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笑不出声的笑剧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223次 　　我陪同一批客人自成都上车前往重庆访问。我们有十四张软卧票，车上却只给八个铺位。我和另一陪同人员都还年轻力壮，又是自己人，怎么都好说。但怎么向客人解释呢？我们在餐车里找到了列车长。
　　
　　列车长断言：除此八个铺位，一个多余的也没有了。我们向他出示十四张票，他眼都不屑一眨，便严肃地说，一定是成都站擅自多卖了票，他一定要向上级报告成都站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至此，我们才真的着急起来。
　　
　　就在这时，我听到背后“啪”的一声巨响，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把工作证摔到了桌上。这人手拍桌子，冲着列车长训斥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这么久连个招呼也不打？我警告你：今天晚上没买卧铺票而上卧铺车的通通都要给我滚下去！”
　　
　　一个列车员后来告诉我，这是铁路局一个局长——顶头上司！真倒霉，碰巧列车长不认识他。
　　
　　列车长的惊恐之状是难以形容的。他像被开水烫了一样跳起来，朝证件上那闪着红光的大印一看，便语无伦次地道起歉来，大抵是说他不认识首长，他这就派人去准备床铺，等等。局长终于悻悻地说了句“真不像话”以示缓和之意，列车长这才松了口气，和几个列车员一起簇拥着局长向二号包厢去了。
　　
　　局长的威风以及局长透露的、列车长未加否认的情况使我目瞪口呆。我为自己的轻信和受骗感到愤怒，但好在也看到了解救我们燃眉之急的唯一出路。
　　
　　当列车长回到餐车时，面对他的不再是车票，而是一份《人民日报》。这是我刚从行李中翻腾出来的，上面登载着我国领导人会见这批客人的照片。我的同事还如实地强调了这些客人的身份……
　　
　　马上见效！成都站“擅自”卖给我们的票立即一一恢复了名誉，不但客人完全按预定计划住下，我们两个陪同也被通知去住一号包厢。这时一位乘警提醒列车长说，一号包厢有三张床，全堆满了给什么人带的东西。列车长马上又改请我们去七号包厢。他若无其事，看来已宽宏大度地饶恕了成都站“极端错误的做法”。
　　
　　我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我想笑，适才耳闻目睹的一切不恰是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吗？然而我怎么也笑不出声来。我诅咒这笑剧的“编导”，同时也有不少话要向“剧中人”倾吐。列车长同志，你的病势已经不能算轻，该警惕了！局长同志，请珍惜和正确使用你的权力吧，它是属于人民的。我怀疑你在以雷霆之势解决了自己的睡觉问题之后，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气魄”去处理那些你业已有所察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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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唯懵懂足以成事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55次 　　昔有兄弟二人，兄不谈阴阳，弟多迷信，频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时日，颇以为苦，思效其兄，以自疏放。不择日径出，果遇黑煞神于途，责其不循故辙。弟曰：“吾从吾兄，奈何独当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
　　
　　——〔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一
　　
　　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讲这个故事的，是清代“中兴名臣”胡林翼，标题是针对曾国荃而发的。
　　
　　当年曾国荃带领部队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往东攻打南京，但这支部队走在路上犹犹豫豫，尤其是那些懂军事的人顾虑重重，总是担心此去不适应新的地形，没有后援，没有退路。估计曾国荃的参谋们还为此提交了一份详细的风险报告书，说此去风险大于所得，“知兵之士多虑后路之孤”。
　　
　　曾国荃也犹豫起来，这时候是胡林翼给他打的气。胡林翼也没讲多少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说是以前有一对兄弟，哥哥根本不相信阴阳那一套，弟弟却很迷信，这哥俩按各自的方式行事，倒也没发生不利的事情。
　　
　　有一年，弟弟觉得老是恪守阴阳那一套，拘谨得很，做事放不开，苦不堪言，于是打算向他老哥学习，扔掉以前那一套，做人做事疏放一点。于是，某一天，弟弟不翻老黄历，也不看阴阳，不择日子，直接出门办事。没想到，在路上碰到黑煞神，所谓黑煞神，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即指一种不好的煞气。黑煞神指责弟弟说：“你今儿个怎么不按照以往的规矩办事？”弟弟不服气地说：“我是学我哥哥的，怎么他不择日不信阴阳就没事，我却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厄运？”
　　
　　黑煞神说了一番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你的兄长是个懵懂之人，阴阳择日这一套只对那些信它的人有用，碰到懵懂不信的人，俺也得让路避开他。你是畏惧服从阴阳的人，怎么可以不按规矩行事呢？”看样子，黑煞神只欺负相信他的人，对懵懂不信的人完全失效。
　　
　　讲完这个故事，胡林翼还总结一句：“天下人，唯懵懂足以举事。”受到胡林翼的鼓励，曾国荃果断带兵东下，果然成事。
　　
　　寓言里说：“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其寓意就是说，风险和困难的程度大小，有时候也取决于做事者的认识态度，你无视它们，它们倒让路了。
　　
　　做事固然要考虑风险和困难，要冷静分析、量化分析，但如果眼光纯粹停留在这些消极因素上面，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决策和执行力。你越是犹豫，越是惧怕，风险和困难也可能随着你的态度呈正比例增长，变得越来越大。原来可能不算难，但你过于在乎，还真就成为难事了。
　　
　　过于强调风险，等于迷信风险；太在乎风险，风险也会在乎你。有时候，要成事还真要有点懵懂不怕的气度。当然，技术上不能懵懂，方法上不能懵懂。
　　
　　曾国荃后来在湖北任官，还是用懵懂的态度和人相处，导致人事关系僵化，李鸿章就拿胡林翼当年的话取笑他：“是太懵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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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体检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157次 　　在空气和食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的阴霾下，人们开始将精力和金钱投向自己的健康管理，他们怀抱着对医院、医生和医患关系的复杂情感，把自己送进一台台先进的仪器背后，在一系列健康数据中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两米长的价目表
　　
　　今年45岁的理查德，原本是美国的一名家庭医生，目前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他自2007年来到中国之后，已经做了6次体检，其中3次是在一家民营体检机构，他称之为“非常有趣的经历”。
　　
　　体检中心总是显得有些繁忙，但也很干净，井井有条，还有一大堆“炫目的仪器”。理查德回忆道：“进门的时候有人向我点头致意，作为一个老外，我不太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有护士来帮助我，带我去一个个检查室，很多员工都会讲英文。”
　　
　　但是在体检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医生或护士向理查德询问健康状况，做风险评估，然后再决定他需要做哪些检查。当然，在销售接待处，销售员象征性地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会问一些个人的病史，是否抽烟等问题，但这就像是例行公事。销售员最终推荐的套餐并不会依据答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事实就是，“他们没有能力根据客户的健康需求来推荐，因为他们都是销售人员，而不是专业的医生。”理查德说，“那些销售人员更愿意推荐价格高的套餐。”
　　
　　李剑是上海某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他也有多年的体检经验。“体检中心只是服务性的机构，它是按照人群的需求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顾客想要做什么检查，体检中心就会提供相应的检查，做什么样的体检通常取决于被服务方愿意出多少钱，这是一个市场行为，而不是医疗行为。”
　　
　　女大学生袁莳在2014年1月刚去了一次体检中心，负责接待、咨询工作的是两位中年女性，袁莳上前去问，像她这样的女孩，没什么病症的，想做个健康检查，应该选哪个套餐。其中一人指向价目表中基础型的A至D类套餐说：“年轻人做便宜的就够了。”
　　
　　袁莳注意到在自选项目里有个“HCV”（丙型肝炎病毒），便问：“这是什么检查？”对方说：“不知道。”袁莳又问：“幽门螺旋杆菌是什么检查？”“是胃里的一种东西。”对方看袁莳还想问，又加了一句，“你要做了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的。”袁莳就这样悻悻然被打发了。
　　
　　实际上，像袁莳这样的普通人，没有专业的知识，也没有办法做出明智的决定去为自己挑选合适的体检项目。
　　
　　正是利用体检者的蒙昧和对健康消费价格的敏感性，很多体检机构从中渔利。
　　
　　64岁的姚辉去做体检，是源于对体检促销的一时冲动。他获得了一张“28元享受原价350元体检”的广告单，到沈阳一家医院去做前列腺检查。大夫说他的前列腺问题“挺严重”，让他又做了进一步检查并开了多种药物共20盒，直接刷爆了他的医保卡。
　　
　　随后姚辉在另一家三甲医院做复查，却被告知他的“前列腺增生”只是一种不必过于理会的老年常见病。28元的体检就像是一个诱饵，钓了许多贪小便宜的客户，最终，这些人在“医疗恐吓”下又接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一位在外企从事销售工作长达10年的白领，向记者总结了自己这些年体检的经历，他提到：“一、没人耐心细致地为你解释专业的数据；二、没有一个公众基准的标尺来衡量问题的客观严重性；三、一切向钱看，你不是病人，而是赤裸裸的‘客户’。对于没有后续服务可能的病情，一笔带过；对于有后续服务可能的病情，利用知识的不对称性，夸大严重性来吓唬你，让你乖乖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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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要的检查
　　
　　理查德也发觉自己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
　　
　　一些在美国需要花费大价钱才能做的检查，在中国的一些体检机构，几百块钱就可以全部做好，比如癌症酶检查，幽门螺杆菌呼吸检测，中医的体质分析，腹部、颈动脉、心脏、前列腺、子宫等所有重要器官的超声波检查，CT扫描全身和X射线照片，还有更高级的经颅多普勒检查（简称TCD，一种用来检查颅内血管状况的超声波检查）。在中国的体检机构，他们的营业理念是把昂贵的高级检测廉价化，薄利多销。
　　
　　“其中最奇怪的一项是全身热扫描，以前我从未在美国的医院见过。”理查德回忆说，他举起双手，几乎全裸地站在热探测仪前面，大约30秒，然后出现一些热图像，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身体的各个部位，并借此解读他身体的异常信号。
　　
　　“还有一个叫生物体微弱磁场测定分析。检查时，我坐在一个机器面前，手掌放在机器上，操作人员按下按钮，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
　　
　　根据这个检测，体检中心得出一份长达4页的报告，涵盖其身体中各种重金属水平，比如汞含量的高低。理查德调侃，“这是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冗长的报告”。但他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份检测是非常不严谨的——要检测身体中的重金属含量，应该做血液检查或头发取样检查。
　　
　　在体检中心，这些检查是否必要？比如，学界公认超声波检查在一些情况下确实能提示疾病的风险，但不是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需要的。
　　
　　“像颈部的超声波，60岁以上或是有心脏问题时才需要做。”理查德说，“还有我做的经颅多普勒，为什么要给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做TCD？那是为筛选中风病人而做的检查。这种检查的泛滥是在浪费公共卫生的投入。”
　　
　　在理查德的体检套餐里，还有一项关于肿瘤标记物的血液检查。“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并且在意这项检查，但针对健康人的癌症标记物检查是非常不准确的。”
　　
　　美国癌症协会认为，肿瘤标记物主要是用于已经患有癌症的病人，评估他们对治疗的反应，或是用于检测癌症病人是否有复发的迹象。而中国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看到一切正常的检查结果，或者异常的检查结果时，错误地安心，或者被错误地惊吓。其实，这项检查对健康的人而言，是非常不准确的。
　　
　　美国顶尖的医学协会，推荐烟龄在30年以上的烟民每年做一次肺部的CT，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人。对于健康的年轻人，CT是有害的，一个年轻人如果每年都做一次CT，把自己暴露在辐射中，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但有些检查确实是必要的，比如血压、血糖、胆固醇，50岁之后的结肠镜检查，23岁以上的女性宫颈抹片检查，50岁之后女性的乳腺X光检查……这些检查都是建立在充足的科学证据基础上的，挽救过不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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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金石
　　
　　普通消费者都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抱着“检查项目越多，结果就越精准”的简单逻辑。体检中心的各种套餐就迎合了这种心态。除了部分真正关注自我健康状况的消费者，大部分参检的人都是享受单位的福利体检，并非自己掏钱，因此对结论的关注程度并不高。这种买单者和体检者身份的不一致性，使体检机构的服务越来越快餐化。相比药品研发和设备制造，健康体检资产稍轻、专业性略低，成为近年来最“吸金”的领域。
　　
　　目前中国体检行业主要有三类机构：一类是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凭借其医疗实力，受认可程度较高；第二类是连锁体检机构；第三类是更低端的二级医院的体检中心。
　　
　　根据卫生部统计，2011年中国体检市场健康检查人数约为3。44亿人次。其中，医院约为1。26亿人次；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为主的卫生院约为1。4亿人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约为4642万人次；妇幼保健院约为2113万人次；专业体检机构的体检人数约为639万人次，专业体检机构占整体健康检查市场的份额约为1。86%。
　　
　　一张体检卡很小，但背后的链条却牵涉很广，其供应链的上游是检测仪器的设备商、第三方检验机构，下游则是衍生的高附加值产品。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依据国务院2013年10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8万亿元目标，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大致会接近中国时年GDP的1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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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设备还是医生
　　
　　与中国的体检方式不同，在国外，体检通常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并要求提供体检者的个人资料，包括基本情况、病史、用药史等。随后，体检中心会给体检者一份详细的回执，包括根据体检者的个人情况为其量身定制的体检项目，精确到每一个体检项目的体检时间表，以及饮食、穿着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等。
　　
　　体检结束之后，医生不仅会告诉体检者身体存在哪些问题，还会详细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以及日后应该如何调整生活方式等。
　　
　　在中国，体检就像流水线一样，体检者分门别类地进入各种B超室、CT室，也就是说，体检大多是由仪器来完成的，仪器也成了公认的体检医生。哪家医院的设备更先进，就代表着这家医院的体检水平更高。
　　
　　“在中国，各式各样的测试比医生更加重要，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理查德认为，好的医学理念是病人和医生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经常引用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姆·奥斯勒的一句话：“倾听你的病人，他在告诉你诊断结果。”
　　
　　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没有正经的家庭医生。中国的医生被训练来治疗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们如何预防疾病。全科医生不需要做一项项检查，只需要给人们一些健康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保持健康。
　　
　　预防疾病于未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预防慢性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难题，慢性病的治疗非常贵，消耗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资源。在中国，很多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消耗性疾病，如果能从源头阻断这些疾病，可以节约很多金钱。
　　
　　在李剑看来，体检根本上来说只有两个作用：一是了解你某个年龄段身体横断面的情况，二是根据检查结果调整你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有时候也会跟病人讲，你不需要做某项体检，但病人会跟他吵架，“他觉得这些检查非常有意义，你一定要给他做，他付了钱。有些人进来说我就是要吃这个药，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开。在体检中心更是这样，我需要这个体检，你就老老实实用仪器做好给我结果就行了。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很多病人并不信任医生，也不听医生的话。”李剑说。
　　
　　自从中国医疗市场化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医院要养活自己，一些医生被利益驱动，自然也不会认真看病，还会为了钱乱开药，医患矛盾肯定会被激化。”李剑也很无奈，“如果医生是为了钱在看病，那么病人自然也不会相信医生。”
　　
　　理查德的儿子刚刚出生，他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全科家庭医生，他们会定期去拜访他。
　　
　　全科医生这份职业最大的好处是，医生可以长期和病人保持联系，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看着孩子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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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哪里安放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一
　　
　　1997年，我大学毕业。在我到国家部委工作之后不久，爸爸满心欢喜地从山东老家来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儿子带给他的荣光。
　　
　　当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馆，那是一家地下旅馆。
　　
　　这是一个与老人家传统意识、近期想象、来时预期全面冲突的安排。在去旅馆的路上，老爸满脸的失落，看得出他内心一直在激烈地斗争，体会着儿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带给他的惊诧。
　　
　　在地下室刚刚坐定，爸爸终于还是开口了：“儿子，你就让你爹住地下室啊？家里人都说你在国务院工作，风光得很呢！怎么老爹来北京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的话，显然刺痛了我，我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北京，恰如我也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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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两年之后，我终于赶上了机关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欢欣之余，让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资格还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办数次无果的情况下，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给分管副部长写了一封有生以来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当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给予我的内心的充实，挤上通往集体宿舍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时，我茫然地看着绚丽的北京，感受着万家灯火、各居其所的安宁，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当此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在野外走丢了，等待着妈妈牵着我的手回家。而此时，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远离了家乡亲人、孑然一身来到北京的我，是多么希望您就像小时候牵着我的手的妈妈那样，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牵着我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个人目的而动用煽情术，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结果恰如荒野里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旧，不到50平方米，但这房子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仿佛看到爸爸带着众乡亲来我家里打地铺的热闹景象。
　　
　　很久以后，我遭到几个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戏谑，他们认为一向标榜清高的我，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个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快乐得直蹦高。
　　
　　不久之后，机关停止了福利分房，刚刚进入我们司的一个姓魏的师妹只能购买经济适用房。2003年左右，魏师妹买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万。20万啊，刚刚毕业的人，从哪里一下子拿出20万来？我当时很为她担心，觉得她上了这个城市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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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转眼到2010年，我的外甥从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大学毕业了。他说：“舅舅，我决心进入七环以内你那个叫作京的城。”
　　
　　我说：“欢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术，教不了你什么。”他说不用，他有一颗强大的心。
　　
　　毕业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来的惯性及父母、邻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机关，依据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来，在世界上最难的“国考”及艰难的就业环境面前，他几经挫败，不但进不了机关，反而面临返乡的窘境。
　　
　　随着离校日期的逼近，“强大的心”终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这座城市给他的教育已经足够，于是决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关系，帮他进入了一家国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后，他面临的环境是现实而残酷的。家里提供不了经济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坚持说，没有房子不结婚。
　　
　　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没有放弃从政的想法，总是觉得在企业工作比较边缘化。
　　
　　他跟我说：“舅舅，你们那时候多幸福啊，没有开豪车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双耐克鞋。1993年，西三环还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环以西还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卖到每平方米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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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看着他无处安放的心灵，我给他讲起了孟学农《心在哪里安放》那首诗和1995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时我上大二，获得了公费去香港参观学习的机会。那时香港还没回归祖国，我却可以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机会难得，大家都在兴奋地购物。当别的学生在买随身听、美食甜点的时候，我只是在女人街上花掉我所带的全部250块钱的大半买了3件T恤。
　　
　　回来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穷”怎样变“富”》，以当时学得的社会学上“资源交换理论”来说明一个人可以很穷，但你仍然可以变得“富有”，就是你身上必须具有其他人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你的志向、坚毅、才气、能力、爱心、专业、趣味等等，而唯有这些才是你在这个社会进行交往的“资本”，更是你走向幸福的起点。
　　
　　于是，我告诉我的外甥：
　　
　　第一，原来是主流才能入流，现在可能是非主流才能入流。当前是个多元化力量崛起的时代，展现人生价值未必要去从政。
　　
　　第二，这个城市就是你的起点，尽快忘记家乡那些期待的眼神，会让你更加真实而从容。
　　
　　第三，工作之后的5～8年，你会进入真正的“社会大学”。在哪里工作本质上差异并不大，关键是把个人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上去，否则就会在35岁之后陷入人生全面的被动。
　　
　　第四，经济上的困难是暂时的，这个城市让你留下，就会给你安身立命的资本，但人生总是“期权支付”的模式，“奋斗在前、收获在后”是通常的人生轨道，既然没有成为“富二代”，就要有成为“富一代”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