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长期潜伏的样本抽样（n>50）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去推翻一个有关乳腺癌患者性格的长期定论，乳腺癌患者并不一定是历经长期抑郁的。可以肯定的说，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太少太少：相反，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重权欲、争强好胜、急躁、外向的性格倾向。而且这些样本病人都有极为相似的家庭经济背景：她们中很多人都有家庭企业，无论是家里还是厂里，老公像皇帝身边的答应，她们一朝称帝，自己说了算。家庭经济背景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来瑞金治病的人，尤其是外地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背景，是不太会在那医院久住长治的。
　　
　　身边病友的性格特色不禁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很喜欢自己的性格，即便有次酒桌上被一个哥们半开玩笑地说上辈子肯定是个山东女响马也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后来生病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过喜欢争强好胜，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太过喜欢统领大局，太过喜欢操心，太过不甘心碌碌无为。
　　
　　简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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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试图用三年半时间，同时搞定一个挪威硕士、一个复旦博士学位。然而博士始终并不是硕士，我拼命日夜兼程，最终没有完成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恼怒得要死。现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头来赶来赶去也只是早一年毕业。可是，地球上哪个人会在乎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博士毕业呢？
　　
　　我曾经试图做个优秀的女学者。虽然我极不擅长科研，但是既然走了科研的路子就要有个样子。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想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了做副教授的目标下面该干什么，我非常地迷茫。当下我想，如果有哪天像我这样吊儿郎当的人都做了教授，我会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感到很失落。当然，我非常肯定一定地负责地说，我认识的一些垃圾无论科研能力和人品道德还真不如我。不说这些了，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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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生没有料理家务的本事，然而我却喜欢操心张罗。尤其养了土豆当了妈之后心思一下子缜密起来，无意中成了家里的CPU，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什么做什么事情，应该找什么人去安排什么事情统统都是我处理决断。病前一个月搬家，光头梦游一样一无所知，感概怎么前一夜和后一夜会睡在不同的地方。
　　
　　后来病了，我才突然那发现光头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是个上辈子就丧失了料理日常生活能力的书呆子。离开我地球照转，我啥都没管，他和土豆都能活得好好的。无非是多花了几两银子而已。可是银子说穿了也只是银子，CPI上涨，通货膨胀，我就是一颗心操碎了，三十年后能省下多少呢？假如爹妈三十年前有一万块，基本上可以堪比现在的千万富翁身价，可是实际上现在的一万块钱还买不了当年500块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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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
　　
　　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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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的间隔年时间:2014-08-04　作者:未详　点击:58次 　　《迟到的间隔年》是一个叫孙纯东的年轻人持续15个月的旅行记录。书的开始，他写道：“2006年11月的某一天，我发现我的银行账户里头有21000元，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是，是离开的时候了！”
　　
　　他在随后的旅途中，重新发现了人生价值。与他有类似的“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梦想的还有许多人，他们可能是遭遇职场瓶颈的职员，也可能是终日疲于操劳奔波的高层管理者，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感到迷失和茫然，于是，他们毅然跳出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间隔年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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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于嬉皮士的生活方式
　　
　　提起“间隔年”，不得不谈到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浪潮。在那个阶段，欧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的内心，都经受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反种族运动势头高涨、伦敦的前卫时装风潮、披头士光环背后摇滚乐的风靡，各种新思潮和新事物的冲击促成了“动荡的60一代”的产生。就这样，杰克·凯鲁亚克笔下“垮掉的一代”开始演变为更加活跃的反主流文化群体——嬉皮士。
　　
　　在1967年那个被称为“爱之夏”的夏天里，“要爱情，不要战争”成为了最有号召力的嬉皮口号。
　　
　　间隔年源自英国，当时不约而同前往印度的嬉皮士们正是最初的实践者。经典的嬉皮士之旅一般从西欧出发，以最便宜的旅行方式穿过欧亚大陆，到达亚洲的印度或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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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世纪90年代，早年嬉皮士的子女们也己成年。很多父母鼓励孩子能够像自己年轻时一样，有间隔年的人生经历。此时正值欧美经济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大学前、大学期间以及大学之后的间隔年旅行和间隔年志愿服务，在英国蓬勃发展。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兴起，让践行间隔年的人从年轻人开始逐渐普及化。
　　
　　2005年的敏特报告称，热爱间隔年的年龄段分布如下：18至24岁，进大学前、大学就读期间和刚从大学毕业的群体；25至35岁，工作休假的群体；55至65岁，退休或即将退休的群体。可见，间隔年己成为人生转折时期的一种选择。
　　
　　很多人的间隔年都选择以旅行为主，但还有一些人愿意暂时离开原来的生活去做义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尼泊尔等，就有很多处于人生休整期的志愿者正在从事医疗、教育、环保等方面的工作。间隔年成就的创业之路
　　
　　全球知名的旅行手册“孤单星球”系列实际上就诞生于一次跨越大陆的间隔年旅行，而那次经历也成就了惠勒夫妇毕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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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托尼·惠勒正就读于伦敦商学院。他自儿时起就经常搬家，此前托尼曾在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岛分别居住过，而中学则是在美国上的。
　　
　　10月的一天，他在伦敦摄政公园散步时与爱尔兰姑娘莫琳相遇。因为共同怀有对世界的好奇心，两人一见钟情并在一年后结婚。托尼在MBA课程毕业后，很抗拒将要开始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于是夫妻俩决定离开伦敦，开始一次探索之旅。
　　
　　1972年托尼夫妇出发时，还没有如今现代化的交通方式，更没有网络论坛给他们指点。他们开着自己组装的汽车，打算从伦敦出发，穿越欧洲前往土耳其。在土耳其这个东西方文明交会的古国，他们被东方世界的独特气质和神秘气息所吸引，而旅行计划也从此一路延伸至亚洲各地。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泰国、越南、老挝、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他们一路前行，而整个旅程就好像一部“东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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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到达印尼时，托尼夫妇已经“一穷二白”了。他们被迫坐船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积攒财力和体力以便再次出发。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日子里，惠勒夫妇遇到了很多想要自助旅行的人，后者不断询问他们关于亚洲旅程的各种问题，他们由此萌发了出版一本旅行手册的想法。
　　
　　他们在厨房餐桌上创作、校对、剪裁并装订完成了《便宜走亚洲》一书，而这正是“孤单星球”系列的第一本指南，出版后一炮走红。在自助旅行刚萌芽的年代，“孤单星球”系列手册成为衡量旅行信息准确可靠与否的标准。这套诞生于间隔年的旅行手册如今伴随着上千万旅行者，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无数的旅程。当比尔·盖茨访问澳大利亚时，他只要求见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另一个就是托尼·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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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找回人生的意义
　　
　　艾利克斯是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华裔美国人。2007年夏天，大学毕业之际，正失恋的他决定来一次长途旅行。
　　
　　带着很少的行李，艾利克斯横跨太平洋来到了中国，他在云南大理的一家家庭旅店做起了服务生。在打工的日子里，艾利克斯接待了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忙时，他最喜欢和住店的游客聊天。他回忆道：“在店里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听到过从北京、成都、济南甚至西藏等各个地方来的人们的故事，我的汉语水平因此有了很大提高，我和人们经常用英语夹杂着汉语单词交流，有时甚至用手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