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装装文明人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69次 　　前不久，我在牛津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一位老太太跌倒了，想也没想跑过去扶起她来，让我惭愧的是，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7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有同为70后的朋友嘲笑我选择性记忆，说她的回忆和我恰好相反，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明明没有扶老奶奶过街非要说扶了，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去过老师家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有私念一闪——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几个月前我到英国访学，左手护照、右手防疫卡老老实实过海关，边检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从心头起之际，他合起护照，往手心一拍，突然很客气地来了一句：“Thankyouverymuch。”次日去牛津大学哲学系找办公室主任TimMoore办理校园卡，问带没带照片，带了，“Thankyouverymuch”；填表格，请填这里这里还有那里，“Thankyouverymuch”；请坐，哦不坐，接着又是一句“Thankyouverymuch”？？
　　
　　一来二去，我自以为明白了，这叫做礼多人不怪，总之习惯就好，千万别把英国人的客气当回事儿。然而待得时间越久，我就越发现自己的判断失之偏颇。没错，的确有一些英国人假模假式，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不可否认更多的人是发乎本心地与人为善。
　　
　　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在装“文明人”而不是在装“圣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得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装的动机太功利，总惦记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明明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却偏偏要在雷锋像前集体下跪宣誓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荒腔走板沐猴而冠。
　　
　　人是环境动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时就会飘来一句“早上好”“对不起”或者“谢谢”，逼迫我随时处于礼貌用语的待命状态，久而久之就很难总是摆出一张“烦着呢别理我”的臭脸，渐渐地学会走在路上目视陌生人，微笑，并道：“Haveaniceday！”
　　
　　老实说，我对于自己这种文明人的做派到底能“装”多久毫无自信，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中关村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正因为此，我才越发对翻译家戴乃迭女士感佩不已。戴乃迭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又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说到尊严二字，戴乃迭还为我们留下了另一则弥足珍贵的记忆。上世纪40年代初她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易·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为生歌唱

敬畏生命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73次 　　许多人都知道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个先天患有智障的孩子，取名光；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原本可以没有这个名叫光的孩子。因为，在光正式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母亲在例行的孕检过程中已经得知他会是个怎样的孩子。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尽管会很痛苦，可为避免今后承受更巨大也更漫长的痛苦，仍然愿意采取堕胎的方式以进行自我保护。这实在无可厚非。然而，大江健三郎夫妇却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于这个生命的孕育负有一切责任，根本无权逃避。大江健三郎夫妇的行为令我惊愕，亦令我唏嘘。
　　
　　后来，我在一位名叫加藤浩美的日本母亲出版的一本书里，竟又看到了对于生命和大江健三郎夫妇完全一致的态度，这使得我曾经的惊愕和唏嘘顷刻间化作了慰藉和沉思。与大江健三郎夫妇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位母亲的孩子秋雪是在出生之后才被确诊为先天痴呆的。更糟的是，这个孩子还患有严重得超乎人们想象的肺病和心脏病。医生提醒说，半年内只要得一次感冒，就会使这个孩子轻易夭折。即使他足够幸运，也很难活过１岁。这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多么大的负担，可能拖累父母的时间最多也就不过１年。况且，只要父母稍稍“正常”疏忽一下，这一拖累便可随即摆脱。但是，作为母亲的加藤浩美没这么想。相反，听到如此严重的疾病，比听到孩子是个痴呆儿更令她肝肠寸断。她以为，秋雪之所以选择降生在她的家里，那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做父母的会陪他一起走下去”，会不遗余力地设法为他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愧对这个无辜小生命的信赖呢？她在书中写道：“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勇敢地去面对，那就是对生命的失敬啊。”是啊，对于生命的敬畏，让秋雪的父母从一开始便拥有了接受责任的勇气。
　　
　　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之下，秋雪有惊无险地度过了１周岁生日。很多医生都认为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但加藤浩美却说：“不，不，我不愿意人们用‘奇迹’这两个字来解释，应该说那全都是因为，秋雪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体谅父母的孩子。”至于自己的辛苦，她只字未提。
　　
　　在大江健三郎和加藤浩美这两个日本人的身上，我发现，他们总是以看上去十分被动的姿态去接受这个世界，即习惯于从对方的角度善意地打量自身。可是，当联想到他们共同的责任感时，我只能将这种被动的接受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回应了。在英语里，“责任”一词是responsibility，而它所用的词根response就是“回应”的意思。至此，我终于明白了C。S。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一书中的那句话：“对我们而言，最高形式的行为便是回应性的，而不是主动性的。”这回应其实正是对于爱之呼唤的高贵应答，从中亦让我们听到了爱的责任性本质。虽然这里的责任多属格外痛苦的担当，但是爱却总能使这痛苦转化为不可替代的幸福。
　　
　　光依旧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地活着，并表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能。秋雪最终战胜了医生的预言，整整陪伴父母度过了6年美好的时光。在秋雪故去之后，他的母亲有一天“忽然很平静地意识到，我们一家三口所走过的日子，曾经是那么的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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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力量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91次 　　2006年的一天，凯文开车带14岁的女儿汉娜回家，在一个路口停车等绿灯时，汉娜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举着讨饭的牌子。他们的车子前面停着一辆奔驰车，汉娜看着那辆奔驰说：“爸爸，如果前面那个人不开那么贵的车，那个饥饿的人就有一顿饭吃了。”凯文听了说：“如果我们家的车没有这么好，那个人也有饭吃了。”
　　
　　这样随意的一句话，是父母们在孩子面前经常说的，但汉娜却记在心里。她不断思考对她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天晚上，她告诉父母和弟弟约瑟夫，她要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不想只坐在家里说‘我祝愿……’，我想去做点能改变世界的事情。”
　　
　　凯文曾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琼是管理顾问，他们跟汉娜说他们以前已经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在一家食物银行做志愿者，捐钱给慈善机构，比同样条件的家庭，他们算是做得多的了。看到汉娜还是不满意，琼问她：“你想怎么做？难道要卖掉房子吗？”汉娜回答道：“是的。我就想卖房子。”
　　
　　凯文和琼开始很惊讶，但后来他们都认真考虑了汉娜的想法。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凯文一家人聚在一起讨论了很多次。他们开始讨论一个大问题——是帮很多人，只给每个人一点；还是只帮几个人，给每个人很多。从讨论中他们也获益很多，凯文说：“我们开始明白彼此的价值。我知道了对孩子们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也知道了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
　　
　　结果，他们一家卖掉了在亚特兰大的舒适大房子，然后买了一套小了一半的房子，把余下的80万美元捐给了一个解决非洲饥荒问题的慈善机构。
　　
　　这家人在一本名为《一半的力量》的书里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读者被他们鼓舞，决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另外一些读者则认为他们太过表现自我，因为他们没有帮助美国同胞，却去帮助非洲贫民。
　　
　　凯文说：“我们颇受关注，因为我们的举动让人们吃惊。我们不是乐于过贫困生活，也不是把我们的所有财产捐出一半。我们只是捐了一种财产的一半，只不过刚好是原来的那座房子。每个人都可以捐出某种东西的一半，并真正地让它起作用。”
　　
　　琼说：“卖房子捐款的举动，让我们不必对孩子讲他们有多幸运的话了，因为他们已经明白我们是很幸运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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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匠与艺术家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04次 　　两位艺术家，竟然都与修理物件有关，都当过修理匠，这让我好奇；在我了解他们后，又让我面对他们渐渐老去的身影，仰望良久。
　　
　　一位是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哟妈妈》的中文翻译林蔡滨先生。上世纪60年代，当无数年轻人沉浸在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里时，林先生在广东一座城市里做他的修锁匠，而且一做30年。
　　
　　另一位是上海油画家任微音先生。这位曾学艺于欧洲画师，又曾师从潘天寿、黄宾虹，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上海美专讲授东西方美术文化的油画家，也在上世纪60年代接受改造，从此以修鞋为业，并且一修17年。最近，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任微音先生的画展，被专家认为“像这样有成就的油画家，在圈内是不多的。”
　　
　　且不说两位艺术家的厄运，对他们的艺术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对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带来的损失。仅他们选择修理这一行业，并且安心于这个行业十几年、几十年，究竟与他们从事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关联？是因为艺术家的心态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吗？就值得考究。
　　
　　搞艺术的人，拒绝枯燥，内心总是敏感活跃的。于是，在管制中，任微音把各种修鞋用的塑料原料，尽一切可能掩瑕见美，那把电烙铁成了体现各种想法的工具。他说，不想到自己在修鞋而是在搞雕塑，这工作便觉得有趣。这就使任微音在压力下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保持了艺心不死。
　　
　　人们都说，艺术家是性情中人，最在乎人生的价值。无论是林蔡滨还是任微音，他们都在对客户的服务中，感受到自己仍对他人有用。修锁、修鞋，做得好，客户都会感谢，这一有着个人技术烙印的工作，是当时可让他们从事的其他工作不可比拟的。获得的“成千次的由衷的感谢”，对他们是莫大的宽慰。这种宽慰，使他们在漫长岁月里的等待，有了心灵的支撑。因此，林蔡滨在八十高龄时仍说，我们不要抱怨生活。
　　
　　两位艺术家长年从事的修理工作，都需要低头专注地苦干，当他们接待顾客时，又需要抬头笑脸相迎。而在苦干的间隙时，一定有悲苦的生活体验。笑对顾客时，一定会相遇千百种不同的表情。这些内心的体察和对世态的感知，日后表达在他们的作品里，使作品有了思考的深度和世情的练达。
　　
　　他们高龄后，不少人询问他们的人生感悟。林蔡滨会唱起《友谊地久天长》，他唱得平和而缓慢，让我听出沧桑，也听出沧桑中对生活深沉的爱意。任微音则常说起狄更斯《双城记》开头的话：“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而能否从失望中赢得希望，全看自己如何去把握。

为生歌唱

不语周记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40次 　　现今到处是电视，到处是手机，到处是无聊的八卦消息。在这样的世界里，喜剧作家艾力克斯。柯克计划一个星期只字不语，他能坚持到底吗？
　　
　　我爱说话，话特别多，到了絮絮叨叨的地步。
　　
　　多年來，我特別爱到我家附近的报刊店和店主聊天，问他卖了多少根“马斯”牌（Mars）巧克力棒，聊一聊欧宝水果软糖（OpalFruit）为什么要把牌子改成“星霸”（Starburst），真是可惜……等等。闲聊时一有停顿，我就会滔滔不绝地讲出种种废话，从天气到我种地西红柿，无话不说。
　　
　　正因如此，我決定來个闭嘴计划，而且要持续整整一个星期！我必须向自己证明，我的人生并非只是毫无意义的闲扯。再说，这样一來，遇到手机响个不停，我都不用接听。终于可以清静一下了！
　　
　　我向女友露西宣布了这个计划。她一听，就拿出二十英镑跟我打赌，赌我做不到。她笑着說：“这钱真是太好赚了。”
　　
　　闭嘴行动就此展开。在接下來的这星期里，我在家工作，不讲话該是小事一桩，有啥难的？
　　
　　星期一
　　
　　我早上七点醒來，露西正在梳洗，准备上班。
　　
　　“早啊！”她说。我挥挥手，以示回应。
　　
　　下楼吃早餐，除了收音机广播的声音，家里静得可怕。我起床已经半小時了，还没说一个字。
　　
　　露西在门口給我一个亲吻。她说道：“你撑不过今天。”我挥挥手，挤出一丝微笑。心里直犯嘀咕：今天该怎么过呢？商店里发生了什么事？园艺中心又会发生什么事？过不了几个小时，我肯定要发疯。
　　
　　这一天的确不好过。我根本不敢出门，唯恐遇到別人得说上两句。露西下班回來后，我就开始跟她比画：双手抱着头，左摇右晃，又用手指在桌上比画着走路的样子，想通过手势跟她解释，我一整天在家里走來走去，被憋疯了。露西沒看懂，反过来跟我大谈特谈她今天的所见所闻，我只好坐在一旁，边听边点头。
　　
　　吃完晚饭后，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广告狂人》（MadMen）。通常，我会边看边批评，插科打诨，但今天却只能默不作声地看着电视。真要命！
　　
　　星期二
　　
　　今天上班前，露西的心情特佳，似乎比昨天还好，在淋浴间里引吭高歌。
　　
　　家里又剩下我一个人。我想，跟大多数人一样，我平常也会自言自语，或者跟家里的貓咪讲话，不是像疯子那样瞎说一通，我的意思是，这情形纯属正常。可是我现在甚至不能自言自语，只好看着猫，干瞪眼。猫也瞪着我，然后就睡着了。
　　
　　往好的方面看，我写作倒是酣畅淋漓。但我总不能整个星期不出门，那样的話，我肯定会发疯！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啊！
　　
　　午餐后，我从信箱洞口往外瞄了一眼，看看外面有沒有邻居。我现在遇到人，只能跟人家挥挥手，不能跟他们聊聊老电影院里发生的事，也不能跟他們聊聊莴苣秧苗。我可不想被人说沒礼貌。
　　
　　眼看四下无人，我決定鼓起勇氣，出门买份报纸。我在店外等着，让一些顾客先进去。如果不用找钱，款一付，拿了报纸走人，也就可能不會有人注意到我。但老天就是要跟我作对，我拿的钱并不是正好。
　　
　　站柜台的小伙子面带微笑，和我打招呼：“天气真好。”我打手势作答，弄得他一脸茫然。我把手放在喉咙上，想向他说明我发不出声音來。
　　
　　“你要润喉糖？”他說。我摇摇头，转身回家。
　　
　　星期三
　　
　　我的计划有了点突破，这要归功于笔和笔记本。家里吃的东西所剩不多，我得去趟超市。我決定买点茶树菇，回來做一顿有特色的晚餐。
　　
　　我从信箱洞口朝门外瞄了一眼，发现沒人，就赶紧上街了。到了街上，我向报刊店老板挥了挥手，他却假装沒看到。二十分钟后，我来到了一家超市。
　　
　　转了转，沒找到茶树菇。我找了个店员，在笔记本上写下“茶树菇”，拿给他看，可他看不懂我的笔记。
　　
　　我工工整整地重新写了一遍，这次还加上了“谢谢”，再給他看。他总算看懂了，然后提高嗓门，慢慢地、清清楚楚地对我說：“茶树菇刚刚到货。我去给你拿一些个來。”
　　
　　我身旁有个老太太向我露出了怜悯的神情，我只好对她笑笑。真想跟她說，我沒事，我有女朋友，什么都不缺。但我有口难言。
　　
　　星期四
　　
　　昨天晚餐很不赖。我和露西用笔记本聊天，聊得很愉快，我們还谈到星期天要去她爸爸妈妈家吃晚饭，到时候我会不会还是一言不发？我写道：我还是坚持不说话。
　　
　　她到隔壁房间給她老爸打电話，跟他解释了我的计划。我听到隔壁传来阵阵笑声。
　　
　　还好，已经是星期四了，我还沒发疯。通过笔记本写字来沟通也还行，我的计划进展得还算顺利。
　　
　　突然，家里的电话响了。通常，打有线电话进来的都是推销员，想推销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沒理会。
　　
　　电话又响了一次，这次有留言，是我妈打來的：我能给她回个电话吗？也许我可以等到下星期一再回。后来，我妈又打来了一次，听起來有急事。我开始担心起來，怕她那边出了什么事。
　　
　　露西一回到家，我便急忙在紙上写給她看：“请给我妈打个电话，她今天一直在打电话找我。”
　　
　　露西給我妈打电话，不紧不慢地向我妈解释。电话那头又传来阵阵笑声。原来，我妈只是想告訴我，她家附近的商店在卖便宜的西红柿肥料，问我要不要买点？
　　
　　星期五
　　
　　我感觉我得了感冒，应该是猪流感，但我从来沒去过墨西哥，也不认识去过墨西哥的人，就连墨西哥玉米饼也沒吃过一口。
　　
　　我考虑是否应该去诊所看病，但后来只是到药房买了点感冒药。我拿着笔记本，上面写着：“麻烦给我感冒药。”店员问我是不是嗓子哑了，然后向我推销润喉剂。我在笔记本上草草写道，我跟女朋友打赌不能讲话，打算拿给店员看。但是，转念一想，我以后还要來，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捏了捏喉咙，点了点头。
　　
　　我买了润喉喷剂、阿司匹灵和止咳糖。
　　
　　星期六
　　
　　家中沉默无声，露西的心情开始变坏。我估计她受不了我这个样子。事实上，她的确是受够了，她自己就是这么跟我讲的。我写道，可能是经期前的紧张吧。这下可惹祸了，她決定也整天不说话，看我受不受得了。事情越发不可收拾。
　　
　　我们一整天不说话，只是互相写纸条沟通。到了晚上，餐桌上到处都是纸张，上面写了各式各样的內容：“烤面包上要放豆子吗？”“你把喷水壶放到哪里去了？”“接电话去！”“你自己去接！”
　　
　　纸条越来越多，大多是直来直往的气话。还好，我们最后以亲吻收场。
　　
　　星期天
　　
　　今天跟露西家人吃飯。我很怕他们拿我开玩笑，或用水泼我，逼我开口说话。
　　
　　不过大家都很照顾我，把我当小孩看，什么都帮我安排好，給我夹菜，不断地給我端茶，好像我是八岁的小孩，或八十岁的老人。晚饭后，我跑到游戏房玩电子游戏，其他大人则喝咖啡闲聊。我现在玩《光晕3》（Halo3），已经玩上瘾了。
　　
　　回到家已近午夜，我的闭嘴计划即将来结束。我开始考虑，沉默一周之后，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想啊，想啊，想不出结果，就跑到外面去买了几罐啤酒。十点五十五分，我喝醉了，露西也睡着了。
　　
　　时钟滴答，滴答。午夜到了。
　　
　　我站起來，手舞足蹈，小声对自己说：“啊，半夜了，该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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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父母之重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234次 　　最简单地说，妈妈就是我的信仰。我还是小孩子时就有了这种信仰，那时我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我的妈妈是一名女佣。在工作中，她发现那些成功人士用来读书的时间要比看电视的时间多很多，因此她宣布，我哥和我每周只能看提前选择好了的两三个电视节目，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每个人必须读两本从底特律公共图书管借来的书，并向她上交我们写的读书报告，而她则会对其进行校对、标注并画出重点。几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她的那些标注是糊弄人的——我妈妈几乎目不识丁，她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
　　
　　虽然我们没有钱，但是在书的海洋中我可以任意畅游，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一个人。
　　
　　刚升入中学时我的成绩门门是A，但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我开始追求奇装异服，总想和哥们儿出去瞎混。我的成绩也从A降到了B，又降到C，不过我不在乎。我们哥儿几个随时勾肩搭背，击掌不断。我那时太酷了。
　　
　　一天夜里，妈妈做完繁杂的工作回到家中，我跟她发牢骚说，自己的意大利针织衫太少，不够穿。她说：“好吧，我会把这一周拖地扫厕所赚来的钱都给你，你可以拿它去给家里买吃的，然后剩下的所有钱你都可以用来买你想要的意大利针织衬衫。”
　　
　　对她的这个决定我欣然接受，但当我将资金分配完之后却发现分文不剩。我意识到妈妈是个理财天才，她能用这些钱养家糊口，能将各种食物摆上餐桌——这点钱根本不够买衣服。
　　
　　我还意识到，一时之快不会对我有任何帮助，知识才是成功之母。我重新将精力投到学业当中，又成了尖子生，并最终实现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这些年来妈妈对上帝的笃信给了我启发，尤其是当我必须要进行高难度的外科手术，或者当我发现自己也正面对重疾的时候。
　　
　　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病情极险恶的前列腺癌。我被告知癌细胞可能已扩散到脊椎。妈妈仍旧对上帝深信不疑。她说，上帝的神迹在我身上还未完成，我的病不可能是什么大问题。后来我脊椎上的异样物被诊断为良性，可以做手术。如今我已痊愈。
　　
　　我的故事其实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一个没怎么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贫穷妇女，以一名母亲的身份改变了世界上许多人的命运。没有任何工作比为人父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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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之鹰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96次 　　宁愿是荒野上饥饿的鹰，也不愿做肥硕的井蛙！“执是之故，我学会捆绑行李。
　　
　　总是独自走上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安顿自己。小学毕业，明明附近有所国中，我却跑到离家四十分钟车程的国中就读。好不容易与他们熟了，成为一份子；明明附近有几所高中可供选择，却大胆地跟导师讲：“我要去台北考高中！”第一次，我知道北一女，中山，景美……等学校，我问老师志愿顺序，他不太确定，但终于帮我排妥。他没问万一考上了，怎么安顿？我没提，那是我自己的事。拿到准考证，回家才跟家里提起，家人一向不管我功课。
　　
　　那时父亲刚逝两年，母亲出外工作兼了父职，阿嬷管田地，家园，我是老大，弟弟妹妹才小学。谁管得到我？也不需任何人叮咛，我跟老天爷杠上了，赌一口硬气对自己讲：“你要是没出息，这个家完了！”
　　
　　十五岁，捆了今生的第一个行李，连牙刷，毛巾都带走。屋前厝后，巡了一趟，要狠狠记住家的样子，躲在水井边哭一场，忽然长大了五岁。我不嫉妒别人的十五岁仍然滚入父母怀里，睁着少女的梦幻眼睛，而我却得为自己去征战，带刀带剑地不能懦弱。
　　
　　所以，孤伶伶地在台北寄人篱下，每天花三个钟头来回新北投一所高中与复兴南路的亲戚家。台北火车站前，清晨卖饭团的妇人，我拿她当妈妈。坐在淡水线火车上，饭团啃完了啃书本，每本书烂得软啪啪，课堂上，闭眼睛都知道老师说错一个年代。
　　
　　那时，校内的读书风气不盛，许多人放学后赶约会，跳舞，逛士林夜市，情况好的，赶补习班。我没有玩的权利，也没经费课外补习。还是那付硬脾气，就不相信出考题的能撂倒我，非上好大学不可。
　　
　　这样逼自己，正常的十七，八岁身心也会垮的，平常，没谈得来的朋友，她们追逐影星，交换情书，我没兴致，想谈点生命的困惑与未来梦想，她们打不起精神。我干脆跟稿纸谈，谈迷了，就写文章，投稿，成天在第二堂下课冲到训导处门口的信箱，看有没有我的信？若是杂志社寄来刊搞消息，我会乐得一看再看，看到眼眶泛红；大报副刊寄回退稿，则撕得碎碎地喂垃圾桶，我想：“总有一天……”为了那一天，吃多少苦都值得。
　　
　　我做事一向劲道猛，非弄得了若指掌不可。迷上写作，连带搜别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他们写的好，我写不好，道理在哪儿得揪出来才能进步。常常捧着两大报副刊上的名家作品，用红笔字字句句勾，我不背它们，我解剖它们，研究肌理血脉，渐渐悟出各有各的路数，看懂名家也有松垮垮的时候。那时很穷，买不起世界名著，铁了心站在书店速读，霍桑“红字”，赫塞“流浪者之歌”，“泰戈尔全集”，扥尔斯泰“高加索故事“……，有些掏钱买了，
　　
　　其余则浏览，希望将来变成大富翁全娶回家，看到眼瞎也甘愿。“世界太大，生命比世界更大，而文学又比生命辽阔！”我决心往文学走，不回头。
　　
　　缺乏目标的年轻生命好比海上飘舟，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里去，考大学只是眼前目标，我知道为什么必须上大学，不是依社会价值观，师长期待或盲目的文凭主义，而是依自己对生命的远大梦想。
　　
　　高二暑假，我写了一封信回宜兰，告知已从亲戚家搬至大屯山学校附近的别墅，月租三百元，由于没钱上补习班必须靠自己拟定“大学联考作战计划”，因此今年不回家割稻了。“身上尚有稿费及打工赚得的钱九百八十七块，够用两个月了。请家里放心，我会打胜仗的。”
　　
　　每天，依例凌晨四点起床早读，按照作战策略，这个暑假必须总复习所有科目并预读高三功课（已搜得学姊的旧课本），至少做一遍从各补习班，明星学校搜集的题库，试卷及历年联考试题，并且每隔半月“验收实力”—看自己能考上哪一个“混帐学校”。
　　
　　想睡觉，不行。开始思考打仗应该用智慧，光靠死拼活干岂不是“义和团”！
　　
　　思考为什么叫人啃一头死牛没人要吃，煎成小牛排就美味得不得了。于是，把“作战计划”改成“大学联考料理亭”，依据自己的兴趣及胃纳，按照清醒到昏沉的时刻表安排筵席。
　　
　　所以，“历史”变成身穿古装的我恣意穿梭于时空隧道，采访秦始皇谈如何并吞六国，跟汉武帝吃饭谈外患问题，陪成吉思汗溜马的探险志了。还可以指着光绪骂：“你这个懦夫，干嘛那么怕慈禧，你不会派刺客把她『解决』掉吗？”
　　
　　“地理”也好办，那是我跟心爱的白马王子周游世界的旅行见闻。“数学”，确实有点伤脑筋，三角函数实在不像个故事。“三民主义”，决定留到联考前一个月，再以革命心情奋战，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某日午睡，梦到自己只考了两百多分。沮丧极了，恐惧这一生就这么成为泡沫。夜晚，虫声四起，前途茫然的孤独感占满内心，在日记上写着：『我会去哪里？我会去哪里？』
　　
　　抽屉里有一叠没写完的稿子，其中有一篇关于一个高中男生逃家的故事。想往下写，又收进去，索性把专放稿件与写作大纲的抽屉贴上封条，仿佛唯一的财产被法院查封。
　　
　　如此安顿之后，升高三，当同学们一个个迸发高三杂症，勉强念书，或奔波各补习班像只无头苍蝇，我却笃定得像个磐石，心穏穏地纹风不动。继续按自己的作息方式排读书计划，虽然高三下学期的课堂考试成绩遭透了，但我摒弃老师的授课进度及测验计划，照自己的时间表走，不急，不慌，从不脱序。我读书喜欢问“为什么”，思考答案。有时“国文”里的问题必须从“历史”找解答，“历史”里的疑问，可以从“地理”得到线索。活读比死背深刻，
　　
　　而且有乐趣。如此一遍遍地读到胸中如有一面明镜，且国文，历史，地理知识相互串连，佐证，活生生如能眼见一朝一带风华。联考前一个礼拜，同学们灰头土脸，乱了军心，熬夜赶进度，我却无事可干，反其道而行，逛市场吃红豆冰，买蕃茄弄蛋炒饭，早晨，黄昏到山径散步，过几天舒服日子。其实无形之中，脑子里正在整编，活络所有念过的内容，使枝枝节节的知识更加密实，形成实力。我有自信，问任何问题，我都能说出一番道理。
　　
　　联考那日，大多数人像进刑场，我却觉得像园游会。听说有同学拿到试卷，眼前发黑，手心冒汗，下腹绞痛，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太稳了，拿到国文，历史，地理试卷，觉得像在考小学生，暗笑出题老师怎么出这种简单的题目？钟响后，同学们纷纷翻书找标准答案发出哀嚎声，或到家人面前忧心忡忡。我没人陪考，也觉得家人像组“进香团”陪考只会坏了军心。我一本书也没带，考过就算了，不在想它。闲得没事干，买汽水边走边喝，像个巡逻。
　　
　　没放榜，我已算出自己到台大，就算科系不理想，选个学风自由的大环境再转系总比意气用事只是填几个志愿再挤破头转校保险。我想到一个人才荟萃，高手辈出的大环境逼自己成长，所以，台大文学院六个系全填了。同学问我：“万一上考古系怎么办？”我说：“那就去挖坟墓嘛！”老师看我的志愿单，同样纠眉头，简直是没主意的人的手笔，我仍坚持从头填到尾，人生哪能一下子就趁心如意？我把选校搁第一顺位，进了大环境一切好说，
　　
　　“考进哪个系不重要，从哪个系毕业才重要！从哪个系毕业又不重要，将来走哪一行更重要！”我一向不认为一次联考就定了一生，往后的变数很大，多的是进自己的第一志愿科系，毕业后才改行的例子，与其四年后再从头学，我宁愿花一年时间好好摸索清楚，二年级时在哪个系，对我而言，就是决定了今生。
　　
　　放榜后，在大屯山城赁居的小屋打点行囊，一下子天地开了。三年高中生活留下的日记，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我的青春岁月在火光中，泪眼里化为灰烬。那些忧喜苦乐全不计较，也无须保存，我知道自己又要去陌生地方从头开始，就像过去每个阶段，命运交给我一张白纸一样。
　　
　　在不断飘荡中，能感受自己的生命有了重量与意义是最大的收获。我太早离开家庭的保护，也学会独立，为自己的生命做主。虽然无法像一般人拥有快乐的青少年时期，可是也学到同龄孩子学不到的，如何做一只在荒野上准备起飞的鹰。当一切匮乏，无人为我支撑时，我惊讶自己能从“无中生有”，磨砺出各种能力，守护自己。这样的训练比考上心目中大学更重要–或者反过来看，因为有这种训练，才可能上心目中的大学。年轻生命蕴涵各种潜力，
　　
　　愈早自我开发愈能起飞。可惜，大部分的人耽溺在家庭的优渥保护下，只知道吃鱼而不懂如何打造一根钓竿，其实学会钓鱼才是大训练，有的人则可能因家庭破碎而击溃向上意志，不懂得把恶劣环境当作生命中的“少林寺时期”，练就一身铜墙铁壁功夫。每个人成长的困境不同，但我仍然相信，对生命热爱，对梦想追寻的这份毅力，会引领我们脱离困境。不要轻易认为今天就是末日，因为明天的太阳跟今天不一样。
　　
　　如今回想高中生涯，短短三年，却把我一生的重要走向都起头了，我如愿转入中文系，如愿成为作家。少年时，怨怼老天，现在懂得感谢。因为，当他赐给你荒野时，意味着，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

为生歌唱

请勿蹬倒水桶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65次 　　美国人认为，世界上仅有两种东西无法逃避，一是缴税，二是死亡。既然无法避免，只好多向死亡开玩笑。
　　
　　不开玩笑，你又能怎样？
　　
　　越老毛病越多，老年人身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痛。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早上醒来，你发现身上一点疼痛都没有，赽用手试试自己的呼吸，说不定你早没气了。
　　
　　老谐星乔治伯恩斯在电视上讲笑话时，说，每天床，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报纸上的讣闻。如果找不到我的名字，我就可以出去散步了。
　　
　　死亡有很幽默说法。报纸上出现的警句是气绝而亡。皇帝死叫驾崩，道士死叫羽化，四川人叫死亡为翘辫子。我们乡下小孩把某人死去说成吃了伸腿瞪眼丸。英文中对死的说法也很多，其中之一是蹬倒水桶。
　　
　　晚初，我不懂它的意义，后来，看了一部电影，方才恍然大悟。
　　
　　电影中，一个恶人拿着水桶与铁铲，在河边淘金。忽然发生枪战，这个淘金人便把水桶放在脚下，掏出枪来，向对方射击。结果，对方的一颗子弹射来，命中头部，他立刻双脚一伸，把水桶蹬倒，气绝而亡。
　　
　　这部电影，我看过三次，每次看到这里，都会开怀大笑。不管蹬倒水桶这个说法来源如何，电影真把它解释得精彩万分。
　　
　　人皆有死，死就要死得井井有条，一切安排妥当。专家建议人们要立遗嘱，而且越早越好。美国人大多都有遗嘱，以便解决身后众叛亲离的财产争夺战。
　　
　　谈到争夺战，只有一种人无此顾虑，那就是早已死去母亲的独子。有一个美国年轻人，在父亲死后，接受了大批遗产，他写信告诉亲友，说，从上个月14日起，父亲与我便进入极乐世界。
　　
　　遗嘱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优良效果。
　　
　　我妻子的最大享受是周末逛商场，我的最大享受是周末睡懒觉。在好梦方酣，人事不知时，太太推我好久，仍无反应，最后，她只有大叫，死人，已经11点了，还不起床！
　　
　　她的嗓门儿真高，就算是死人，也会被她叫醒。
　　
　　去年，我立了遗嘱，她狐朋狗友变得温柔起来，不再乱叫死人，好像一叫，我就会立刻兑现。
　　
　　全世界的人都忌讳提到死字，尤其以中国人为最。不过，最富情调的死亡词句，出现在中文里，它就是湖南女人所说的死鬼。
　　
　　当美女说这句话时，似喜似嗔，欲拒还迎，真正是风情万种。
　　
　　我认识的一一位朋友，击毙怕死，他认为，死可以一了百了，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口头禅是，那怕什么，最多死掉。
　　
　　朋友劝他，他说，那怕什么，最多死掉。
　　
　　你喝酒太多，朋有一位朋友劝他。
　　
　　那怕什么，最多死掉。
　　
　　你不要超速驾车，很危险。
　　
　　好怕什么，最多死掉。
　　
　　不怕的日子终于来到，去年，他因喝酒开车真的死了，还拉了三个无辜的亲人陪葬。

为生歌唱

决断的胆识和勇气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231次 　　在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中，人们忘不了他的三次“临危”决断。
　　
　　1967年7月钱学森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在“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在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进展情况的会上，孙家栋说：“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可能会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还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卫星的整星重量，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这既是一个科技问题，又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当时正是“文革”的高潮，“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把人们的情绪推向极端，可想而知，对毛主席像章发表不同意见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周恩来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搞科学的，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果断地去掉了那些毛主席像章，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一举发射成功。
　　
　　1974年11月5日，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即将发射，当调度指挥的扬声器里传出洪亮的口令声：“一分钟准备！”就在火箭托举着卫星即将点火升空的刹那，研制人员突然发现卫星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入卫星内部自供电。这意味着运载火箭如果发射，将会带着不能正常供电的卫星升空，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重达两吨重的毫无用途的铁疙瘩。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不顾一切地一声大喊：“停止发射！”因为这时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发射程序虽然终止了，可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处理完故障后，卫星和火箭重新进入发射程序。4个小时后，“各系统转内电”的口令再次发出，随着“点火”命令的下达，火箭在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冲出了发射台……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然而，卫星在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将危在旦夕。这时，孙家栋再次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同样，正常情况下这一指令需要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报批手续都已经来不及了。工作人员在立即执行的同时，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样要孙签名。他毅然拿起笔签下“孙家栋”三个字。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热失控被制服，终于化险为夷，保证了定点和长期稳定运行。
　　
　　这三次决断，显示了一个科学大师成竹在胸、力挽狂澜非凡的胆识和勇气，也彰显了他淡泊名利、临危不惧高尚的情操和品格。

为生歌唱

管老师饭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44次 　　我八九岁的时候，乡村小学布局还很分散，老师多是本村或邻村的老少爷们，学校不设教师食堂，放学后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回家吃饭。不过，每个学校一般有一名公办教师，担任学校的校长。校长是由教育局从别的乡镇调来的，他们以校为家，常驻在学校里，除了早饭，校长就吃学生送的饭。所有的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轮流，一个学生一天，轮到谁，谁就给老师送饭，结束一轮后，重新开始，周而复始。不管轮到谁，都会激动地蹦跳着回家喊，爹，娘，明天轮到咱管老师饭了。
　　
　　我们都是些灰头土脸不谙世事艰难辛酸的泥孩子，但每个人却揣着一颗对校长无比敬仰的心。当时，我家里不富裕，但是这并妨碍爹娘对老师的尊敬，只要我回家大声宣布“明天管老师饭”的时候，他们脸上便有信徒般的虔诚，便立刻着手买肉摘菜蒸馒头，做着细细的准备。
　　
　　那次，中午放学后，我跑回家，见母亲早已准备好了饭菜。一盘小炒肉，一盘煎鸡蛋，两个白面馒头，还有半瓶烧酒，都被小心翼翼的装进竹篮里，上面盖了一块红底碎花包袱，竹篮立刻像个新娘一样变得羞羞答答了。走在去学校送饭的小路上，初秋的风把竹篮里的菜香一阵阵送进我的鼻孔，我竭力克制着立刻要饱餐一顿的念想，“咕咚咕咚”地往下咽口水。在一片树阴下停下来，我掀起包袱，要夹一块肉吃，一拿起筷子，仿佛就听到了母亲的斥责，惊得浑身一哆嗦，瞧瞧四下没人，又赶快依原样放好筷子，遮好包袱，向学校走去。
　　
　　到了校长办公室，王校长还在批改作业。他大概40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四方脸，浓眉大眼，刮过胡子的两腮隐隐泛着青，身体有些瘦，脸上带着可亲的笑。王校长接过我的竹篮，要我坐下和他一起吃，我不争气的唾沫又立刻涌上喉头，我连忙摆手，跑了出去。王校长大声说，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好。我便在校长办公室后面，抱着胳膊看一片片硕大的梧桐叶从树梢无声地跌落。不出十几分钟，王校长开始喊我，他把竹篮递给我说，快回家吃饭吧。我拎过竹篮，还是沉甸甸的，急急和王校长告辞，跑到小径上掀开竹篮的包袱看，两盘菜几乎未动过，烧酒也不差半毫，只有馒头少了一个。我心里暗暗吃惊，王校长饭量真小！还不如我吃得多呢。这样想着，便用手抓了一大块肉塞进嘴里，那透彻心肺的浓香，竟让我有些晕：哎，除了过年能吃上点肉，就是管老师饭的时候了……
　　
　　回到家，给母亲看了，母亲沉思良久说，你们校长不愧是个知书达理的“先生”啊，他真是个好人……
　　
　　后来，我竟日里梦里盼着我家快管老师饭，有一阵子，“还没轮到俺管老师饭吗？”竟成了我的口头禅。
　　
　　当然，对于村里的一些特困户学生，是不用管老师饭的。这些，王校长早已做过调查，王校长对老师们说，告诉村东的刘大海，村西的杨三妮，还有……，他们不用管饭。可是，老师们向刘大海、杨三妮他们说了这事之后，他们的小嘴总要噘好几天，在同学之间很没面子似的。后来，杨三妮养了十只兔子，放学后就去山坡上割草打食喂兔子，连做作业都把小桌搬到兔舍旁边，有时候，杨三妮咬着铅笔想问题，想着想着就灿烂地笑了。第二年，又轮到杨三妮的时候，杨三妮跑到王校长的办公室说，校长，我有钱了，我娘说了，要给你做全村最好吃的饭。王校长吃了一惊说，你家哪儿来的钱？杨三妮说，我的兔子可争气了，我娘卖了好多钱。王校长看着小姑娘长满茧子的手，鼻子就一阵酸。
　　
　　管老师饭后，还有一个令孩子们高兴的日子，那就是王校长发饭费了。每名学生一块或两块钱，我们领了钱，高兴得又蹦又跳，觉得王校长真好。但，有一次，杨三妮不高兴了，杨三妮说，校长，你就吃了我家一顿饭，该给我一块钱，怎么给了两块？王校长一拍脑袋乐了，说，噢，噢，可能是我想错了，不过你拿着钱买几个本子用吧……
　　
　　大概一年多之后，直到王校长调离了我们学校，才听人说，王校长非常体谅庄户人的穷日子，知道孩子们更垂涎饭篮子里的“美味佳肴”，每次便象征性的吃一点，其余的都让他们带回去了。而自己每周从老家赶回来总是捎带上一大包煎饼，还有咸菜，在没有人的时候充饥……
　　
　　后来，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师资力量的日渐雄厚，大约十年前，我们这里建起了中心学校，小学校都撤并了，学校里有老师专门的食堂，管老师饭的岁月也就渐渐成为一段历史沉寂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