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邓波儿回忆起她的童年时曾说过,“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那时,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小时。如果拍戏时不听话,就会被关进一个装冰的小黑屋。年幼的邓波儿并不懂得抱怨,“我当时以为每个孩子都在工作。”有时候邓波儿会在工作时哈欠连天,母亲不得不时时提醒她,“秀兰,精神点,精神点!”
作为红极一时的童星,人们评价说邓波儿最大的悲哀是影迷不愿让她长大,因为随着邓波儿身体开始发育,她的银幕魅力锐减,她自己也开始对演艺生涯产生厌倦。15岁时,她结识了中学女同学的哥哥、22岁的空军士兵约翰•阿加尔。两年后,他们结了婚。邓波儿决定做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但是后来证明,阿加尔接近邓波儿,是想利用邓波儿当演员,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阿加尔有酗酒的恶习,这一恶习使他多次因酒后开车而被捕。1950年,在女儿苏珊出生两年后,他们决定分手。
不久,秀兰便在夏威夷遇见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布莱克。令她感到欣慰的是,查尔斯从未看过她主演的电影。为了慎重起见,她拜托老朋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替她作了一番调查。“我不想再次遭受打击,”她说,“幸运的是,他们说查尔斯像苹果酱一样毫无杂质。”
1950年12月16日邓波儿与布莱克结婚,演了19年的邓波儿正式决定退出,从此,她再也没有演过一部电影。她与查尔斯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洛伊丝和小查尔斯。
在沉寂一段时间后,秀兰•邓波儿上世纪60年代以共和党发言人的形象复出,进入了政界。她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1974年担任美国驻加纳大使,任期两年。她回忆说这段时间是她生活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两年后任福特总统的礼宾司司长,成为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美国妇女。

曾是首位公开面对乳腺癌名人
秀兰•邓波儿并不是一个不老的童话,她也有自己的生活,甚至自己的病痛。而对于无数观众来说,也不应该仅仅记住邓波儿的纯真容颜,更应该接受她在岁月中的沧桑成长。
50年代,退出影坛后的邓波儿开始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1952年,她的哥哥乔治身患多发性硬化病后,邓波儿参与创立了国际多发性硬化病学会联合会。
70年代,邓波儿患上了乳腺癌,她勇敢面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是一种难防难治的疾病,特别是要切除乳房,这是令很多患者最不能接受的。但是,邓波儿不仅做了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了病史,她成为第一个勇于公开病情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
当人们问她是“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对患同样疾病的妇女,她的忠告是:“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使她战胜了病魔,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患乳腺癌的妇女也转变了看法,不再羞于谈及病情、不敢接受手术治疗了。
1999年,邓波儿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2005年9月获得美国演员工会的“终身成就奖”。邓波儿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1998年3月23日举行的第7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主持人宣读到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时,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年轻的影帝、影后们纷纷上前向70岁的邓波儿致意。
而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邓波儿说出了自己心理的成熟转变:“希望广大热爱秀兰•邓波儿的人们不要把我想象成还认为自己是神童的妇女,而要接受我是一个妻子和母亲的事实,我找到了时间和热情来培养新的兴趣和开始新的生涯,如政治生涯和外交生涯。童年时代能成为好莱坞的‘超级明星’的我对这段生动的经历仍保持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我是一个卓有成绩的幸福的女人,自然也是幸运的女人。如果我还能再活一遍的话,我将不会对我的一生作任何改变。”
秀兰邓波儿的中国缘分

童年邓波儿学拉二胡。
让中国影迷尤为惊喜的是,1936年邓波儿在她主演的电影《偷渡者》中,饰演了一位曾在上海流浪的外国小孩芭芭拉。片中,邓波儿穿着中式斜对襟布褂,像模像样地拉着二胡,并说出了中文台词,其中一句便是“怎么回事,胡先生?”语调中带有明显的外国人口音,但可爱十足,令人忍俊不禁。影迷纷纷赞叹:“被邓波儿的中国话秒了,太萌!”
1977年4月,秀兰•邓波儿到访中国。她的身份不是电影明星,而是美国外交官。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邓波儿系列电影在中央电视台的播放,此时,中国观众才在电视中认识了这个曾红级一时的电影明星。迟到了40年的“邓波儿旋风”席卷了中国。当年给她配音的央视主持人刘纯燕,还因此获得了飞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