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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说的话。这话我信。“鸟无头不飞”、“没有组织的人民就像一盘散沙似的”等描述，我也信。毛泽东还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也信的。这些话，说白了，就是说明人民与伟人或者说与“头”的关系。
汉民族的思维习惯是从大到小，与西方人截然相反。比如写信的地址，汉民族是：某国、某省、某市、某区、某街道、某单位、某人收。西方人则正相反，上来就是某人收，然后从小到大排列写出地址。
这两种思维习惯各有优劣，难分伯仲。“无战略的民族是短视眼的民族”，“成败决定细节”等说法似乎给出了答案。问题是，谁是人民？谁是头或者说谁是伟人？在这两种思维习惯下，往往有一些有趣的事。头或伟人。无论什么思维，理解都一样的。人民呢？
哲学中：个性决定共性，个体决定群体。我、你、他等个体组成了群体——人民。这是两种思维都认可了的。在具体实践中，中西方的两种思维习惯往往有着一些有趣的现象。无论怎样，西方人是尊重个体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广播公司3月7日报道称，现年42岁的纽约市民罗伯特希亚维利因笑声过大遭到邻居举报，并于2月12日、13日分别接到两张法院传票，被控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据邻居反映，他在自家窗户和前院大笑的声音隔着一条街都能听得见。——摘自《新华网》
因为尊重每个个体，故对影响别人的个体行为有所处罚。怎么大笑是你的事，但不能影响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其权利。
此事，在中国要是被处罚可能不可想象。“管天管地，你还管我放屁大笑？”表面上，中国似乎更尊重个体，自由度也更高。你若举报，权力机关会说：那是人家的自由。除非群情激奋。问题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惹众怒的，所以权利机关的不作为还是忽略个体的表现——个别人的反感不足以立案。在具体事例上，国人往往是忽略个体的。以至于你要说你是人民一份子而要求某种人民的权益时就有可能招来反讽：你能代表人民？ 于是，尽可能的就某事多集结些人就成了常见做法——不然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在国人的潜意识里，只有“扎堆”了，人多了才表示有“人民”，个人是不算的——“人多势众”的由来。“特例特办”，官方对个体某个诉求的常见说法。但”特例特办“若没有有关领导的批示，恐怕你也是寸步难行了。而”有关领导“有多少？难说了。《执业医师法》颁布后恰逢国有企业倒闭浪潮。于是这些企业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生的执业注册就没办法了——没有单位。而你不注册就意味着不能再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找卫生局的结果就是特例特办。结果不是医师注册证没有了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人”挂靠了事。人的人民性呢？
所以，常见“人民”的说法。但真要说个子丑寅卯，很多时候是舌强语謇的。最纠结的是：平安无事时，你我他都是人民。可一旦某人涉及某事时，你能否是人民的一员，两说了。国人的思维中，习惯了“大”，于是常有“抓大放小”的说法。个体的“我”常常是不能与人民画等号的。这不能不从国人骨子里思维习惯中找原因了。
有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说法，也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说法——所以乱砍乱伐了——尽管某棵树申诉：我是森林之一。忽然懂了汉民族的思维：同志的混为一流的人群——人民；落了单的，忽略。
最值得商榷的说法：要把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好像罪都是少数人的事。如是，怎样解释当年日本人为何踊跃报名参军、妇女为何踊跃募捐资金、女人为何踊跃报名“献身”？难道百万日军以及他们的移民团在中国的兽行还不足以说明其“人民”性？难道说日本人民都是一帮傻B？难道说日本人都是一帮被某个人牵着鼻子走的盲流？难道说日本人都是一群无大脑思维的猪？若真是这样，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就不能成立了。
我以为是：“头”与日本人民找到了利益共同点，于是狼狈为奸、互为“狐假虎威”，于是成就了一个“兽性集团”、“兽性国民”。所以，苏联人对日本战俘的做法我看就很好：处以劳役。让他们记着为非作歹的教训。否则，不足以让这个对外动辄兽性大发的民族长点记性。
之所以有“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说法，我看思维定式中的“牧”字罪不可赦。也许是太赤裸裸了，官名“州牧”名义上消失了······
历史是谁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是伟人、“头”创造的。历史是两者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走到了一起而共同完成的。当了日本人俘虏的老布什后来成了美国总统，联想到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不公正待遇，联想到抗日老兵曾有的不公正待遇，不禁感慨：谁是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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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31 09:33:10
发表于 2013-12-31 09:4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