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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6 17: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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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草婴有句名言: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每一块钱那样,吝啬自己的每一分钟。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书房,像上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作伴。一次朋友借住他家,早上刚聊了几句,草婴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他工作的时候,子女们都知道不能打搅。
草婴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
他曾向朋友透露他翻译的工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比如老朋友孙道临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草婴据此作音韵上的调整。在华东医院,他们也曾经是邻居);最后根据编辑意见作些调整。
《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辽阔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4卷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
今天,559张卡片和4本已经翻烂了的原着寂寂地躺在他的书橱里。
徐振亚在《复活》的几种汉语译本中最推崇草婴的译本。他说,草婴吃透了原着,用词准确、传神,也更简练。
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安娜的命运常常使他深陷其中。学生章海陵记得,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1985年,他第一次随代表团去苏联,踏上了托尔斯泰故园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树林和湖泊。草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总印数为77。5万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据。
1996年草婴这样写道:“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断
草婴说,知识分子要有5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1950年代反胡风时,朋友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他一个字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对年轻时崇拜的斯大林他也有自己的反思。在给朋友蓝英年的信中他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
正是为了除掉这种历史包装,“文革”后,草婴与巴金一道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奔走斡旋。摄影人杨克林编着了上下两卷“文革博物馆”画册,两位老人的文字出现在画册的最前面。草婴在序言中说:“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比较草婴与妻子在1940年代、19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身高差距不见了。这场浩劫令他的身体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劳动,他因大出血失去了3/4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90斤身躯中的胸椎骨。草婴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到今天,他们已经一起走过60年了。
采访中,老两口核对着人名、事迹,翻拣记忆中压箱底的部分,场面很温暖。
他们的小女儿盛姗姗,早年学国画,后赴美习油画,以大型油画及玻璃雕塑闻名。上海世博园内,有一组她的大型室外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盛天民说,等天气暖和一点,她会推草婴去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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