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还会不会有下一个贾大山？

鸿雁

贾大山旧照和2014年2月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选集》。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16年前的旧文《忆大山》在媒体热传，作家贾大山重新走进公众视野。作家出版社也推出了《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伴随着作协主席铁凝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序言，也让不少人揣着疑问：一闪而过的贾大山究竟是谁？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业余作者走上专业之路，但不久便被公众遗忘。对普通人来说，靠业余写作改变命运已成了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这其中包含了一代人“文学梦”的狂飙与幻灭，在作家贾大山身上，表现得特别鲜明。

鸿雁

本文系腾讯文化“文化观察”独家稿件，作者：唐山。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01 文学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方式

当代文学迎来了“黄金期”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期”。

《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当年在读者来稿中看到刘心武《班主任》时的感受：“仅仅用‘耳目一新’来表述还不够，可以说用得上‘催人泪下’和‘振聋发聩’了。”

大量新作家涌现出来，读者对文学也充满期待，《收获》发行量超100万，《诗刊》50多万，《译林》30万，《当代》20万，《人民文学》13万。

名作家、名教授的演讲也是应者云集，不少新书甫一上市，即便售罄，洛阳纸贵。文学名家的粉丝数以万计，影响力不下于今天的“都教授”。

社会变革，文学先行

人人都想当作家，因为时代太压抑。

当时中国社会条块分割明显，流动性极低，城市基本被“单位化”，人们被封闭在一个个大院中，生老病死皆由“单位”负责，农村亦有公社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村民离村，需队部批准。人们只能看到小环境，看不到大环境，而文学填补了这个空白。

此外，缺乏向上通道，高级干部及子弟形成了封闭的小圈子，与普通人极少发生关系，从草根到精英，缺乏循序上升的管道，靠写作成名是一条风险虽大但尚有希望的道路，特别是“文革”中后期作家浩然的巨大影响力，为人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权力神话被打碎，人们开始怀疑与抱怨，社会迫切需要有一种声音来挑战僵化的旧秩序，在当时的管理背景下，文学处于边缘地带，有一丝尚存的自由发挥的余地。

被鼓励的业余创作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创作主要分三种：

一是“地下写作”，多是知青，他们被梦想所欺骗和裹挟，来到乡村，看到基层社会冰冷黑暗的现实，产生绝望情绪，他们作品通过手抄、油印等方式流传，“朦胧诗”即从此来，这些作家备受打压，赵一凡、黎利等人入狱。

二是专业写作，他们是历次运动的中心，很多人铛锒入狱，剩下的被迫去写“奉命文学”，如谌容的《万年青》《光明与黑暗》、王润滋的《使命》、浩然的《艳阳天》等。

三是业余创作，这是当时唯一得到鼓励的路径，以文化馆为主体，前提是高度服从官方意志，按当时规定，个人投稿需单位盖章批准，并经“基层文化组织”推荐，方有刊登的可能。在这种层层把关、层层负责的前提下，业余创作基本是“歌德派”，比如梁晓声的《小柱子》、古华的《仰天湖传奇》、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陆文夫的《献身》等。

鸿雁

02 “文化馆作家”的峥嵘年代

闯进主流的文化馆

197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的《于无声处》风靡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后新时期话剧的揭幕者，人们纷纷克隆，最多时共有2700多台《于无声处》在中国各地上演，观众达上千万人。

这，标志着文化馆创作步入主流。

文化馆源自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主要职能是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属于文化基层组织。“改革”开放后，文化管理体制转轨，出现了权力真空，由于“文革”时期当红作家被集体否定，“地下文学”仍被打压，文化馆有了上位的机会。

以《于无声处》为例，敏锐地意识到“四五运动”将会重新评价，在“蹚雷”同时，不忘“理想主义”的主旋律，艺术上继承了“文革”时期善恶鲜明对立的写作风格，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各方面的需要，虽然点了炮，却力保不炸，这是文化馆创作得到官场扶持的原因。

好作品使地方官员升迁，地方官员支持文化馆搞精品创作，二者相得益彰。

也曾群星荟萃

上世纪70—80年代，文化馆风光一时。贾大山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名的，文坛上一度有短篇小说“二贾”之说，贾大山与贾平凹齐名。此外，刘醒龙、陈祖芬、流沙河、赵本夫、魏树海等著名作家都曾在文化馆工作过，文化馆还培养出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画家谢京秋等。

文化馆能吸引到人才，因为工作轻松，创作员可长期不上班，且当时要圆“作家梦”，文化馆“先据要路津”。

改革开放初期，老作家不敢写，新作者水平太低，文学刊物普遍“稿荒”，纷纷借助文化馆办培训班、讲座等，贾大山也是经过这样的培训后，真正进入文坛的。这种联系使文化馆的推荐成为从业余到专业的重要跳板。

鸿雁

03 从时代潮头跌落的文化馆

没抓住权力转换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不久，文坛上煊赫一时的文化馆创作渐渐被边缘化，影响力江河日下。

一方面，由于文学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各机构均花大力气培养创作员，以部队为例，涌现出权延赤、李存葆、韩静霆、刘亚洲、钱钢、乔良、海波等名家，一些创作员可享受团级待遇，乃至更高，文化馆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纷纷走向社会，他们中许多人经历过插队岁月，有扎实的生活积累，经专业学习后，视野开阔，创作水准大大提高，涌现出刘震云、肖复兴、梁晓声等名家，他们与善于把握政策风向、写作套路化的文化馆创作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建文化精英阶层的过程中，老作家、大学、研究机构通过与权力媾和，逐渐主导了话语权，而文化馆距离权力中心太远，被边缘化也就情理之中了。

没抓住媒体转型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发展速度惊人，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相比之下，文化馆提供的传统成名通道就显得太窄、太缓慢了。

比如马未都，他的中篇小说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而跻身名作家行列，后来得以转型电视剧创作，在积累了一定资产后闯入了收藏圈。

再比如莫言，长期从事与文学创作无关的工作，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而这本杂志这一年才刚刚创刊。

没抓住创作转型的机遇

8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学创作转型的关键期，从此前的幼稚现实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对文本质量更加重视，以往粗糙的、意识形态至上的、漫画式的写作风格被摒弃。

虽然文化馆在当时与媒体也有紧密合作，但文化馆力推的作家很少被读者接受。

首先，创作自由度小，多是“命题作文”，每年几大活动必须要拿出“应景”的作品来，且创作方法必须合乎主流欣赏习惯，将“现代派”写作方式看成是没落的、颓废的、亲西方的，不被文化馆创作所接纳。

其次，在精品创作序列中，文化馆被看成是“基层”，不受专业圈的重视，很难取得社会影响；第三，文化馆中领导亲属、朋友太多，管理上有弊端，好作家受压抑。

其实，在这一时期，各地文化馆赢得国家级奖项并不少，但社会反响已无法与当初相提并论。

鸿雁

本文系腾讯文化“文化观察”独家稿件，作者：唐山。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01 文学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方式

当代文学迎来了“黄金期”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期”。

《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当年在读者来稿中看到刘心武《班主任》时的感受：“仅仅用‘耳目一新’来表述还不够，可以说用得上‘催人泪下’和‘振聋发聩’了。”

大量新作家涌现出来，读者对文学也充满期待，《收获》发行量超100万，《诗刊》50多万，《译林》30万，《当代》20万，《人民文学》13万。

名作家、名教授的演讲也是应者云集，不少新书甫一上市，即便售罄，洛阳纸贵。文学名家的粉丝数以万计，影响力不下于今天的“都教授”。


1957年，巴金和靳以创办了《收获》双月刊，图为《收获》1980年第2期。 社会变革，文学先行

人人都想当作家，因为时代太压抑。

当时中国社会条块分割明显，流动性极低，城市基本被“单位化”，人们被封闭在一个个大院中，生老病死皆由“单位”负责，农村亦有公社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村民离村，需队部批准。人们只能看到小环境，看不到大环境，而文学填补了这个空白。

此外，缺乏向上通道，高级干部及子弟形成了封闭的小圈子，与普通人极少发生关系，从草根到精英，缺乏循序上升的管道，靠写作成名是一条风险虽大但尚有希望的道路，特别是“文革”中后期作家浩然的巨大影响力，为人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权力神话被打碎，人们开始怀疑与抱怨，社会迫切需要有一种声音来挑战僵化的旧秩序，在当时的管理背景下，文学处于边缘地带，有一丝尚存的自由发挥的余地。

被鼓励的业余创作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创作主要分三种：

一是“地下写作”，多是知青，他们被梦想所欺骗和裹挟，来到乡村，看到基层社会冰冷黑暗的现实，产生绝望情绪，他们作品通过手抄、油印等方式流传，“朦胧诗”即从此来，这些作家备受打压，赵一凡、黎利等人入狱。

二是专业写作，他们是历次运动的中心，很多人铛锒入狱，剩下的被迫去写“奉命文学”，如谌容的《万年青》《光明与黑暗》、王润滋的《使命》、浩然的《艳阳天》等。

三是业余创作，这是当时唯一得到鼓励的路径，以文化馆为主体，前提是高度服从官方意志，按当时规定，个人投稿需单位盖章批准，并经“基层文化组织”推荐，方有刊登的可能。在这种层层把关、层层负责的前提下，业余创作基本是“歌德派”，比如梁晓声的《小柱子》、古华的《仰天湖传奇》、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陆文夫的《献身》等。
02 “文化馆作家”的峥嵘年代

闯进主流的文化馆

197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的《于无声处》风靡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后新时期话剧的揭幕者，人们纷纷克隆，最多时共有2700多台《于无声处》在中国各地上演，观众达上千万人。

这，标志着文化馆创作步入主流。

文化馆源自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主要职能是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属于文化基层组织。“改革”开放后，文化管理体制转轨，出现了权力真空，由于“文革”时期当红作家被集体否定，“地下文学”仍被打压，文化馆有了上位的机会。

以《于无声处》为例，敏锐地意识到“四五运动”将会重新评价，在“蹚雷”同时，不忘“理想主义”的主旋律，艺术上继承了“文革”时期善恶鲜明对立的写作风格，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各方面的需要，虽然点了炮，却力保不炸，这是文化馆创作得到官场扶持的原因。

好作品使地方官员升迁，地方官员支持文化馆搞精品创作，二者相得益彰。


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左一）参加人民文学笔会。 也曾群星荟萃

上世纪70—80年代，文化馆风光一时。贾大山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名的，文坛上一度有短篇小说“二贾”之说，贾大山与贾平凹齐名。此外，刘醒龙、陈祖芬、流沙河、赵本夫、魏树海等著名作家都曾在文化馆工作过，文化馆还培养出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画家谢京秋等。

文化馆能吸引到人才，因为工作轻松，创作员可长期不上班，且当时要圆“作家梦”，文化馆“先据要路津”。

改革开放初期，老作家不敢写，新作者水平太低，文学刊物普遍“稿荒”，纷纷借助文化馆办培训班、讲座等，贾大山也是经过这样的培训后，真正进入文坛的。这种联系使文化馆的推荐成为从业余到专业的重要跳板。

　 03 从时代潮头跌落的文化馆

没抓住权力转换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不久，文坛上煊赫一时的文化馆创作渐渐被边缘化，影响力江河日下。

一方面，由于文学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各机构均花大力气培养创作员，以部队为例，涌现出权延赤、李存葆、韩静霆、刘亚洲、钱钢、乔良、海波等名家，一些创作员可享受团级待遇，乃至更高，文化馆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纷纷走向社会，他们中许多人经历过插队岁月，有扎实的生活积累，经专业学习后，视野开阔，创作水准大大提高，涌现出刘震云、肖复兴、梁晓声等名家，他们与善于把握政策风向、写作套路化的文化馆创作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建文化精英阶层的过程中，老作家、大学、研究机构通过与权力媾和，逐渐主导了话语权，而文化馆距离权力中心太远，被边缘化也就情理之中了。

没抓住媒体转型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发展速度惊人，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相比之下，文化馆提供的传统成名通道就显得太窄、太缓慢了。

比如马未都，他的中篇小说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而跻身名作家行列，后来得以转型电视剧创作，在积累了一定资产后闯入了收藏圈。

再比如莫言，长期从事与文学创作无关的工作，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而这本杂志这一年才刚刚创刊。

没抓住创作转型的机遇

8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学创作转型的关键期，从此前的幼稚现实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对文本质量更加重视，以往粗糙的、意识形态至上的、漫画式的写作风格被摒弃。

虽然文化馆在当时与媒体也有紧密合作，但文化馆力推的作家很少被读者接受。

首先，创作自由度小，多是“命题作文”，每年几大活动必须要拿出“应景”的作品来，且创作方法必须合乎主流欣赏习惯，将“现代派”写作方式看成是没落的、颓废的、亲西方的，不被文化馆创作所接纳。

其次，在精品创作序列中，文化馆被看成是“基层”，不受专业圈的重视，很难取得社会影响；第三，文化馆中领导亲属、朋友太多，管理上有弊端，好作家受压抑。

其实，在这一时期，各地文化馆赢得国家级奖项并不少，但社会反响已无法与当初相提并论。


1986年，贾大山（左）和著名作家徐光耀在木兰围场。 04 还会不会有下一个贾大山？

建国初期，我国有4000多家文化馆，如今已减少到2000多家，剩下的也有不少在苦苦支撑，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农村文化生态恶化。

贾大山这一代作家是现象级的，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当他们开始创作时，中国社会分层还不明显，普通人也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作品，哪怕有些幼稚，哪怕技巧稚嫩，这在高度强调“专业化”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

也许，文化馆还会涌现出贾大山这样的作家，但有各大学、专业机构的竞争，好作家、好作品集中喷发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况且，还有消费主义对文学的扼杀。

老一代作家在制度的抢劫下，艰难地走了出来，而新一代作家在市场的抢劫面前，仍在手足无措中。
本文系腾讯文化“文化观察”独家稿件，作者：唐山。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01 文学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方式

当代文学迎来了“黄金期”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期”。

《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当年在读者来稿中看到刘心武《班主任》时的感受：“仅仅用‘耳目一新’来表述还不够，可以说用得上‘催人泪下’和‘振聋发聩’了。”

大量新作家涌现出来，读者对文学也充满期待，《收获》发行量超100万，《诗刊》50多万，《译林》30万，《当代》20万，《人民文学》13万。

名作家、名教授的演讲也是应者云集，不少新书甫一上市，即便售罄，洛阳纸贵。文学名家的粉丝数以万计，影响力不下于今天的“都教授”。


1957年，巴金和靳以创办了《收获》双月刊，图为《收获》1980年第2期。 社会变革，文学先行

人人都想当作家，因为时代太压抑。

当时中国社会条块分割明显，流动性极低，城市基本被“单位化”，人们被封闭在一个个大院中，生老病死皆由“单位”负责，农村亦有公社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村民离村，需队部批准。人们只能看到小环境，看不到大环境，而文学填补了这个空白。

此外，缺乏向上通道，高级干部及子弟形成了封闭的小圈子，与普通人极少发生关系，从草根到精英，缺乏循序上升的管道，靠写作成名是一条风险虽大但尚有希望的道路，特别是“文革”中后期作家浩然的巨大影响力，为人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权力神话被打碎，人们开始怀疑与抱怨，社会迫切需要有一种声音来挑战僵化的旧秩序，在当时的管理背景下，文学处于边缘地带，有一丝尚存的自由发挥的余地。

被鼓励的业余创作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创作主要分三种：

一是“地下写作”，多是知青，他们被梦想所欺骗和裹挟，来到乡村，看到基层社会冰冷黑暗的现实，产生绝望情绪，他们作品通过手抄、油印等方式流传，“朦胧诗”即从此来，这些作家备受打压，赵一凡、黎利等人入狱。

二是专业写作，他们是历次运动的中心，很多人铛锒入狱，剩下的被迫去写“奉命文学”，如谌容的《万年青》《光明与黑暗》、王润滋的《使命》、浩然的《艳阳天》等。

三是业余创作，这是当时唯一得到鼓励的路径，以文化馆为主体，前提是高度服从官方意志，按当时规定，个人投稿需单位盖章批准，并经“基层文化组织”推荐，方有刊登的可能。在这种层层把关、层层负责的前提下，业余创作基本是“歌德派”，比如梁晓声的《小柱子》、古华的《仰天湖传奇》、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陆文夫的《献身》等。
02 “文化馆作家”的峥嵘年代

闯进主流的文化馆

197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的《于无声处》风靡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后新时期话剧的揭幕者，人们纷纷克隆，最多时共有2700多台《于无声处》在中国各地上演，观众达上千万人。

这，标志着文化馆创作步入主流。

文化馆源自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主要职能是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属于文化基层组织。“改革”开放后，文化管理体制转轨，出现了权力真空，由于“文革”时期当红作家被集体否定，“地下文学”仍被打压，文化馆有了上位的机会。

以《于无声处》为例，敏锐地意识到“四五运动”将会重新评价，在“蹚雷”同时，不忘“理想主义”的主旋律，艺术上继承了“文革”时期善恶鲜明对立的写作风格，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各方面的需要，虽然点了炮，却力保不炸，这是文化馆创作得到官场扶持的原因。

好作品使地方官员升迁，地方官员支持文化馆搞精品创作，二者相得益彰。


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左一）参加人民文学笔会。 也曾群星荟萃

上世纪70—80年代，文化馆风光一时。贾大山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名的，文坛上一度有短篇小说“二贾”之说，贾大山与贾平凹齐名。此外，刘醒龙、陈祖芬、流沙河、赵本夫、魏树海等著名作家都曾在文化馆工作过，文化馆还培养出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画家谢京秋等。

文化馆能吸引到人才，因为工作轻松，创作员可长期不上班，且当时要圆“作家梦”，文化馆“先据要路津”。

改革开放初期，老作家不敢写，新作者水平太低，文学刊物普遍“稿荒”，纷纷借助文化馆办培训班、讲座等，贾大山也是经过这样的培训后，真正进入文坛的。这种联系使文化馆的推荐成为从业余到专业的重要跳板。

　 03 从时代潮头跌落的文化馆

没抓住权力转换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不久，文坛上煊赫一时的文化馆创作渐渐被边缘化，影响力江河日下。

一方面，由于文学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各机构均花大力气培养创作员，以部队为例，涌现出权延赤、李存葆、韩静霆、刘亚洲、钱钢、乔良、海波等名家，一些创作员可享受团级待遇，乃至更高，文化馆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纷纷走向社会，他们中许多人经历过插队岁月，有扎实的生活积累，经专业学习后，视野开阔，创作水准大大提高，涌现出刘震云、肖复兴、梁晓声等名家，他们与善于把握政策风向、写作套路化的文化馆创作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建文化精英阶层的过程中，老作家、大学、研究机构通过与权力媾和，逐渐主导了话语权，而文化馆距离权力中心太远，被边缘化也就情理之中了。

没抓住媒体转型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发展速度惊人，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相比之下，文化馆提供的传统成名通道就显得太窄、太缓慢了。

比如马未都，他的中篇小说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而跻身名作家行列，后来得以转型电视剧创作，在积累了一定资产后闯入了收藏圈。

再比如莫言，长期从事与文学创作无关的工作，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而这本杂志这一年才刚刚创刊。

没抓住创作转型的机遇

8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学创作转型的关键期，从此前的幼稚现实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对文本质量更加重视，以往粗糙的、意识形态至上的、漫画式的写作风格被摒弃。

虽然文化馆在当时与媒体也有紧密合作，但文化馆力推的作家很少被读者接受。

首先，创作自由度小，多是“命题作文”，每年几大活动必须要拿出“应景”的作品来，且创作方法必须合乎主流欣赏习惯，将“现代派”写作方式看成是没落的、颓废的、亲西方的，不被文化馆创作所接纳。

其次，在精品创作序列中，文化馆被看成是“基层”，不受专业圈的重视，很难取得社会影响；第三，文化馆中领导亲属、朋友太多，管理上有弊端，好作家受压抑。

其实，在这一时期，各地文化馆赢得国家级奖项并不少，但社会反响已无法与当初相提并论。


1986年，贾大山（左）和著名作家徐光耀在木兰围场。 04 还会不会有下一个贾大山？

建国初期，我国有4000多家文化馆，如今已减少到2000多家，剩下的也有不少在苦苦支撑，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农村文化生态恶化。

贾大山这一代作家是现象级的，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当他们开始创作时，中国社会分层还不明显，普通人也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作品，哪怕有些幼稚，哪怕技巧稚嫩，这在高度强调“专业化”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

也许，文化馆还会涌现出贾大山这样的作家，但有各大学、专业机构的竞争，好作家、好作品集中喷发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况且，还有消费主义对文学的扼杀。

老一代作家在制度的抢劫下，艰难地走了出来，而新一代作家在市场的抢劫面前，仍在手足无措中。


1989 年，贾大山（前右）和家人合影。

鸿雁

贾大山文学创作的起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伴随着文化馆这一特定时代产物的兴衰。他的再次被人提及，也掺杂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反思“贾大山现象”的背后，也需要对我们的时代做出检讨。

阳山岗

    

鲁宝林

反思“贾大山现象”的背后，也需要对我们的时代做出检讨。 b[e+(X

xjz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