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为爱卸妆时间:2013-02-01　作者:小小Z　点击:116次 　　山口百惠是日本的巨星，“为爱卸妆”，百惠的华丽转身确实再一次颠倒众生，甚至在日本女艺人圈里也出现了一阵息影的风潮，只不过最彻底的只有百惠，真正有勇气“为爱卸妆”，也有福分遇到一个深爱她灵魂深处的好男人。盛大的婚礼过后，百惠含着泪缓缓放下了自己的话筒，也彻底告别昔日的光艳。为了让妻子在家安心，三浦友和向妻子立下了三条誓言（下了重重的毒誓，违反遭天遣）：
　　
　　1）51岁开始戒烟。
　　
　　2）不是投机取巧地度过人生。
　　
　　3）决不拈花惹草。
　　
　　日子一过就是31年，31年的夫妻生活，其中的风风雨雨只有这对老去的金童玉女自己知道。他们的家是一方温馨的港湾，深爱着的夫妻从没有发生过口角，当被问及秘笈时，百惠的话平淡得耐人寻味，她说：因为和得来。31年过去了，百惠开始发胖，昔日巨星的光环已经日渐消失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已经胖胖的日本家庭主妇。用三浦友和的评价是：“幸福的胖子”。没有一丝妆容的百惠和丈夫，手牵手外出旅行或者看电影。

为生歌唱

班廷的坚持时间:2013-02-01　作者:小小Z　点击:215次 　　当加拿大外科医生班廷得知自己和麦克劳德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欣喜若狂，而是大发雷霆，并拒绝领奖。这是为何呢？这还得从此前几年说起。
　　
　　那时，班廷还只是一名外科医生，却对糖尿病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当时糖尿病被看成是一种不治之症，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研究出什么结果，更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异想天开者合作。班廷最终说服了多伦多大学生理学教授麦克劳德帮助自己。麦克劳德允许他在大学暑假期间来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两个月，并无偿提供了10条实验用狗，还给他找了一个名叫贝斯特的学生做助手。
　　
　　上天似乎十分眷顾班廷，麦克劳德的实验室设备先进、齐全，更为重要的是，助手贝斯特精于化学分析，这正好弥补了班廷在这方面的不足；而班廷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外科医生，他做的手术无可挑剔。这两位年轻人的合作，简直是近乎完美的珠联璧合。不久后，他们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调节糖代谢的胰岛素，后来他们又成功地从动物胰腺中提取了这种物质。这种提取物被注入糖尿病人体内后，病人的症状立即得到极大缓解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医治糖尿病了！1922年，班廷以自己和麦克劳德、贝斯特等人的名义宣布他们发现了胰岛素。1923年，班廷和麦克劳德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班廷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因为他认为，贝斯特在发现胰岛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奖项缺少了贝斯特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是不公平的。但根据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规则，获奖名单一旦公布就不能更改。委员会派专人做班廷的思想工作，好不容易劝服他接受了奖金。随后，班廷立即把奖金分给了贝斯特一半。
　　
　　班廷对于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都铭记在心，当帮助他的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又为其奔呼。他的仗义，坦荡和无私令人敬佩，更让人感动。但在我们的身边，常常有人为争名夺利而钩心斗角，相互指责。背叛甚至倾轧，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甚至声名扫地。

为生歌唱

赫鲁晓夫的细腻时间:2013-02-01　作者:小小Z　点击:199次 　　赫鲁晓夫此公，被世人评价为“头顶最秃，胆子最大。”他行事喜欢大刀阔斧，线条常常有些粗疏。但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十六章，我却读到了两个字：细腻。
　　
　　先说年轻的苏联钢琴家阿什克纳济。他演奏出色，得过大奖。老婆是个英国人，不肯去苏联，而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还有孩子。于是，阿什克纳济来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问怎么办。赫鲁晓夫听到下属汇报后，明确提出：“我们给他发放一个国外护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他有了这个护照，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苏联。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们强行要他回国，他大概就不回来了。他并不反苏，可是我们却硬要人为地把他变成一个反苏的人，因为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意愿，那就会将自己与苏联政府对立起来。马上就会有评论家和解释者煽动他的反苏情绪，干吗我们要逼出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住在伦敦，常常回来开音乐会，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乐家，自由职业者，他仍将在自己祖国的音乐会上演出，始终是苏联的公民。”
　　
　　一举两得：既保护了阿什克纳济的清白名声，又维护了其家庭─赫鲁晓夫退休三年后，仍在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自豪。每逢阿什克纳济到莫斯科演出，他就打开收音机，凝神聆听。此时的欣慰心情，可以想见。
　　
　　还有一例，是着名钢琴家里希特。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报告说，有关部门反对里希特出国，因为其母亲住在西德，出去后可能不回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失去这位大钢琴家，将是国家的损失，但还是决定：“让他去吧。”有人又要求里希特别去西德。赫鲁晓夫说──
　　
　　“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证不去西德与母亲会面之后，才让他跨出我们的国门，那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应当劝劝他：『你这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去和她见见面吧。』不要让他感到我们反对这种事情。”
　　
　　人性的关怀，起了温暖的效应。里希特到西德见了母亲后，如期回国。
　　
　　第三例，是芭蕾舞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她舞姿优美，国内首屈一指。但出国演出，总没有份，理由是她不可靠，有“一去不复返”之嫌疑。有一次，芭蕾舞团又要出国演出，普利谢茨卡娅给赫鲁晓夫写了长信，说她是爱国者，对她不被信任感到委屈，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赫鲁晓夫将此信复印，让党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传阅，并建议让她出国演出。有人还是不放心。赫鲁晓夫表示：“她说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话。缺少信任就无法生活。即使她写的不是实话，只不过是为了脱身，好吧，那也没什么，我们能担当。”
　　
　　结果呢，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后，载誉归来，为苏联芭蕾舞艺术争了光。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当初扣住普利谢茨卡娅不放，就可能毁掉她，或者把她变成反苏分子。为此，他强调说：“最脆弱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应当加以呵护，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漫不经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自制力，结果成为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步。我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骄傲。”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又是一例。赫鲁晓夫对她在特殊家庭里的坎坷命运以及不幸婚姻，深表同情；而对她离开祖国，向外国寻求帮助，给西方的造谣生事提供口实，则认为是“一种无可辩解的愚蠢行为”，予以谴责。但他认为，如果当初换一种方式对待她，可能事情就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他假设说：“在她到大使馆去说她需要在印度逗留两三个月的时候，应该这样回答她：『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干吗才三个月呢？您办个为期两三年的签证好啦。您也可以领取长期有效的签证，一直住在这里。到您想回的时候，再回苏联好了。』应当给她以选择的自由，从而让她精神上坚强起来，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当然，斯韦特兰娜最终选择在美国度过余生──那已是赫鲁晓夫去世十多年后的事了。
　　
　　政治上信任，选择上自由。但即使这样，也会出现辜负信任的情形。苏联当时有两亿多人口，赫鲁晓夫认为：“其中当然既有纯洁的人，也有不纯洁的人……不纯洁的人一旦浮出水面，他们必将被浪涛冲离我们的海岸。让他们随波逐流去好了。”“我认为应当向苏联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
　　
　　赫鲁晓夫的细腻，在于懂一点人的心理，有一点人情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严峻保守的氛围下，有如此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眼光，关注人性的眼光，实属不易。

为生歌唱

最幸福的儿科医生时间:2013-02-01　作者:小小Z　点击:176次 　　郭迪，中国儿童保健学奠基人和儿童行为发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享年102岁。他对奉献毕生的事业——儿科医生这样描述：“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2012年6月25日的上海有位老人去世了。102岁。期颐之寿，世称“人瑞”，寻常人家是要当作喜事来办的。只是，当社会各界向这位长寿老人告别时，在场的人们却无不热泪滚滚……
　　
　　有没有一个人，八十年如一日地呵护、研究着中国儿童？
　　
　　有没有一种学说，超前四十年指导中国儿童茁壮成长？
　　
　　无论学术还是人品，这位老人都堪称时代巅峰。
　　
　　他，就是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奠基者——郭迪。
　　
　　最幸福的医生
　　
　　熟悉郭迪的年轻人不多。但年轻人的家长却无不熟悉一张“性命交关”的表格：“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
　　
　　1个月：寻找声音。2个月：应答性发声。3个月：俯卧抬头。5个月：抓悬挂物。6个月：独坐30秒。7个月：捡起方木。11个月：用杯喝水。1岁：独自站立。1岁半：控制便便。2岁：说出姓名。2岁半：用筷子吃饭……
　　
　　无数为人父母者对这张表格不陌生。它之所以被称作“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是因为参照以上这张表格，父母就可以明白孩子所有的啼哭、表情和动作意味着什么。它不过一张A4纸那么大，却破译了婴幼世界的牙牙之谜。通常，它只流转在怀抱婴幼儿的父母手中，不想，在2008年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中，它异彩夺目，扭转乾坤：为监测三聚氰胺奶粉中毒致病的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是否异常，必须有一张操作简捷、数据准确，标准权威的“一卡通”，但急切之间，到哪里寻找、又哪里来得及制作这样的“神通卡”呢？
　　
　　幸亏，有人提及：上海。郭氏卡！
　　
　　卫生部闻讯立即向上海方面紧急调集了数百万张的“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火速分发到相关地区的妇幼保健院，为无数焦虑中的家长释疑解惑，为“疑似致病”儿童及时做出了科学的筛查和客观评估。
　　
　　这张卡的发明人就是郭迪。事后，当无数来电来信称颂其“功德无量，领先世界40年”时，他只淡淡一笑。
　　
　　事实上，40年前，儿科医疗模式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阶段，多数儿科工作者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异常视而不见时，郭迪教授已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行为学和社会环境等层面；当那时的人们只关心孩子“吃饱穿暖长得壮”的时候，郭迪教授不但已带领同事和学生在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以及脾气性格好不好，而且还在全国第一个启动儿童生长发育的评测，其中包括智能发育的测试。这是一次天才的、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学术跨越，但由于想法太超前，当时非但没人能够理解，而且还有“宣扬唯心主义”的危险，但这个个子不高而又沉默寡言的倔老头，硬是把风险扛了下来。没有实验对象，就把自己的子辈、孙辈当做“小白鼠”，他亲自制作了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孙女牙牙学语时每个阶段的语言，以研究幼儿智力发育规律。他还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抽血试验，研究他们的生长规律。为更多了解中国孩子，他奔波在上海的工厂、学校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直到海南岛的渔村，孩子的生长、营养、心理，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终于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和《儿童智力量表》的研制。郭迪第一个倡导这样一种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
　　
　　还是激情汹涌的上世纪80年代，在影响儿童智力发育的数据中，血铅水平的异常引起了郭迪的注意，当时中国的经济刚起步，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
　　
　　当时的社会也普遍没有“防铅”意识，幼儿园、小学都直接建在厂矿，铅浓度高的孩子，普遍体弱多病，注意力不集中，脾气暴躁冲动，学习成绩差，免疫力下降，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指导他的学生——沈晓明博士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普通人群研究，不但直接推动众多的企业搬迁幼儿园，而且以其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系列研究结果影响决策层，最终在2000年终止了有铅汽油在大陆的使用。这是美国人历经了20年才完成的目标啊。
　　
　　弟子们带着喜讯向郭老祝贺时，他淡淡一笑说：“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最大爱的医生
　　
　　学生们都称郭老为“伟人”。这样的认可，不仅因为他非凡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非凡的人格魅力。
　　
　　不少人奇怪，作为中国儿童保健学奠基人和儿童行为发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他怎么就不是“院士”呢？
　　
　　这就要从历史、从郭老的人品讲起。“院士”一般从“国家一级教授”中产生。郭老的儿子郭时弼回忆说，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还住在“淮海路‘大方绸布店’楼上”的时候，有一天，“二院”（当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来电请郭老去一趟。郭老去了很快回来，郭时弼觉得奇怪，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却淡淡地说，上面评国家一级教授，两个名额，连我在内倒有三个人符合条件，我就毫不犹豫地让掉了……儿子一听急了：“爸，这，怎么可以……您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郭迪听了一笑置之：他们也很优秀啊。这就是郭迪。
　　
　　儿子郭时弼没有说错，郭迪属于中国儿童保健学界的首批“海归”。
　　
　　1935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郭迪，在母亲的资助下，踏上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的道路。在导师的影响下，郭迪萌发了投身儿童保健事业的理想。然而70多年前，“儿童保健”在中国还是个无人知晓的概念。大部分医院也根本不设儿科。经济状况和卫生水平的落后，使许多孩子被疾病和瘟疫夺去了幼小生命。一种信念在郭迪的脑海中电光火石：让孩子不生病，预防疾病才是他们健康的根本。然而，这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在那个灾难重重的时代，简直就像天方夜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在美国取得儿科硕士学位的郭迪立即回国，成了儿童保健学界的首批“海归”。
　　
　　回国后，郭迪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并立即参加了上海市红十字会救护医院的伤员救护工作和难童收容所的儿童救治工作。1950年，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向他发出了召唤，郭迪毅然关掉了诊所，并带着诊所里的医疗器具和设备，加入了刚刚组建不久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在这里，郭迪接到的第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筹建儿科系。“从无到有”并非易事。他与同事四处奔波，从选院址到找实习基地……终于在1955年正式组建成立了儿科系。
　　
　　80年的临床和研究，郭老的一生救治了多少孩子，是无法计数的，在记者和学生们的记录本上，他最强调的几段话，堪为目前医患矛盾的最佳眉批：
　　
　　“医学不是试验，病人不是小白鼠，不能只见病不见人，医学是人文的医学，应具有人的温度。”
　　
　　“对医生来说，病人不过是他所救治的无数生命之一，而对病人来说，却是生命的全部。”
　　
　　“医生对病人的同情心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好的医生，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更是人格意义上的。”
　　
　　他的学生张劲松回忆说，郭老最反对开贵重药品，对那些动辄使用进口药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他常说，有效才是好药，甚至能够不开药就尽量不开药，“是药三分毒”，要多给家长保健建议和护理指导。
　　
　　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平时不苟言笑的郭先生，只要一见孩子就慈祥地微笑。给孩子们看病时，总是想方设法先化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听诊前，他总是用手焐热听诊器，再给孩子们听诊；凡需解衣诊断的，诊断完毕，他一定会和蔼地帮病人把衣服穿好，扣子扣好。查房时遇到孩子们尿布湿了，他会亲自为他们换尿布；碰上正午时分，这位和蔼的医生总是先给孩子喂饭，随后再查房，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
　　
　　从学生时代立志投身于儿科，到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奠基者、集大成者，郭迪教授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像沈晓明、金星明、静进、张劲松一样杰出的学生，他带领弟子创造了儿科学界的许多个“率先”：率先在儿科系统设儿童保健教研室；率先在综合医院成立儿童保健科；率先组织儿科界进行心理测验研究；率先组织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率先进行小儿锌营养的研究等等。如今的新华医院儿童保健科已成为全国儿科学界的领跑者。他的生命之火，在精神矍铄的期颐之年依然流光溢彩。
　　
　　他是一块界碑。更是一棵参天大树！

为生歌唱

一半是玫瑰，一半是尖刺时间:2013-02-01　作者:小小Z　点击:70次 　　在我的印象里，大提琴是有“英雄气”的乐器，挟一股坦荡荡的悲壮，像压路机一般撞入你的肺腑，直白到了莽撞的地步，音符乍入耳就逼得人逃不过、避不开，明知是要泪雨倾盆了，却心甘情愿。我从小就喜欢听大提琴，尤其是音乐王国传奇女子杰奎琳·杜普蕾演奏的《埃尔加协奏曲》，那首曲子就像有一把大提琴要从唱片里冲出来撞向你，异常猛烈，目的只有一个：叫醒你的灵魂。
　　
　　1945年，杰奎琳·杜普蕾出生在英国一个音乐世家，母亲艾丽丝是伦敦皇家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有一对善于捕捉细节的眼睛和一双纤细修长的手，这两样都幸运地遗传给了二女儿杜普蕾。艾丽丝本来一心想让女儿学钢琴，但有一天她的想法改变了。1948年3月的一天，当家里的收音机里飘出大提琴的声音，3岁的杜普蕾一下子听得发了呆，就像一个入定的修行者。如同所有天才成长故事照例会有的序幕一样，她跳起来，抱住妈妈的腿说：“这就是我要的东西，我只要它。”艾丽丝的伟大在于理智，她知道女儿的内心可能与大提琴的激烈更加契合，而不是钢琴的温婉柔软。
　　
　　4岁生日的前一晚，杜普蕾得到了一把小一号的大提琴；艾丽丝为她找来了学院里最懂得循循善诱的启蒙老师悉心教导。因为缺少适合低龄儿童演奏的大提琴曲，艾丽丝干脆自己谱曲，写完以后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命名为“杰奎琳的第一本大提琴书”。每支曲子都辅以别致的歌词，边上配好图画，还有关于女巫、跳蛙的故事。天时地利人和，幸运的杜普蕾的成功是阶梯式的，她凭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与悟性，陶醉在音乐的小酒窝里：7岁举行第一次公开演奏会，10岁获得苏吉亚奖，15岁获得市政厅音乐戏剧学校的皇后大奖，16岁在威格莫尔大厅举行首次独奏会，一票难求。
　　
　　1963年，着名指挥家祖宾·梅塔与18岁的杜普蕾相遇，二人一见如故，合作时她每每讶异于这个年轻女子竟能借着琴音发挥纵横四海的才情。舞台上，一头泛着迷人光泽的淡黄的披肩发，一袭蓝色天鹅绒曳地长裙，略显夸张的忘我拉琴动作，琴音响处，发丝飞扬，掌声响起，鲜花无数，这是属于杜普蕾的舞台，也许她就是为了这个舞台而生。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为了琴艺的完美，可以不惜一切。这一年，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一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大提琴曲，便问旁人是谁演奏的，有人回答说是杰奎琳·杜普蕾。史塔克语出惊人：“像这样把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都投入到大提琴里去演奏，恐怕根本就活不长。”不料一语成谶，24年后，杜普蕾香消玉殒。
　　
　　音乐天才的人生，往往有两面：一面是艺术上的伟大，一面是生活中的白痴。成名之后的杜普蕾无论到哪里进修、演出，都会一包接着一包地把脏衣服（包括袜子）寄回家，母亲和姐姐希拉里洗完后，再寄给她。这个习惯，杜普蕾终生未改。很显然，杜普蕾的情商也不高。1967年，杜普蕾与大音乐家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步入婚姻殿堂。新婚不久，两人却已经闹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像大提琴曲一样甘冽的杜普蕾，决绝转身，不管身后丈夫怎么恳求，竟执意抛下所有的演出要约离家出走，搬进了姐姐希拉里和姐夫基弗·芬齐居住的农场。
　　
　　谁也没有料到，杜普蕾和姐姐的爱人有了不伦之情。姐姐希拉里将本能的愤怒、伤心和困惑埋到了最深处，面上浮着的，却是对妹妹的体恤。她哀婉地说：“杜普蕾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水，被她裹挟着前行，只会愈来愈力不从心。”基弗周旋在两姐妹之间，居然能够应付裕如，希拉里居然可以忍气吞声，其间的隐衷与伤痛，像一把刀扎进心脏又断在里面，更与何人说？前后算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年。也许，在姐姐希拉里的内心，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会儿燃烧起恨意，一会儿又止于平静。时年22岁的杜普蕾就像一个顽劣的小女孩，徜徉在这种荒唐的游戏里，放纵着自己的个性，乐此不疲、自以为乐，却忘了对于亲爱的姐姐，这是一种“伤不起”的残酷游戏。杜普蕾看不到，或者说无视姐姐在背后一次次地抹眼泪。
　　
　　一年后，杜普蕾搬回伦敦，与丈夫巴伦伯伊姆和解，然后再度被音乐会淹没。但乐评家们似乎开始对她略有微词，媒体用上了诸如“演奏随心所欲、音调刺耳、惯于漏掉音符”之类的评价。但没有人会比杜普蕾更清楚，她的手指早已不复当年的柔韧有力，那种感觉，就像是演出前的热身永远都不可能做够似的。乐谱还是那个乐谱，但她的手似乎再也回不到从前。
　　
　　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要用寂寞来偿还。1973年10月16日，杜普蕾的天空阴云密布。医生对杜普蕾身患“多发性硬化症”进行了百分之百的确认。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绝症，没有特效药，也没有谁能预测疾病的进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行动、语言甚至呼吸，被一点点地蚕食、吞噬。一开始，丈夫对她还是关心体贴的，向来不谙烹饪之道的他很快就能做出杜普蕾最喜欢的印度咖喱饭。但这一切终究敌不过时间，一天，她往丈夫巴黎的寓所里打电话，听到有孩子的哭声。巴伦伯伊姆最终在巴黎与一名苏联女钢琴家秘密同居，生了两个孩子，那一刻，杜普蕾的嘴张得老大，竟然用了几分钟才慢慢合上，孩子的哭声足以摧毁她世界里的最后一丝生趣。
　　
　　失意女子的忧伤绵长而感性。12年的灿烂，紧接着就是14年的卧病在床。由生机勃勃的初春一下就到了萧萧落叶的深秋，杜普蕾的内心凝成了一滴水，又慢慢地结了冰。欲将心事付爱琴，无奈双手已交给上帝，不听自己指挥。她委屈极了，像一只受伤的刺猬，蜷缩在自闭的角落里，孤独，愤怒，伤心饮泣。她身前身后罩着一团雾霾，浓黑从里面渗出来，钙化成重而硬的壳，让人怎么都触不到她。
　　
　　深不见底的绝望，乖戾暴躁的言行，杜普蕾变成了一个粗俗不堪的超级怨妇。做飞行员的弟弟皮尔斯成了她发泄的对象，无故的歇斯底里变成了家常便饭并愈演愈烈，仿佛弟弟飞向蓝天就是对自己不能行动的一种无言的嘲讽。家庭护士露丝·安妮、母亲艾丽丝、姐姐希拉里，没有一个人能躲得开杜普蕾近乎刻毒的谩骂。不知此时，谁还会忆起那个风华绝伦、才华横溢、长发飘飘的杜普蕾，那个风一般的女子。
　　
　　生命的最后一星烛光，在扭曲与割裂中终于耗尽氧气，恹恹地熄灭了。没有精气神，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1987年10月19日，杜普蕾逝世，享年42岁，3个月后，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杰奎琳·杜普蕾举行的专场纪念音乐会上，还拉了《埃尔加协奏曲》。才奏到一半，杜普蕾的老朋友、指挥家祖宾·梅塔已哽咽难言：“没有人能比杜普蕾拉得更好。不堪回首的第一主题又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杜普蕾拉给自己的宿命之歌。为什么是这首曲子？为什么是杜普蕾？音乐就是这样，它会锁住你的记忆，哀恸时让你不能自拔……”自此，这首曲子梅塔再没有碰过，因为不忍去碰。
　　
　　玫瑰和尖刺，长在同一根枝上。杜普蕾短暂的一生，前一半是玫瑰，芬芳绚丽；后一半是尖刺，突兀伤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大提琴女王”杰奎琳·杜普蕾。上帝的恩宠，撒旦的苦难，都毫无征兆地落在这个个性独特的女子身上，让人不禁感慨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多变。有人说：如果有很多如果，杜普蕾肯定愿意做个小女人，幸福、简单地过完一生；又有人说：杜普蕾这样的女子，宁愿瞬间烂漫，也不会选择平淡一生。在电影《她比烟花寂寞》中，杜普蕾和丈夫有下面一段对话：
　　
　　“如果我从来不会拉琴，你还会爱我吗？”
　　
　　“不会拉琴，那就不会是你了。”她丈夫的回答很值得品味。
　　
　　斯人已逝，一切已经是个谜了。也许只能这样解释：因为上帝太喜欢杜普蕾的琴声，所以呼唤她到了自己身边，为自己拨弦。这也许是人间之痛，却是天堂之幸。老舍先生说：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她只是她，一个是大提琴为生命的英国乡下姑娘。”对杰奎琳·杜普蕾，这可能是最适合的人生注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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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时代时间:2013-01-31　作者:小小Z　点击:206次 　　格万得医生（印度裔美国人）最新出的这本书叫做《清单宣言》，副标题是“怎样把事情做对”。
　　
　　这本来是个老话题，可是，怎样把事情做对，难道不是医学的永恒话题么？《极度复杂的情况》说的是阿尔卑斯山上，一对奥地利夫妇的3岁小女孩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15分钟，一眨眼，她掉进了冰窟。爸妈发疯地去救，可是小女孩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冰里呆了30分钟。8分钟后，当地的医疗人员组织起整套人马，一项项急救措施迅速执行。当时大家基本确信，没有救活的希望了，但他们还是立刻请人来送她进医院。器械准备好，开始工作的时候，小女孩已经停止生命一个半小时。在极为幸运的正确操作下，她恢复了体温，然后是身体器官，然后瞳孔可以感光。她醒了，但半边身体麻痹，讲话不清，但持续接受治疗之后，到了5岁，她已经完全康复。这个漫长的过程充满关键环节，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被完美地执行，孩子都可能死掉或者成为植物人。你看，每个转折点都要在众多选项里做出最有利的判断，还要在很短的瞬间作出，如同神经反射一般，没有时间思考或犯错——所以操作清单太重要了。
　　
　　事实上，类似的事故有不少，最后并不都能那么幸运地挽回生命。更讽刺的是，大家都知道应该怎样操作，但无法做到正确而完美地执行。而这个执行的根据，就是各种指导操作的“清单”。清单这东西无处不在，从指导旅行者登山，到飞行员正常飞行和处理紧急情况。对飞行员来说，清单就是法律，必须执行，不能侥幸——一点细微侥幸和厌烦错过一项，也许真就机毁人亡，而对之的忠实学习和运用，危急时刻确实救了不少人。和医生一样，飞行员的技艺也需要学习、实践、犯错，这个过程既枯燥又反人性，更何况有些清单做得不够好，太冗长或者太模糊。于是，列操作清单，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关于外科手术中的清单，作者说：“我试验了一段时期，让手下的医生们在某类手术中严格填表，按清单操作，不能有任何遗漏。事后我搞了个调查，看看大家的意见。80%表示认同，20%表示清单太长，太不方便，太浪费时间，不必要。但我又做了个调查，问大家‘如果你是病人，希望医生按清单操作吗’，结果90%的人回答‘是’。”在《清单时代的英雄》一文中，作者说：“人们对清单的抗拒心理，不仅源于怕麻烦和侥幸，潜意识里还总是感到，会遵守规则，实在不够英雄。真正的天才和英雄都是充满灵感、打破规矩的人——不，如今我们应该更新对英雄的理解。”作者把今日称为“清单时代”，别有意味。物质文明成熟至此，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似乎已经有了稳定的框架，不容易轻易突破。在突破框架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遵守框架内的清单。
　　
　　对，清单时代。我们工程师天天目击错误，虽然烦，同样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功能丰富、把消费者哄得高高兴兴的电子产品，正来自这样琐碎劳动的堆积，其中包括一些必须机械遵守的清单和流程，比如登记，点数，报告之类。这些事情枯燥、低效、扼杀创造力，没有人性，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把事情做对，尤其是总做对，怎么办呢？那些貌似聪明灵巧的办法，一旦扩展到工程上，一下子变得更低效，错误更多。
　　
　　而我们对“怎么把事情做对”的努力，恐怕从孩童时代搭积木的时候就开始了。人成长的过程，何尝不是在纪律中调整本能、寻求和世界有效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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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的教益时间:2013-01-31　作者:小小Z　点击:206次 　　《旁观者》的写作目的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作者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像的那种神髓、韵味与感觉。德鲁克自己认为在其所有着作中，没有一本反刍的时间像这本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
　　
　　我刚做记者时，有一次到一位前辈家做客，聊到人物写作，她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说：“你一定看过很多遍了吧？”这本书就是《旁观者》。不过当时我对彼得·德鲁克闻所未闻。后来这本书我倒是读了很多遍，最近也重新温习了下。开始读时，完全是觉得故事好玩；再读时，对其中包括亨利·卢斯和通用汽车斯通的故事尤为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再往后读，就读出了更多人生冷暖。原来不是很喜欢的章节后来慢慢变得喜欢起来，甚至超出了写大人物的章节。
　　
　　人们为什么要读传记？一种可能是希望从其中学到前人的智慧；另一种可能只是为了体验另一种人生；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们从其中读到了自己，虽然传记讲的可能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但一个职员却可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办公室政治。对于《旁观者》，我一个自视甚高的朋友最喜欢的是其中写卡尔·波拉尼一家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同样智力超群，但却又被时代排斥。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章节名为“怪兽与绵羊”，其中怪兽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变恶，绵羊讲的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报人，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思，回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希望能够起到善意的作用，却成了纳粹利用的工具，将他的正直与善良作为欺骗西方媒体与大众的筹码，从而将之变成一个牺牲品。我警惕的是自己也有可能变成后一种可怜的好心肠人物。或者如“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一章中的布雷斯福德，纠结在现实与原则之间，最终成为俄共的利用工具。“他的良知促使他又一次成为特立独行的异议分子，以信仰和权力相抗衡。另一方面，他觉得政治现实在向他低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宽宥罪恶，或是干脆闭上眼睛。”如果以冷眼看他人命运的方式，倒是的确能够从中读出很多有益的教训。我试着将这些句摘抄或者转述如下。它们都来自于德鲁克对所交往的杰出人物的命运认知与总结。
　　
　　1。奶奶的处世方式
　　
　　在奶奶的处世方式中，有着看透一切的实用主义，但对最简单的原则却坚持始终。大家都把奶奶当作家族里的傻瓜。她虽愚不可及，在各国边境关卡重重的战后，她却通行无阻；杂货店老板也给她比较便宜的价格；而她也可以轻易叫那乳臭未干的小子乖乖地取下纳粹标志。古拉丁文有句话：即使是神，和傻子交手也是白费功夫。我仔细一想，这一切都还得归功于她的傻气。“奶奶那许许多多聪明的侄子、侄女、女婿以及孙子辈，还有那些店老板，认为她之所以傻得可爱，就在于对基本价值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
　　
　　2。不通人情也是竞争力
　　
　　情商最低的赫姆为何却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公职人员？脾气古怪、不通人情，而且并无家庭背景可以依靠的赫姆，成为了奥地利的枢密顾问官，也就是奥地利文官制度中的最高首长，“成就非凡，事实上他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职人员”。德鲁克对此大惑不解。他认为这是一种悖论。而他的父亲如此解释说：“因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有时，我们碰到一些极为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毫无惧色的人来处理，就会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复杂到没有人能理解时，也只有赫姆可以解决。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对最艰难的任务。”即使是不通人情，也是一种竞争力。
　　
　　3。正确的学习方法与教授方法
　　
　　“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寻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错误中才能有所体认，我从成功的范例中学习。‘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对的。’”也就是说，从成功中学习要比从失败中学习来得容易些。与此同时，德鲁克也指出，“所有大画家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庸画家教出来的”。
　　
　　4。商业的目的与手段
　　
　　德鲁克拒绝了做一名商人，因为“从商的目的在于赚钱，而二流的人物也能赚到很多钱”，他想要成为的是一流人物。但是他在《旁观者》中也对一些商人赞不绝口。比如开百货店的亨利伯伯和银行家弗里德伯格。
　　
　　弗里德伯格说的两句话值得摘抄：“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政府会做荣誉而体面的事。政府不就是个专门诈骗人民的机构吗？”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得考虑到傻瓜—因为事情到最后是要由一些傻瓜来完成。”亨利伯伯则说：没有所谓无理性的顾客，只有懒惰的商人。如果顾客的行为不像你心中所预期的，不可说“他们失去了理性”。不要试着去“再教育”你的顾客，这并不是商人的工作。商人的工作就是使顾客满意，使他们再度上门。若是你认为他们不理性，出去看看，用顾客的眼光来看街上的商店和货品。最后，你一定会发现，消费者还是理性的，只不过商人看到的现实往往和顾客不同。
　　
　　5。爱国主义的危险性
　　
　　“现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胆大妄为的军人、外交人员或是商人，但真正希望引发战争的，则是那些极端爱国的大众。”
　　
　　德鲁克在20多岁即成为一家大报的资深编辑，“我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并非我能力多强，而是因为比我年长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在我20岁时，周遭没有30多岁的人。”
　　
　　6。波拉尼一家的挫折与追寻完美的不可能
　　
　　“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却没有达成理想。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最后却放弃了社会，而深深失望。”
　　
　　对此，德鲁克评价说：“波拉尼这一家，尽管天赋过人，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而“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的、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卡尔·波拉尼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
　　
　　7。伟大人物的灾难效应
　　
　　“天才型的外交大臣对国家是场灾难。奥地利因梅特涅的成功而亡，德国正因俾斯麦的登峰造极而灭。天才型外交大臣的后继者常是个‘庸碌之辈’，或是个高级官僚，而且之后这人不是放弃，就是更糟—只会虚张声势。”“如果一个伟人的后继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高级官僚或是奴颜婢膝者，之前的伟人不要也罢。一个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进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伟人与领导人……所谓的‘领袖魅力’即使不是媒体营造出来的，也是令人反感、虚伪的东西。真正的强人是靠苦干和奉献来领导的，而且治理事务是靠着正直，而非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8。专心致志的成就：两位未来学家富勒与麦克卢汉
　　
　　“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专心致志的最佳范例。只有像他们这样一心一意地追求，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样，或许生活多彩，却白白浪费青春。我后来悟到：要有成就，必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从一而终，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然而他还是坚定地为自己的愿望奉献一切；麦克卢汉花了25年的时间追逐他的愿望，从不退缩。因此，时机成熟时，他们都造成相当的影响。其他像这样有着很多兴趣，而没有单一任务的人，一定会失败，而且对这个世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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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纹的人时间:2013-01-31　作者:小小Z　点击:205次 　　如果所有好人都是白色，所有坏蛋都是黑色，你希望自己是什么颜色的？
　　
　　我希望自己身上是黑白相间的条纹。
　　
　　–要掩盖自己身上的条纹，这种企图有时能行得通，但总归是一种欺诈。

为生歌唱

好人总是输？时间:2013-01-31　作者:小小Z　点击:200次 　　在竞争激烈的商场和职场中，我们会更喜欢那些人缘好、有亲和力的人，但也不免感觉到，独断专行、争强好胜的人似乎最终更容易达到目的。Unfortunately，近日有学者用大量样本、多年的数据和研究落实了人们这个不美好的感觉。
　　
　　近日，美国康奈尔大学、圣母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性别和性格对收入影响的调查验证了性格随和的员工确实比不易相处的员工挣得少，这种收入差距在男员工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此次研究历时10余年，先后进行了4次调查，采访了约1万名美国人，英文报告PDF版长达63页。最后得出结论：不易相处的男性比易相处的男性的平均年收入高18%（约9772美元），不易相处的女性比易相处的女性高5%（约1828美元）。
　　
　　这份题为《好人总是输？——论性别和易相处程度对收入的影响》的报告发表后，引发了美国各界的关注，特别是人力资源领域的专家关于薪酬制度合理性的讨论。
　　
　　“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易相处的人实际上为公司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良好的人际关系、出色的合作能力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可以给公司带来许多利益，比如减少人才流失。”研究成员之一、康奈尔大学人力资源学院副教授BethA。Livingston女士说，“许多老板没有意识到，虽然他们重视易相处者的作用，但在薪酬体系方面还是会多奖励给不易相处者。”
　　
　　人际关系冷淡就是能力强？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PaulCosta和JeffMcCrae在1992年提出，容易相处的人具备六大特征：信任他人、坦率、利他、服从、温和、有同情心。那么，不易相处的人是什么样？他们就毫不在乎自己的人际关系吗？
　　
　　事实上，大多数不易相处的人本质上是和善的。只是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会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表现出来，比如，在争执中过分积极地扞卫自己的立场。另外一些极端不易相处的人，会做出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然而，与易相处的人相比，不易相处的人较少出现临床心理问题，而且根据DennisBalch和RobertArmstrong的研究结论，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并不能阻止人们获得高收入。
　　
　　根据Costa和McCrae的发现，易相处的人可能不会把他们的人力资本优势变成经济利益。如果易相处的人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这个目标可能会与事业上的成功发生冲突。而不易相处的人并不把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视为基本目标之一，他们更重视成就感，因此不愿意妥协自己的利益。
　　
　　尽管不易相处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更强或者更关心公司，但在很多雇主眼中，人际关系冷淡就是能力强的标志，经常批评他人的人比经常给予他人友善评价的人应该更能干。甚至，人们有时把级别高、待遇好的职位交给容易发怒的人。这不仅是老板的思维模式，也是大多数人对能力的看法。虽然从本性而言，我们都喜欢和善的同事，但我们视竞争性和攻击性为能力强的表现。
　　
　　性别的社会期待如何影响收入
　　
　　虽然不易相处这一特点被视为竞争优势，但因为人们对于职业男性和职业女性的期待不同，因此它对男性的收入影响比对女性更大。
　　
　　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男女的收入差距自1955年至今始终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显着缩小，现在则又有扩大的趋势。传统上解释性别原因导致收入差距的理论有两种：需求论和供给论。需求论考虑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需求和制度特点，供给论则从男女不同的人力资本和职业规划的角度阐述。这两种理论都有助于理解易相处性对薪酬的影响，以及理解性别和易相处性共同对薪酬造成的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男性应该具有男子汉气概，个体性明显，集体性较弱，而女性应该温柔和蔼，集体性强，个体性弱。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不符合这种社会期待，Ta就会受到经济或社交方面的“制裁”。他们或者得不到承认，或者被剥夺了机会。
　　
　　在这方面关于女性的研究比较多。无数论文发现，在传统的男性行业中取得成就的女性，都被视为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少数论文发现，表现得比较婆婆妈妈的男人也会受到社会“惩罚”——从事传统的女性行业的男人获得的尊重远低于同行业的女性和从事传统男性行业的男性。事实上，比较高调的女性和比较低调的男性在异性面前都不太有吸引力。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不随和的女性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因为经验告诉她们，如果表现得太“爷们儿”，就会受到社会常理的“惩罚”。所以，她们往往藏起一部分本性，比如在薪酬谈判中适当妥协或在意见相左时不发表看法。那些意识到自己人际关系不佳的女性比同样性格的男性为改善人际关系所付出的努力更多。这也许就是不易相处的女性与易相处的女性之间收入差距较小的原因吧。
　　
　　等一等。既然不易相处的人比易相处的人更看重个人利益，那么不易相处的人会不会把自己的收入报得虚高呢？证据显示，反倒是易相处的人更可能把收入报得虚高。因为他们更愿意修饰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
　　
　　对“老好人”的建议
　　
　　让易相处的人一下子变成咄咄逼人的人恐怕不太现实，因此对“老好人”的建议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在涉及利益分配的谈判中（比如薪酬谈判），不要让人际关系的价值成为阻碍你说出自己需求、获得最大利益的绊脚石。
　　
　　调查发现，擅于自我审查的女性在涉及利益分配的谈判中更容易获得好结果，因为她们能根据对手的强硬程度调整自己的强硬程度。如果对手非常坚持，她们也非常坚持；如果对手很容易妥协，她们也容易妥协。也就是说，她们不需要在所有的薪酬谈判中都步步紧逼，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此一来，她们也不需要放弃那些和善的亲社会性行为，而这些行为能给她们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比如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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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巴菲特午餐”时间:2013-01-31　作者:小小Z　点击:261次 　　美国中部时间6月8日晚约9时30分，“2012年巴菲特午餐”以345。6789万美元的历史最高竞拍价在eBay网上成交。和十年前相比，“午餐”价格狂飙了138倍。事实上，巴菲特的天价午餐卖得少，送得多。每年有100多位大学生可以免费和巴菲特共进午餐。
　　
　　在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时间表上，每年都有几天是安排和来自全美各地的商科学生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部奥马哈市共度。行程包括参观巴菲特在该市的一些产业，如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和波仙珠宝店；两小时的Q&A交流；以及今年刚刚突破300万美元一顿的“巴菲特午餐”。在巴菲特最喜欢的餐厅PiccoloPete’s里，学生们可以品尝到他最喜欢的菜肴：帕尔玛干酪鸡排和漂浮沙士（一种类似雪顶咖啡的甜点）。
　　
　　3500所大学学生竞争免费巴菲特“午餐券”
　　
　　巴菲特每年都会安排6次这样的访问活动，每次从全美的3～5所大学里挑选20名左右的学生。
　　
　　“这19名学生是从一张90人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帕斯？伯哈特是挑选参加今年1月那场访问的商科学生的负责人，“学校提交名单后，我们会综合考虑学生的GPA、金融课上的表现以及他们陈述的自己应该被选中的理由，来挑选和巴菲特先生见面的幸运儿。”
　　
　　2011年，伯哈特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他是巴菲特的铁杆粉丝，2009年曾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会。自觉受益匪浅的他，毕业后一直尝试联络巴菲特办公室，希望可以为母校的师弟妹争取到机会，毕竟，每年等待巴菲特“临幸”的大学有3500多所。伯哈特只知道巴菲特曾公开宣布，每年的交流至少要保留1/3的名额给女大学生，但挑选大学生的标准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努力几个月后，伯哈特终于在今年年初得到巴菲特办公室的肯定答复：2012年1月，富尔顿大学的学生将和巴菲特见面。此外，他还被授权负责挑选参加的学生。
　　
　　见面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周五，为期一天。校址离奥马哈市较远的学生，天刚蒙蒙亮就要起床洗漱，和其他人一起搭车。南达科他大学的盖博？安德鲁斯在去年10月参加这个活动时，曾进行推特直播：“清晨5：45，天还没亮，大巴启动，没有打了鸡血般的喧嚣与躁动，一路上大家都在睡眼惺忪的沉默中度过。”“但当车停在全美最大的家具市场——内布拉斯加家具城时，车上沸腾了。”
　　
　　参观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奥马哈市的部分产业，学生终于可以和传说中的股神见面。
　　
　　事实上，在大约两个小时的Q&A交流环节中，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提问。为了不浪费时间，在出发前，每个学生都会提出一个最想问巴菲特的问题，然后集中起来进行投票，每个学校只能推出得票最高的三个问题，并按票数的多少进行先后排序。
　　
　　不过，在Q&A结束后，当天RP爆发的学生，比如伯哈特的师妹嘉莉？艾勒，就会被邀请和巴菲特共乘他的凯迪拉克轿车前往PiccoloPete’s餐厅，在几分钟车程里抓紧时间做“独家提问”。
　　
　　鬼马巴菲特任大学生“搓圆揉扁”
　　
　　一天下来，巴菲特不仅和这些未来的商业奇才分享投资心得，还会向他们传授人生经验，告诉他们要选对配偶，并结交比自己优秀的人。
　　
　　而当天的高潮，无疑是从2005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和巴菲特的搞怪合影。
　　
　　每个受邀的学生都可以跟巴菲特拍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儿八经的，另一张则由学生确定一个搞笑的姿势，巴菲特全力配合。
　　
　　今年最有创意的一张搞怪照就是，巴菲特手执一枚订婚钻戒向一名高瘦美求婚。“请你接受我吧。请你狠狠地占有我吧。”这位81岁的亿万富翁在PiccoloPete’s里单膝跪地，周围的相机闪光灯闪个不停。照片中的女主角叫艾丽克萨？塔瓦西，是北亚利桑那大学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拍完“求婚照”后，她就把钻戒摘下来还给主人。
　　
　　那张照片让塔瓦西的家人和朋友们开怀大笑，“每个人都问我有没有答应他。”
　　
　　圣母大学的MBA学生安东尼奥？埃斯皮诺萨则让巴菲特龇牙咧嘴地挥拳，假装要攻击自己。在他看来，巴菲特简直是个活宝，“基本上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学生们远道而来，我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巴菲特对《华尔街日报》如此说道。一般学生的合影要求他都乐意配合，但前提是不越过他的底线。向男人求婚？没门儿！
　　
　　对那些想给巴菲特留下印象的学生来说，想出怎么跟他一起搞怪是件伤脑筋的事。在那一刻，把网站上公布的巴菲特写给股东的34封信倒背如流，还不如想出3、4个搞怪姿势管用。在排队等合影时，圣母大学的MBA学生派特？瑞恩就沮丧地发现，排在前面的几个学生“抄袭”了他的点子。
　　
　　分析不同合影姿势和角度的优劣，对于有些学生来说，个中难度和剖析专业课上的案例旗鼓相当。不少学生在过来人的指导下，随身带着一些小道具，其中太阳眼镜出现频率最高。巴菲特就有一张照片是戴着一副鲜绿色塑料边框的太阳眼镜，站在迪斯科水晶球下，摆出老片《周末夜狂欢》中的经典迪斯科姿势。
　　
　　这些搞怪照片经常在几分钟内就被传到Facebook和Twitter上。巴菲特对此毫无顾虑，“我想让他们的参观之旅既有收获，又有乐趣。不管照片上的我文艺也好，二逼也罢，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这位已经81岁的老先生，被谈论最多的，是他的投资传奇故事和经济市场低迷时仍然逆势走高的“午餐”价格，但对近距离接触过他本人的大学生来说，巴菲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亲切和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