形成两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方面会与社会上一些类似于“当官风险大过矿工”的论调前呼后应，进而形成链条，不仅难以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促使那些“太平官”为自己的不作为找理由。另一方面这样的对比，也会无形的否定哪些为了生计而提着脑袋工作的矿工兄弟价值，再次带给他们心灵的创伤。
        事实上，就在话题给出不久，笔者就参加了一次一线班组的学习会，并在学习讨论环节，将“‘当官风险大过矿工’你如何看？”的话题亮了出来，讨论场面不出意料热烈。有的职工说：“这样的对比显然是对旷工兄弟的极大不尊重；还有的职工则戏称：“既然当官有这么大风险，那就让我来当吧！”更有的……，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尽管没人能给出一个为什么不能这样比的系统定论，但我知道，他们想说是：一个是高薪职位，只要保持定力、严于律己，就可以化风险为保险；另一个是高危岗位，即便是超前防范、严格制度，也可能受环境、地质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导致风险升级成危险，这两者没有任何可比之处。
        客观讲，在当下这个思想极度多元、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背景下，想要做好官、做清官也确实不易，特别是哪些身居要职、掌握实权的官员，即便约束得了个人不贪，也禁止不了他人不送。但话又说过来了，干什么没风险，难道有风险就是突破防线的理由？屡禁不止正说明功夫不到，如果能够横下一条拒腐防变的心，这种风险又怎能避不了？
         走笔至此，笔者认为，周文彰副院长把这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结果的风险拿来进行对比，显然是颠三倒四的不伦不类的对比。但如果我们能够抛去最后定论不提，但从数据显示结果来看的话，不难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当前社会上的腐败官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矿工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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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6 11:24:49
发表于 2013-12-26 11:4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