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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平房,约十七八个平方米,有墙隔为两屋。父母住里面,我和弟弟住外面。不下雨时,就在外面用煤球炉做饭。平房南面的窗户后面有一堵围墙,间隔大约一米不到,通风透光之差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家摆上两张床后也就没什么空地了,自然也就没啥家具。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腊月黄天,晒的被子小心被偷!”——妈妈那时常说的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校分房,筒子楼,没有卫生间,自来水在过道的那种楼。虽然西晒的厉害,父亲仍然想要二楼西头大一点的房子,约三十平方米吧。校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方案公布时父亲的房子却在一楼。有同事不愿意了:“我就要胡老师分得的一楼那间房。”到底是校长,就坡下驴:“好吧,你在一楼,胡老师在二楼。”哈,这智慧运用的,皆大欢喜——到底是校长,“玩”人的人。
1991年,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还是毛泽东时代,父母都五十五岁了,第一次住在有卫生间的七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学校按工龄等条件打分后分的。听母亲说,从那以后,父亲常常梦中有笑声了。
也是这一年,我从淮北调入合肥这家国营企业两年了,恰逢企业分房。也打分的。其中工龄分为本企业工龄和工龄。工龄是一年算一分,本企业工龄一年算两分。心里愤愤不平了:“不都是在党的光辉下嘛,谁是小妈养的?”先进工作者加分的,夫妻都在本单位的双职工也可以加分的。对了,有土政策的,以男方为准——除非是军婚或别的什么特例,否则女职工是分不到房子的。
我评分为9分,反正是最后一名。也许是我在企业卫生所的缘故,也许是当时有所谓照顾知识分子这一说法,也许是“贿赂”了厂长一条“三五牌”香烟的缘故,总之我分得了一间平房——盖大楼时旁边的工棚改为的平房,很高兴啦!须知打分二十多分的大龄适婚者也没能分得平房呀,于是结婚不能够了。厂长的小车司机,按分数是绝对不能分到楼房的。也许是他的方向盘捏着厂长书记的命,于是分到了新楼的楼房——当然是悄悄地。听说,多少人请客送礼,一个“分”字也不是那样简单哦。连平房在内,也就一百来套房吧,对一个有着两千多人的企业来说,房子的数量无异于杯水车薪,多少人望房兴叹啊!现在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单位分房了,其实多少酸甜苦辣在心头。
对了。顺便说一句,我分得的平房门朝西,东面无窗——外面紧挨着公厕和垃圾箱,公厕是旱厕,臭气熏天。西面的窗户又被大楼遮挡,终年不见阳光。记得小时候若看谁不顺眼则常常讽刺:“你家住在‘茅似岗’边上”。“茅似岗”,合肥话,厕所之意。没想到就是这样的房子日后因马路拓宽成了门面,我也因此走向了“新生”,这是后话。
当时,企业若效益好,还能盖大楼的,于是再分房时有平房者优先。遗憾的是,这次是企业最后一次盖楼,之后便倒闭了。我也失去了“干部”身份而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房子也都能住了。于是我住进了三室两厅两卫的房子了。这一年,我44岁。比我父母的55岁提前了10年住进了带有卫生间的房子。
现在,无论怎样,我看到的知道的大多数城里的孩子刚刚结婚就住在有卫生间的房子里了。当然,百姓嘛,可不像白居易的名字,无论何时都是居不易且不能“白居”的。“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杜的诗,唱了一千多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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