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均富的橄榄球规则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153次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基本原则，竟然是均富。
　　
　　在传统印象中，欧洲是高福利的资本主义，美国则表现得自由放任、弱肉强食、赢者通吃、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一切，在体育方面正好反了过来。
　　
　　欧洲的足球俱乐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近十几年来，意大利发起的足球商业革命席卷欧洲，皇马、曼联等几个巨无霸垄断了市场。特别是电视转播收入，大多进了几个“王朝”的腰包，小俱乐部纷纷面临破产。美国的体育，则素有扶弱的传统。比如几大球类的职业联盟，在选秀时，基本是让弱队先挑，保证优秀的队员分布均匀，使巨无霸很难产生。橄榄球做得更极端。选秀让弱队优先，不过是让大家尽可能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强调的是机会均等。橄榄球联盟甚至强调结果均等，其中一个措施，就是32个队均分整个联盟的全国电视转播收入。
　　
　　这种平均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几乎和大锅饭无异。试想，你经营一个队，找最好的教练，出最高的价钱购买球星，一路打进“超级碗”，大部分比赛被全国转播。另一个队，排名最后，根本进不了季后赛，除了地方台外几乎没有电视转播。这两个队要均分转播收入，有人竟无功受禄。你能想象皇马和西甲的最后一名平分电视转播收入吗？可是，这是美国自1960年以来就实施的制度，行之有效。最近，32个联盟成员又以30：2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其基本精神是大家均分收入。大城市的队上座率高，门票收入丰厚，要补助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俱乐部。
　　
　　如此大锅饭，怎么可能创造效率呢？可是，如果仅从财政表现上看，美国橄榄球联盟是世界效益最高的联盟，不仅胜过欧洲任何一个足球联盟，也胜过美国其他球类的联盟。于是，人们就不得不解释：这种分享利润的模式，为什么比“产权”界定更清楚的模式有效率？
　　
　　简单地说，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模式，是保证赢者赢，这代表了传统理念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皇马、曼联等“王朝”，就是这么通过“赢”而被创造出来的，他们的成功所获得的回报是不受限制的。这种优胜劣汰的规则毫无疑问有着高效率，但是从长远看，这一模式的成功却带来了重重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几个大俱乐部过多地垄断了足球利润，小俱乐部越来越没有出路：没钱就雇不起大牌球星，雇不起大牌球星就没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导致小俱乐部破产。贫富分化，有两种出路：一是俱乐部越来越少；二是大俱乐部和小俱乐部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无法创造黑马，比赛缺乏悬念，只有几个大俱乐部之间的比赛可看。长此以往，足球的整体经济规模很难维持持续增长。
　　
　　美国橄榄球的模式，则是要保证输者不输。要是听任输者一路输下去，32个队就可能变成16个队，或者最多有几个队有全国感召力，值得转播的比赛就少了。所以，强队不断给弱队输血。结果，大家势均力敌。只要赛季没有开始，你看不出哪个队能夺冠或进季后赛，场场提心吊胆。观察近二三十年的比赛结果，也是冠军轮流坐。这样，可看的、值得转播的比赛非常多，整个联盟保障了其市场份额。看美国职业球类联赛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一些不怎么样的队比赛，观众居然也是爆满。
　　
　　欧洲的足球模式，保证了短时段的充分竞争，让胜者获得充分的果实，但伤害了长时段的竞争。美国橄榄球模式则在短时段内进行有限的竞争，限制赢家获取暴利，但保证了长时段的充分竞争。
　　
　　这样的橄榄球模式，不仅给职业体育特别是中国足球提供了典范，也给市场经济的社会提供了典范。它说明一个以富济贫的均富社会，比贫富分化的自由放任社会更有竞争力。/
　　
　　许多人虽然拥护市场经济，但对这种橄榄球社会的规则还一知半解。在高等教育、企业界创造几个皇马、曼联式的“王朝”，就等于把这些“王朝”摆在了不需要竞争的地位上，给了它们更大的犯错误、维持更长时期的无效率的空间，使它们表现再差也不可能被淘汰。
　　
　　一句话：你要建设一个橄榄球型社会，就必须有一套橄榄球型社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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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还是要命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150次 　　我在宠物市场花1000元买了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狗。可是到家的第3天它就病了，我把它送到宠物医院，医生说这病很难治，要住院，先交2000元，未来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因为狗狗实在太小，所以医好只有50%的希望。
　　
　　于是我就有两种选择：治疗，需要支出2000元甚至更多；放弃治疗，再去买一只差不多的狗只需要1000元。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然后者更合算。
　　
　　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为生命标价，“生命无价”这句话在他们这里行不通，他们认为生命的价格是有高低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受害者补偿基金，这钱是每位受害者的家属平分吗？当然不。基金首先要测定的是每个人的经济损失。一说到损失差别就大了，世贸中心北楼105层的期货公司高管，年薪数百万美元；而同一座楼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一个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万美元。另外，年轻人的生命要比老年人值钱，男性的生命要比女性值钱（最后女性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家庭少37%）。
　　
　　基金最后支付给2880位遇难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注意，这是个平均数。事实上，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得到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25万美元。有意思的是，98个最有钱的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吃大户”——和航空公司打官司，虽然这要花上一大笔律师费。几年之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平均的赔偿金是500万美元。
　　
　　这只是对逝者的生命定价，那么活人呢？经济学家认为同样可以定价。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可以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来测定他们给自己生命的定价。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父母的心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到360万美元（千万别再说“你是我的无价之宝”这类的话）。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测，一个印度公民的生命每年的维系成本为3162美元，那么其一生的成本大概就是9。5万美元。2005年一项关于墨西哥城工人工资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量化为每人32。5万美元。1995年，联合国的一个气候变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评估全球变暖的报告，把贫穷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0万美元（不过，这很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
　　
　　美国有一个着名的广播讽刺小品，说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本尼是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急了，继续问：“要钱还是要命？”不料本尼回答道：“你急啥，我这不正在考虑嘛。”
　　
　　在经济学家眼里，小狗的生命量化值可以用它的成本来定义，也就是1000元。不过我不准备理会经济学家的这些建议，尽管我和小狗的友谊也很浅，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只有它把狗屎拉在我地毯上的交情，但是我仍然愿意花更多的钱挽救小狗。以我的人生经验，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未必比狗屎更有价值，这点我想我的小狗也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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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爱国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118次 　　爱一个国家的方法是什么？赴汤蹈火，我们懂；坐穿牢底，我们懂。但揭发自己国家杀戮的真相，呼吁自己的国家与其他敌对邻国和解，算爱国，还是叛国？
　　
　　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以色列《国土报》记者吉登·拉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他长期关注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遭遇的不人道待遇。
　　
　　吉登发出的第一则故事，来自无意间于边境采访的经历。1996年，他亲眼目睹一名临盆的巴勒斯坦女人，如何在以色列各个岗哨被拦阻，每个岗哨的士兵皆无视车内妇女生产前剧烈疼痛的哀号，面无表情地拒绝车子通关。
　　
　　一个岗哨、再一个岗哨……最终至深夜，在一个距离医院最远的岗哨，这名巴勒斯坦妇女获得通融，但孩子已于车内自然分娩，全身沾血。
　　
　　那里是市郊，非常荒凉，车子的油已耗尽，家人只好扶着产妇，抱着呼吸微弱的婴儿，徒步走了两公里才抵达医院。
　　
　　一天后，婴儿还来不及展开他的人生就死了。
　　
　　1996年，吉登第一次将此事登上以色列《国土报》，《国土报》马上遭到各方言论攻击，一些读者甚至用石头砸报社的窗户。从此，吉登的名字在以色列也家喻户晓——有一大半的以色列人质问他：“你为何叛国？你身上流的真是犹太人的血液吗？”
　　
　　从此之后，吉登经常揭露以色列军人的残酷冷血。他对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暴行的报道，毫不退让。他看到巴勒斯坦孩童被杀，父母被杀，巴人农场被刻意纵火，农夫的土地被以色列军队莫名其妙地充公。
　　
　　16年来，骂他的声浪愈来愈大，但他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笔记录。他要那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滩边度假、生活如天堂状态的人知道这一切，无所逃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屠杀的犹太人，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建立以色列国。吉登不断地反思，这群人在近一个世纪的悲剧中，学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
　　
　　他的报道引发全球媒体对以色列占领区暴行的批判，多次为国际媒体所引用。但也正因如此，他在以色列国内因和主流民意背道而驰而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他愈受到国际瞩目，大部分以色列人愈恨他。以色列激进组织多次扬言，要杀了他全家。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吉登回顾了这一切，没有畏惧，他说：“我写我相信的事。如果真相很激烈，事实就是残酷且激烈的。我选择记录历史激烈的真相，反应当然是激烈的。我在乎的是：以色列人真的相信他们能以巴勒斯坦人的鲜血换取和平吗？”
　　
　　吉登不是唯一关注此事的人，否则他在以色列连发表文章的机会都没有。不只《国土报》一路力挺他，2012年10月底，一群以色列人在首都特拉维夫游行，此举不是抗议联合国同意巴勒斯坦成为非会员观察员国家，而是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一名参与游行的犹太长者，拿着刊登吉登文章的《国土报》，如此说：“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痛苦，每个人……”
　　
　　有的人在屠杀悲剧后，幸运地留下生命，但也不幸地留下仇恨；有的人在屠杀悲剧后，回到上帝面前，放下仇恨，获得救赎。
　　
　　吉登最初孤独的文字，如今已成为许多以色列良心分子的共识。
　　
　　什么是爱国？
　　
　　知道真相，写出真相，预见未来，无惧威胁，然后毫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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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81次 　　读资中筠先生自选集中写于2003年的一篇文章，得知资先生199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中发现一些珍贵档案，其中就有雷海宗、袁同礼的史事。
　　
　　雷海宗为清华大学教授，一代史学宗师，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1949年以后，雷先生因“思想反动”，被调出北京到天津南开大学。袁同礼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我国着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资先生在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时，有几份档案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些档案记载，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着名汉学家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曾联名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意是说目前中国一些着名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极端困境，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有极为宝贵作用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可分批选择资助这些中国教授赴美讲学。这样既可帮助受助者改善一下生活，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信中还提出具体操作办法及双方共商赴美教授名单。此方案后被采纳，赴美教授名单中就有雷海宗。
　　
　　从档案记载中得知，雷海宗当时竟婉拒了这次极为难得的赴美机会。雷先生说学校正遭遇最困难的时期，他这时候不能离开。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劝说雷海宗接受邀请，也没能成功。
　　
　　此外，资先生还意外地发现了有关袁同礼的档案。那是“抗战时期袁同礼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及洛氏基金会大量的通信，都是关于支持中国图书项目的建议。”
　　
　　“特别是在胜利在望的1944年，袁先生就开始为恢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补偿战时的损失而做准备，为此积极呼吁国际援助，也卓有成效。”原来袁先生于抗战开始后，率领部分北京图书馆人员南迁，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外征集图书，尤其是通过美、英两国图书馆协会做这件事，并取得成效。除此之外，袁先生又在后方广泛收集中日战时史料和西南地方文献，终于使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成为日后北京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诚如资先生所说：“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时，大批知识精英恪守教育和学术领地，耕耘不辍，使文化得以赓续，保存了民族精华，靠的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民族魂’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通过像雷海宗、袁同礼这样的个人行为彰显出来的。而雷、袁二人的这些史事，竟在海外档案馆中如遗“珠”般被资先生“打捞”到，真让我们不胜感慨。
　　
　　不知在海外档案馆中像这样的遗“珠”，究竟还有多少有待我们“打捞”？不过于今看来，窃以为我们眼下更应该“打捞”的，似乎还是在当下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显然早已“沉落”的那种为“使文化得以赓续”的敬畏学术、尊重科学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应是真正的学人思想上乃至灵魂中的遗“珠”，“打捞”这样的遗“珠”，诚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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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空一个名额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104次 　　1919年，丁文渊去了瑞士，在楚西里大学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留欧学生监督处秘书曹梁厦。巧的是，曹梁厦是丁文渊二哥丁文江的好友。知悉丁文渊的状况后，曹梁厦对他说：“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自负担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请补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教育部次长、高等教育司司长都是老朋友，你又符合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
　　
　　丁文渊想了想，曹梁厦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哥家累很重，四个弟弟和一个侄子的学费全由他负担，还要帮助无力的老亲戚，一年开支3000多元，而他一年的收入不到1500元。更糟糕的是，二哥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常因政局不稳发不出薪水。于是，丁文渊写信给二哥，要他为自己设法申请官费。
　　
　　没多久，丁文渊收到了丁文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负担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最后，丁文江劝勉弟弟：“我既然答应负担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用功读书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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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用药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次 　　德国同事卡尔来济南不大适应气候，感冒了，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涕泪横流。同事们见他这副模样，都关怀询问：“吃药没？”对这种关怀，卡尔比对气候更不适应，私下里问我：“感冒不是依靠自身免疫力就能好吗，也需要吃药？”我说：“理论上不吃药也能好，不过中国人习惯吃点药来缓解症状。”
　　
　　第二天，卡尔到我家做客。我妈见他鼻涕眼泪一大把，又有点发烧，也一再劝他吃药，完了还不由分说把大药箱搬出来，找了几种来给他吃。卡尔看我妈对感冒那么重视，以为中国的感冒比德国的厉害，犹豫着决定吃点。可是拿到药的时候他又想不通了，问我：“一日2～3次，一次1～2片，到底两次还是3次，到底一片还是两片？”我说：“都行，你根据症状自己看着吃就行。”卡尔简直被吓到了，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按最低标准，一天是两片；按最高标准，一天有6片，这怎么吃？”他拿着药盒，研究了足足半个小时，发现了“或遵医嘱”字样，于是决定去医院看看。
　　
　　在他的概念里，大医院都是要预约的，两三个星期才能排到他，于是他坚持去小医院。到了诊所，医生见来了外宾，挺重视，问卡尔：“你想打针还是吃药？”卡尔又不解：“你是医生，我应该听你的。”医生说：“那打针吧，好得快。”卡尔很听医生的话，留下来打针。可是他很快发现，医生说的打针，不是打针，而是输液。他从来没输过液，并且以为要死的人才输液。他瞪大眼睛看着护士给自己上吊瓶，欲哭无泪。
　　
　　过了一会儿，来了母女俩，妈妈进门就问：“输了5天液了，咋还不见好呢？”医生看了一眼小孩，说：“那今天再换一种，反正咱这儿就这几种抗生素，换着打呗。”卡尔听得眼睛都直了。医生给他开了3天的药，但第二天，他死活不再去了。
　　
　　后来他说，他以前在美国待过，美国人也爱吃药，但是他们不会乱用抗生素，为什么中国人用药这么随便？
　　
　　我想了半天，告诉他，这也许是中国的医药文化。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靠中药治病的，但是中药这个东西范围实在太大了，大枣、山楂是中药，大蒜、生姜也是中药，我们的日常饮食里，常常不自觉地就有了药。所以，中国人并不拿吃药多当回事儿。只是这些年西药进来了，中国人虽然知道西药副作用大，但这吃药的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
　　
　　我解释了半天，卡尔还是对医生给他打抗生素这件事耿耿于怀，他说：“为什么国际上已经明确提出禁止滥用抗生素，中国人还会随便用？”我说这就跟美国人爱吃麦当劳一样，专家早说了麦当劳的食物高糖、高盐、高脂肪，吃多了可能引发肥胖、高血压、心脏病，但是这一类的快餐店还是顾客盈门，分店开了一家又一家。这是一种人类饮食文化的惯性，也许将来会慢慢改观，但是短时间内很难扭转。所以抛开医生乱开药不说，老百姓爱吃药这事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惯性。跟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说起来谁都知道不对，却又都照着不对的去做，要改，还真得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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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的简单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141次 　　那是北京的春天四月，漫天下着清新的细雨。
　　
　　而这样的雨，于吴清源的出现是相宜的。
　　
　　先生名泉，字清源，水与他似有渊源。
　　
　　我便是在这小雨中，得以亲见这棋坛上最令人景仰的老人的。
　　
　　先生穿素净的灰色中山装，发须尽去，拄着拐杖，缓步而来。左边是他典雅的夫人和儿子，右边是他的素装长裙的弟子牛力力，后面跟着满面虬髯的导演田壮壮。先生的出现，引得厅堂里的人们出现小小骚动，只听得“来了，来了”，越过数十人头，我望见先生脸上声色未动。他个子瘦小，却长着一双招风的大耳，通身上下，看着通透洁净，我不由得暗地揣测，莫非这就是旁人所说的“奇人异相”？
　　
　　他刚刚观摩完“应氏杯”围棋赛，从上海飞往北京，来接受“吴清源基金”的捐赠。那日，面对几十个记者和镁光灯的闪烁，吴清源神情极其认真，清晰地、一字一顿、缓慢地发表着他的演说。
　　
　　那一次，吴清源的关键词是：友好。他说：“希望围棋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有着更好的贡献。”
　　
　　他讲了一分十九秒。
　　
　　他是两千年来如此重要的棋手。
　　
　　家道中落，他14岁漂渡东瀛。彼时日军横扫中国和东亚大陆。乱世浮云，他孤身在日本，以匹夫之力，顶八方责难，在十次十番棋中，迎战全日本最顶尖棋士。1939年到1956年，他凭擂手君临天下，无人与之比肩十几年——那是空前绝后的“吴清源时代”。
　　
　　一生荣辱，大起大落，皆是传奇。而他的发言如此简单。
　　
　　当初，田壮壮等看到吴清源自传《中的精神》，对老人的恬淡平和、宠辱不惊大为赞赏。
　　
　　他们起先以为吴清源已经过世，后来知道他还健在，大喜过望，数次赴日寻访。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老人的家可以说还是清贫。他明明可以出席这样那样的场合，名利双收，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世外高人似的老人，答应了“拍电影”的请求。
　　
　　“电影不是世界各国都能看到的吗？看到了，也许会对一些人产生影响。只要能够促进围棋的普及，对世界和平有所裨益，就是好的。”
　　
　　吴清源显然不了解电影，以及电影工业、电影市场、艺术与商业……他只希望对社会与人类有益。他的想法十分单纯，足见其天真和不涉世事的秉性。
　　
　　圣人不知道何为圣人，吴清源也不知道何为“棋圣”。吴之外貌，只是平凡的老人，非仙非道，你似乎觉得他与你一样，但他又离你甚远，甚至言辞间也是力不能及。如他的女弟子牛力力（五段）所说：“虽然有幸亲侍先生左右15年，但我还是觉得他像一个‘神’。我依然觉得他的境界高不可及，觉得我离他还是十分遥远。”
　　
　　世事沧桑，人生如棋，方寸间的乾坤，已不是文字可以尽数传达。
　　
　　他自视与我们一样，而我们却不能描述他胸中的风云万千、一面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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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天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70次 　　多美好的一天啊！
　　
　　花园里干活儿，晨雾已经消散，
　　
　　蜂鸟飞上忍冬的花瓣。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我想占为己有，
　　
　　也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去深怨；
　　
　　那身受的种种不幸我早已忘却，
　　
　　依然故我的思想也不使我难堪，
　　
　　不再考虑身上的伤痛，
　　
　　我挺起身来，前面是蓝色的大海，点点白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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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后的酒店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87次 　　苏州在早年间有一种酒店，是地地道道的酒店，这种酒店只卖酒不卖菜，或者只供应一点豆腐干、辣白菜、焐酥豆、油米黄豆、花生米之类的下酒物，算不上是什么菜。“君子在酒不在菜”，这是中国饮者的传统观点。如果一个人饮酒还要讲究菜，那只能算是吃喝之徒，进不了善饮者之列。善饮者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李白曾经写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不过，饮者之中也分三个等级，即酒仙、酒徒、酒鬼。李白自称酒仙，从唐代到今天，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秦末狂生郦食其，他对汉高祖刘邦也只敢自称是高阳酒徒，不敢称仙。至于苏州酒店里的那些常客，我看大多只是酒鬼而已，苏州话说他们是“灌黄汤的”，含有贬义。
　　
　　喝酒为什么叫灌黄汤呢？因为苏州人喝的是黄酒，即绍兴酒，用江南上好的白米酿成，一般的是二十度以上，在中国酒中算是极其温和的，一顿喝两三斤黄酒恐怕还进不了酒鬼的行列。
　　
　　黄酒要烫热了喝，特别是在冬春和秋天。烫热了的黄酒不仅味道变得更加醇和，酒中的甲醇也挥发了，减少了酒对人体的危害。所以，每爿酒店里都有一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热水，木制的缸盖上有许多圆洞，烫酒的铁皮酒筒就放在那个圆洞里，有半斤装的和一斤装的。一人独酌或两人对饮，都是买半斤装的，喝完了再买，免得喝冷的。
　　
　　酒店里的气氛比茶馆里的气氛更加热烈，每个喝酒的人都在讲话，有几分酒意的人更是嗓门洪亮，“语重情长”，弄得酒店里一片轰鸣，谁也听不清谁讲的事情。酒鬼们就是欢喜这种气氛，三杯下肚，畅所欲言，牢骚满腹，怨声冲天，贬低别人，夸赞自己，用不着担心祸从口出，因为谁也没有听清楚那些酒后的真言。
　　
　　也有在酒店里独酌，即所谓喝闷酒的。在酒店里喝闷酒的人并不太闷，他们开始时也许有些沉闷，一个人买一筒热酒，端一盆焐酥豆，找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浅斟细酌，环顾四周，好像是在听别人谈话。用不了多久，便会有另一个已经喝了几杯闷酒的人，拎着酒筒，端着酒杯来到那独酌者的身边，轻轻地问道：“有人吗？”“没有。”好了，这就开始对谈了，从天气、物价到老婆孩子，然后进入主题，什么事情使他们烦恼什么便是主题，你说的他同意，他说的你点头；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好像是志同道合，酒逢知己。等到酒尽人散，胸中的闷气也已发泄完毕，二人声称谈得投机，明天再见。明天即使再见到，却已谁也不认识谁。
　　
　　我更爱另一种饮酒的场所，那不是酒店，是所谓的“堂吃”。那时候，酱园店里都卖黄酒，为了招揽生意，便在店堂的后面放一张桌子，你沽了酒以后可以坐在那里慢饮，没人为你服务，也没人管你，自便。
　　
　　那时候的酱园店大都开设在河边，取其水路运输的方便，所以“堂吃”的那张桌子也多是放在临河的窗口。一二知己，沽点酒，买点酱鸭、熏鱼、兰花豆之类的下酒物，临河凭栏，小酌细谈，这里没有酒店的喧闹和那种使人难以忍受的乌烟瘴气。一人独饮也很有情趣，可以看着窗下的小船一艘艘“咿咿呀呀”地摇过去。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路无行人，时近黄昏，用蒙眬的醉眼看迷蒙的世界。美酒、人生、天地，莽莽苍苍有遁世之意，此时此地畅饮，可以进入酒仙的行列。
　　
　　近十年来，我对“堂吃”早已不存奢望了，只希望在什么角落里能找到一爿酒店，那种只卖酒不卖菜的酒店。酒店没有了，酒吧却到处可见。酒吧并非中国人饮酒之所在，只是借洋酒、洋乐、洋设备，赚那些欢喜学洋的人的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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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不快活时间:2013-08-23　作者:未详　点击:69次 　　你在小孩时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忆中想不起来。
　　
　　单看我们孩子的衣着先就可笑。浑身给裹得紧紧的，膊、胫、腿，也不让露在外面，怕着凉。怕着凉，不错；可是裤子是开裆的，孩子一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连带通风——这倒不怕着凉了！
　　
　　孩子是不能常洗澡的，洗澡又容易着凉。在我们家乡终年不洗澡的孩子并不出奇，我都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每年洗几回澡。冬天不用说，因为屋子不生火，当然不洗。夏天有时不得不洗，但只浅浅的一只小桶，水又很烫，结果孩子们也就不爱洗。
　　
　　我记得孩子时候最怕两件事：一件是剃头，一件是洗澡。
　　
　　“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我妈总是这么说。他们可不对我讲一个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们也不把洗的方法给弄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我到现在也总把洗澡看做一种必要的麻烦。
　　
　　我的授业师父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着凉没有给他洗澡，他就把这不洗澡的习惯一直带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都没有洗过一次身体！不刷牙、不洗头、很少洗脸。
　　
　　我们很少想到，品格、性情乃至思想上的不洁，也多半缘于小时候父母的姑息与颟顸。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观念是：愈不像孩子的孩子是愈好的孩子。
　　
　　孩子得听话，不许闹——中国父母最得意的是孩子听人家吩咐规规矩矩地叫人，绝对机械性地叫人——“伯伯”“妈妈”。
　　
　　因为要强制孩子听话，大人们有时就用种种哄骗恫吓的方法。多少成人作伪与怯懦的品性是在“别哭，老虎来了”“别嚷，老太太来了”“不许吃，吃了要长疮的”一类话下养成的！
　　
　　不要怪孩子性情不好，或是愁他们身子不好，实际只要你们肯费一点心思，花一点工夫，认清了孩子本能的倾向，治水似的耐心地去疏导它，原来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变好。
　　
　　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创作的机会，把你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活泼、灵敏、慈爱的成人，替社会造一个有用的人才，同时也增你们自己的光，添你们的欢喜——这机会还不够大吗？
　　
　　现代的成人为什么都是这么懒、这么脏（尤其在品格与思想上）、这么蠢、这么丑、这么破烂？现代的青年为什么这么弱、这么多愁多悲哀？这种种的不健康多是做爹娘的当初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一半是愚暗，一半是懒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