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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的幽默
大凡作家,都有其睿智、幽默的一面,这是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一种表现。所以,一个作家的文学功底越浑厚,他的幽默感就越浓。
台湾作家柏杨是最富幽默感的一个,他1993年首次在大陆发行的杂文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柏杨是何等样人,出过什么作品,只见有新书,就随手在书店的书架上拿下一本《西窗随笔》,这种书名没有丝毫特别之处,但信手翻开,我就被前言的一段文字吸引住了:“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咦,虽是一九六0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0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这段前言写得妙趣横生,如此写前言,是我见所未见,和那些刻板的描述相比,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再看看别的篇什,一篇篇都是文风犀利、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我一看之下大呼过瘾。当即搜遍全身,才勉强凑够72元(差不多是我半个月工资)买下由中国友谊公司出版的两套文集。
作家恰到好处的幽默描述,往往会给文章增色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曾经在我们茂名名石化公司工作过的著名作家吕雷,他在一篇文章是记述著名作家邓刚时,也是相当的幽默。
有一回,邓刚和一位时下当红的××代作家同到某名牌大学开讲座,题目大概仍是“文学与爱情”、“小说和性爱”之类。他俩端坐台上,边听主持人讲开场白边“检阅”台下的靓女俊男,冷不防当红作家伸过头来问:“邓刚,你知道你们这一代作家和我们这一代作家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吗?’邓刚一愣,问:‘在什么地方?”当红作家用嘴向台下一呶:“最大区别在于:只要我看中台下某位靓女,我就敢和她约会,而且一约会就能‘上’。你们却不能。”邓刚一笑,说:“是的,你一看中靓女就只想着‘上’,我们却得想着‘上’去了怎样下得来,这才是最大区别。”
“十多年前在北京进修,我与邓刚是鲁院八期同学,我总被他欺负,好在他欺负人从来不动手只动嘴。他对广东人有种天生的偏见,而且特别看不惯我两点,一是说广东话,二是经常在宿舍煲汤。我煲汤从不独食,常分给同学尝尝,就他坚决不沾,仿佛怕有毒,还在一边恶毒地说些‘广东人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上站的除板凳不吃什么都敢吃’的风凉话。我和他住隔壁,有一天他呼天抢地地大叫‘吕雷——快来!’我以为发生什么事赶紧过去,只见他从墙上拈起一只大蚊子,一脸坏笑地说:‘刚打死的,好肥,快拿去煲汤!’登时把在场的乔良、郑九蝉笑翻在地,气得我七窍生烟。”
掩卷之余,一个幽默作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作家在某种场合下恰到好处幽默感,胜似千言万语,使人领略其中的意趣。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比较隐晦,过分保守和过分豁达都不好,要答好并不容易。陆文夫幽默地笑道:“这就好比我们接受礼物,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是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这个回答不仅机智,也委婉含蓄,起到了调剂气氛作用。
又如作家方英文在他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首长,在和我交谈时,总是提醒我:要抓大事啊。他的好心我领情,无非嫌我的舞文弄墨没意思。这个,我其实比他更清楚。实际上,我也时常瞄着抓大事的机会呢。问题是所谓大事,那就一定包裹着大的荣誉、大的利润,谁又乐意放弃掉让我去抓呢。首长关心我的次数多了,我终于憋不住给他发去一条短信: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提醒世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迟早,要么被小行星撞破,要么被人类亲手制造的核武器毁灭。在这两种可怕的灾难发生之前,人类必须在太阳系之外,找到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随之进行宇宙移民。我准备抓这个事,大不?这个首长也颇有雅量,也不乏幽默感。所以后来见面时,不再号召我抓大事了。
面对这种调侃,那位首长自然是一笑而罢。如果面对领导的关心,简单的正面回绝让人感觉到有不领情之嫌,一条幽默短信就没有这些弊端。
作家们的幽默,自然非一般人可比拟。幽默是以文化底蕴作为基础,作家们的文化底蕴是一般人的无可比拟的,所以他们的幽默会让人从心底里发出笑声,展现会心的微笑,而且让人笑过之后能有所回味。
广东省茂名石化公司港口分部第一作业区 许荣波
邮编:525000 2014-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