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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代从事会计职业的，计算加减乘除的运算，主要的工具就是算盘。在计算机已被普遍使用的今天，算盘在市场上早已销声匿迹了。在我家里珍藏着一个老式算盘，长方形，四周为木框，内贯细长直柱，俗称档。档中横以一梁，梁上两珠（新式算盘，梁上一珠），梁下五珠，酱红色，很普通的木质，当时也就七八元的价格。这只算盘已有二十多年了的历史了，至今没有丢弃它，源于自己对它有着很深的感情！看到它总会想起那些有意义的人生经历！
十七岁那年，我在父亲的工作单位谋了一份小差事，从事收付款，首先面对的就是要打算盘。我对珠算一窍不通，没办法买回书，自个儿学习。首先练习加减，从一加到一百，再从一百减到一，反复的练习，熟练之后再学习乘法。除法对于我学起来有点吃力，好在实际工作中很少用上它，我就放弃了继续学习，所以还是半拉子水平的我就走马上任了！
那时我工作的单位名为交易所，可能是历史遗留的原因，很多的人称为万货行，专门从事猪，牛，鱼，鸡鸭鹅还有树木等买卖的交易市场。我工作的时间也就上午几个小时，仅限于鸡鸭鹅方面。就是买卖双方谈好价格后，一名工作人员秤好重量报给我，买主和卖主来我这里付钱和取钱，我从中收取手续费。计算数目虽然不大，但是比较繁琐。手续费加在买主一方，所以收钱时不能忘了加上手续费，将钱付给卖主时又不能忘了扣除多加的费用。哪一头忘了，那就是白忙活了一番。另外在做这些工作时，耳朵还必须保持高度灵敏，随时称重人员会报重量过来，如果听错了或是算错了，都是要赔钱的。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一个人声嘈杂的地方，在加上那些鸡、鸭、鹅时不时的高歌一曲，可想而知，是怎样的热闹非凡。特别是逢节日的时候，买主和卖主都特别多，称重的喊破了嗓子，我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两边站满了等着收钱、付钱的人。那一刻忙下来，我是浑身发软，精疲力尽。当然忙中也会有出错的时候，好在都及时发现得以纠正，没有出现大宗赔钱的事故。后来熟练了，倒也轻松自如了。时常还会听到别人的夸赞：“这小姑娘真不简单，又要收又要付的，算盘不熟可不行啊。”听着他们的夸赞，我在心里窃笑着：“我那半拉子水平他们不知道！”不过后来在猪行倒是有过一次赔钱经历。
由于市场开放，做生意不限制商业、农业，一条街道雨后春笋般涌出现好多家鸡鸭鹅买卖点。我们这边惨淡经营，最后弃之不顾了。我又到猪行上班，为猪饲料称重，有面糠，麦麸等。就是加工稻子、小麦后遗留的外壳，那时，这就是猪的主要食粮。猪行更热闹，老母猪领着一、二十头小猪仔在前面走，卖猪的持着棍子在后面驱赶，从四面八方而来。老母猪身体庞大，黑猪居多，而小猪仔清一色白色，很少看到黑色。那时的我感觉很奇怪，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后来知道大概，黑母猪产仔高，黑猪仔不好卖。春季是卖猪的高峰期，一窝猪上来，很快被抢一空。买主逮着小猪的两只后蹄，等着称重，小猪杀一般地嚎叫着，称过重的，主人就用一根绳子拴住猪的一只后蹄。一向自由惯了的它，此刻只能被牵着走。还有的买主称过重，付过钱，用肥料袋套上猪，背在身上就走，小猪一般都在三十斤左右。猪行的会计是已婚的李大姐，做这工作七八年了，每天很轻松地应付这种混乱的场面。一次因为家里有事，让我代替她一次，因为没做过，想尝试一番，我就兴致勃勃地接受了。
猪行和鸡鸭鹅行性质一样，就是生意量比较大，风险也就多一些。一个会计，两个称重的。开始还好，因为买主和卖主都还少，半天成就一笔，正好给我练练手。不久，就有一窝一窝的猪从四面八方涌来。两个称重的，一个接一个的报重量过来，我的头脑开始高度紧张起来。要记要算，要收要付，两边站满了等待的人。因为带着小猪不方便，不时有人埋怨、催促着要付账，我也恨不能多生些手来，以解燃眉之急。这时卖主不会来结账，一般是等猪卖完一起结，就是不时来关注一下买主是否都来付了钱，核对一下数字后就离开了。
稍微清闲时，我查阅一下帐本，之前还有两笔没有来付帐。就站起身大声喊：“姓王家的二十八斤和三十四斤的猪是谁买的？快来付帐。”可是来结账的都不是这两笔。我开始慌神了，连忙告知两个称重人员。他俩也急了，忙过来询问，担心买主带着猪溜走了。正好卖主准备来结帐，听了我们的对话一言不发。他家的亲戚一个矮胖的男人接口说:“猪称了重量就是你们的事了，跑了你们要负责任。”我说:“你们卖主也有责任，为什么不来对这两笔帐？”男人高声道:“不管怎么说，猪没了，你们必须赔钱。”卖主自始自终没说一句话，都是他亲戚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在“慷慨陈词”。我在心里想卖主挺老实的，讨厌他家亲戚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最后没办法，两头猪一共赔了近一百五十元，当时也是不小的数字。虽然不是我个人掏腰包，但心里感觉很愧疚。认为是由于自己速度慢了造成这样的后果。他们走后，我们议论着可能是买主把钱给了卖主。因为经常有买主私下里把钱给卖主，逃避给手续费。卖主默不吭声的姿态也不合常理。事后从一位知情的人口中证实了这件事，但事已至此，也就没有追究了。猪行占地面积大，后来仍然有私人开办了一家，我们这边的生意也逐渐走入了萧条。
婚后，我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在老公的单位当了名合同工。单位所属粮食系统，一年中只有夏秋两季农民上交公粮时忙碌些，工作时间前后加起来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平日里无所事事，清闲自在。不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忙碌的那些天，人也累得够呛。特别是上磅头的工作人员。所谓上磅头，也就是称重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一个磅头有看样、划码、制非、收付款共四个人员，我被安排做划码员。每天坐在大仓门口，为了遮挡农民往仓内倒入粮食时泛起的灰尘，还要戴着草帽和口罩。卖粮户的粮食多，要分几次过磅。看样员称重，我要记下每一笔重量，合计后，要按看样员给于的折扣率计算折斤。除去应交任务粮和折斤，剩余的部分又要按高价另外制单。一切数字搞好后再传给制非人员，特别繁琐。长时间坐下来屁股都麻木了，瞅着空儿就想站一会。划码对于我倒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拿。其他几位很惊讶我的应付自如，说他们刚来时打算盘都没有我熟练，一时虚荣的我竟没有说出我在交易所工作的经历。
初夏时收小麦、菜籽，秋天收稻子，都是天气很热、农活正忙的时候。那时最早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乡村，大概乡政府有奖励，搞得本需要一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就结束。村干部磨破嘴皮地劝说，把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犁田插秧的农民生拉硬拽地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卖粮队伍里。那些卖粮的农民，家里农活忙不过来，又被催着来卖粮。到了后，又要排长龙，如果质量不过关——没晒干、没扬净。晚上滞留于场地，蚊叮虫咬，苦不堪言。磅头工作人员也是心力交瘁，天一亮就要起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收购结束，人人都瘦了一圈。那几天街上车流如潮，饭店生意也红火。乡干部、村干部、监督公粮收购任务的有关领导，多是饭店的常客。我们这些小职员，也能受到村干部的邀请去那么一两次。
从事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农民的疾苦，并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但凡讨茶水的，借东西用的，都会热情的予以帮助，看不惯有点权力的人对他们颐指气使的表情。可是一次无意中伤害了一位老人，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收购菜籽接近尾声的一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他的儿子来卖粮，称完重，他俩要一袋一袋的扛着菜籽，踏上十几米长的跳板，上到菜籽堆顶倒出来。老人身材瘦弱、皮肤黝黑、赤着双脚、腿肚子上沾着干了的泥巴。看着他扛着菜籽，颤巍巍地踏上跳板，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们倒完菜籽，老人拭着头上的汗水，来到我跟前，询问折斤的情况。我告诉他一共折了二十五斤。老人生气地说：“我晒了好几个日头，扬得也干净，你们还折了我这么多斤两，真是不像话。”看样员说：“这是上级规定的，质量要求很严格，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们种点田也不容易，买肥料也要钱，简直是在剥削人，”老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长时间的忙碌让我的心情很烦躁，又热又累，嗓子也被灰尘呛得难受。他的说话声也影响着我听看样员报数字，就对他大声说：“你不要在这叫唤，好不好？又不是我要扣你的！”一句话说得他火冒三丈，冲着我说：“你父母说话，你是不是说他们也是在叫唤啊？”原来在他意识里“叫唤”一词只能用在动物身上，用于人是种不礼貌的行为，就是在骂人。我是无意说出，可我的性格不喜欢跟人解释和道歉，就任由他发泄一通。过后我常会想起这件事，思虑老人回家会不会气上几天，为无意造成对他的伤害内疚不已。
大概一九九六左右，省内取消了公粮上交任务。粮食市场开放，私人也可以收购，农民们不必一定把粮食上交国家，可以自由地储存、买卖。虽然粮站仍然收购粮食，也没有了以往苛刻的条件。但一些农民忆起当年卖公粮的境遇，就忿忿不平的说：宁愿卖给私人也不卖给粮站。粮食部门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败，很多职工买断工龄，走向自谋职业的道路。自此，我和我的算盘也彻底绝缘了。几年后也从事过一次会计职业，那时用的就是计算器了。
算盘时代——那个一去永不复返的时光，成了我人生中抹不去的珍藏，它常常的让我回味和怀想，那些人、那些事、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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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4 20:09:42
发表于 2014-3-4 21: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