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风险高于矿工是句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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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风险高于矿工是句大实话
        
   日前，在某廉政讲堂上，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周感叹，“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并告诫听众，管好自己，“要想发财你就不能当官”。
    此言甫出，舆论哗然。周文彰这个类比虽然有点“理论矫情”和“苏格拉底辩证法”的错乱，但这也是句大实话。假如我想主动为当官的承担点风险，做个为当官风险分忧的志愿者，和他们“换位思考”，掉个位置恐怕当官的一万个不答应。
　至于将做贪官的风险与做矿工相比较，是否无厘头姑且不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官风险高于旷工这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反腐败国际合作”专题发言时提供调查数字显示：仅2000年至2005年的五年间，中国检察机关依法查处了包括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在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20余万人。另据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至2011年5年时间13800多人死于矿难。可见当官风险高于旷工不是空虚来风。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风险。矿工的风险，来自于安全意识以及安全措施的保障。他们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本人的防范，而是生产环境，往往有着自己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当官风险却是完全来自本人的自律意识。矿工的风险不会因为朋友、家庭的影响导致矿难，而当官的风险，就与外界因素有关。诸如，朋友请喝茶可以喝出“思想发炎”——起了贪心，夫人吹个腐败的“枕边风”也可能使当官的有了非分之想，走上犯罪道路。而矿工就不存在这些风险。而且矿难是偶发，当官风险是常发。
   周文彰这个“风险说”是针对贪官而言的。对贪官“大量的”风险的判断是有许多理论基础的，在这些理论基础中应首推数学上（或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律”。（或称高斯分布律）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归纳推导出来的，有专门的正态曲线方程给予描述。它是一条两头低中间高的曲线该曲线所揭示的规律与我们常讲的“一般事物都是两头小中间大”完全一致的
   常言道：行船跑马三分险——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风险，当官自然也丝毫不例外。自古以来，“官”本身就不是个贬义之词，更不是一个“风险职业”的代名词。所谓眼下有种说法，说当官是高风险职业，实质多为贪官之识，而非不是贪官的那些官的内心感受。这所谓的“高风险”，指得也就是由于贪贿而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至身陷囹圄、一无所有、家破人散。任何职业，都具有社会功能，都必须符合责权利统一的原则。
   有一句老话：机遇与困难同在，同理，好处与风险并存。当官的好处很多，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风险俱在。要想当官风险低于矿工，完全在于自己。如果想当个好官就没有风险，用好党和人民赋予手中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最保险，反之把权力当做王宝手中要啥有啥的“宝葫芦”那么风险巨大。有人贪色，风流快活，恨不得“天天做新郎，到处都有丈母娘”，认为这是生活作风小问题，但是不仅有“艾滋病”风险，还有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腐败风险。
   为官的关键是用好手中的权力。从政之要在于民，为官之要在于廉，廉洁自律在于己。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免疫力，腐败发生的风险机率与年龄、职务、地域、岗位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预防腐败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守住本色，真正做到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始终牢记“思想坝常筑、预防针常打、警示钟常敲、腐败风常刹”廉政警言；做到心不贪、口不馋、手不伸。要“看得破忍得过”，真正做到“守住自家门，看好自家的人”；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戒非分之想”，筑牢防腐堤坝，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干净净为官，清清白白做事，把好 “廉关”，和自身“风险关”，否则贪欲不止，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甚至是杀头坐牢的危险。因此化解当官风险全在于我们自己。因此奉劝为官者：“当官有风险，用权需谨慎”。

为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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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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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歌唱

如果说当官有风险，不如说当官要奉献。而矿工一直在奉献，要警示矿工有风险才对。

为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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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生活

我和左老师观点一致，就是写不出来，放弃了。两组数据看起来好像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大实话。贪污腐败多了，坐牢、软禁、扣罚，和死没什么两样是吧

鲁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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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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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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