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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达坂沟
特变电工新缆厂—黄亚萍
父亲老了，老的不想再回忆过去，而走上工作岗位的我总感觉到在父亲的身上有值得让我去写点什么，但每一次的采访，总被父亲一句“都忘了，别耽误你的时间了”或其它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无奈，我只好打开儿时的记忆库，在那里扫描父亲的点点滴滴，从木垒县教育局保存的干部档案中，找寻已被父亲尘封的记忆和他的伟大所在。
最大的选择
我的父亲叫黄兴祥，是新疆木垒县英格堡乡达坂沟学校的创建人。1936年5月23日，父亲出生在甘肃省民勤县黄安大队四队一户平穷农家，排行老五，上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由于家中人口多，加之社会动荡，生活极度贫困。就在我父亲12岁那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可怜的父亲由大伯父养大。因为父亲从小聪明懂事，大伯父不忍心让他成为“睁眼瞎”，故缩衣节食，克服各种困难，供父亲顺利的上完了初中。父亲于1954年5月4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1957年9月，从甘肃民勤县第一中学毕业的父亲被甘肃省民勤县黄安学校录用为教师，开始了他的从教生涯。1958年9月，被调至五案学校任教。年轻的父亲穿梭于各个教室中间。1959年被评为“红旗教师”受到民勤县政府的嘉奖。正在父亲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之时，不幸降临，民勤闹灾荒，家中的粮食已无法维持生活。大伯父毅然决定兄弟四人分家另过，各自寻找求生之道。父亲则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教书育人。然而生活并不因崇高的情怀而减少磨难，困难接踵而至——我大姐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大姐饿得哇哇直哭，家里经常是米面皆空。幸亏有外公的接济，才使我一家不至断炊。坚持教书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到底要连累多少家庭？父亲有些动摇了。
1959年的一个周末，父亲把自己任班主任的教室黑板刷了又刷，把学生们斑驳破旧的桌凳擦洗干净，修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满含热泪掩上了教室门回到家里。在那个年代，父亲迫于生计，他最终决定放弃教书，选择外出谋生。
生命的创造
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睿智，更坚强。1960年1月，父亲只身从甘肃来到新疆木垒县红旗公社二大队十队（今英格堡乡菜籽沟村），借住在一个至今让父亲想起来还感动得直流泪的王敬礼家里。我们称其为王大爹。
心存感激的父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王大爹家在菜籽沟中心学校上学的儿女辅导功课。1965年春天，上天赐予他特有的“缘份”，菜籽沟学校的高杰老师找到父亲了解情况。原来，王大爹的三儿子王志华在父亲的辅导下，学习成绩提高得令老师吃惊。经询问，得知王志华家中暗藏辅导员，遂使父亲的命运又有了大转折。父亲开始踏上了他创建达坂沟学校的生命轨迹。
当年，菜籽沟大队因九队、十队娃娃上学单趟要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且娃娃们较多，便决定成立达坂沟学校，负责九、十队学生上学，任命父亲为校长。
父亲在九、十生产队的大力支持下，借了间生产队的房屋做教室，第二次拿起了教鞭。学校创办之初，父亲名为校长，其实全校也就他一个教师。从菜籽沟分流回来的一、二年级两个班共用一间教室。父亲既教语文、算术，又教音美体育，每讲完一节课，一个班学生做作业，父亲再给另一个班上课，就是大家现在说的连轴转。这些对父亲来说还不算什么，难的是每天晚上，父亲还到达坂沟九队、十队农民夜校给广大社员上课，教他们识字、读书、学文化。那时，没有电灯，父亲在昏暗的马灯下教社员识文断字。那时候生产队规定父亲周一到周六教书，周日参加生产队劳动。
当时达到学龄儿童越来越多，父亲决定修建教室。没有砖，父亲带领他的学生自制土坯；没有木料，只能靠山吃山（那时，政府对山里的林木还没有管护措施）。父亲率学生骑上自家的毛驴到“天山银行”去砍伐、驮运。父亲和孩子们的运动深深地感动了九队、十队的社员，大家齐心合力修建起了教室、办公室。对刚创建的学校，父亲是事无巨细，每事必问，甚至终日忙于草拟课程表、老师工作守则、学生行为准则以及其它各种规章制度。至1976年达坂沟学校已发展到了拥有小学五个班，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学生达到400余人。父亲还提前派学校的何丽芬老师到外地进修化学，做好了开办初三的准备工作。
学校学生数量增多，开支也随之增大，入不敷出困扰着老师们。于是，父亲和他的同伴率高年级的同学搞勤工俭学。每年近20天的时间上山采挖贝母等中药，低年级的学生除了上课，就是给在深山老林采药的人定期送面粉、送馍馍，顺便把已采好的贝母驮回学校院里晾晒。至今我还记得1978年夏天，我在校就读的班主任陈国芬、李玉元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副校长李庭兰带我们采药。山上一连两天下起了大雨，最后老天爷还毫不留情地下起了大雪，我们在松树下用松枝搭起的“房子”雨漏不止。野外生活做饭更无法进行，有几个同学都害怕的哭了。就在这时，负责后勤运输的父亲赶着毛驴队，顶风冒雨5个小时来到了我们的“住处”，给我们送来了干馍馍和厚衣服。望着满身泥水的父亲，还不太懂事的我潸然泪下，埋怨父亲让自己受这样的罪。事过境迁，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是泪水涟涟。父亲啊，父亲，你的创业之路竟是这样的艰难……
父亲非常重视教学质量。在达坂沟任教的老师大多是父亲推荐的。如陈国芬、何丽芬、杨金花、潘发香、杨贵元、刘桂芳等还是父亲教出的学生，后又和父亲一同任教。父亲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有一次，我的语文老师陈才来，让我们背熟一篇课文，是毛泽东的《沁园.雪》。因为大多数同学没有背会，为了强化记忆，陈才来老师在语文课上给我们教唱《沁园春.雪》这首歌。语文课堂飘出的悠扬歌声被父亲听到了，他认为是陈老师偷懒，找我了解情况后，一脸严肃的父亲哈哈大笑：“你们这个才来老师啊，来才”。父亲预言很准，陈才来老师的确是才人。1972年到达坂沟学校任民办教师，教书仅3年，1975年就考入新疆大学，现在北京经济日报社工作。他是达坂沟飞出的金凤凰。
在我上小学高年级时，正值“文革”读书无用论泛滥时期。一首“我是中国人，不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的打油诗影响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有些学校开始实行开卷考试，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对我们严格要求，从未放松对我们文化课的教育。后来，红旗公社举行了初二年级数学竞赛活动，我们班拿到了集体一等奖，乐的任课老师郭能成眼睛眯成了缝，父亲更是满脸的明媚光鲜，满眼的奕奕神采。
父亲从严执教，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时，上体育课，我们只有一些质朴的游戏，除了踢毽子、丢沙包、斗鸡、抓子儿及打子弹壳外，没有其它的体育项目。父亲骑着小毛驴，专程从古城子（今奇台县）买回了铁环、足球、篮球、乒乓球拍、羽毛球拍。为了节约开支，父亲向文教科和大队建议，雇个临时工干烧水等杂物。文教科的领导听说我母亲在甘肃时是一所幼儿园的院长，便建议让我母亲到达坂沟学校干临时工，被父亲婉言谢绝了。父亲顶着母亲的唠叨，硬是从第九生产队挑了个木匠王志俊。木匠来到学校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好心，他不仅制作了乒乓球桌、篮球架等体育用品，还常给学生修缺腿少胳膊的桌椅板凳，同时，新加工了不少学习用具，为学校节约了不少开支，至今我还在感叹父亲当初的“英明”决定。
有了体育用品，父亲派杨其渔老师到县上学习，随后达坂沟学校成立了武术队、铁环队、乒乓球男女队，各班成立了篮球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父亲在学校不仅要履行校长的职责，还同时扮演着后勤部长的角色。那时，第九生产队许多学生家生活困难，上学时没有馍馍可带，父亲便在办公室给学生烧洋芋，课间分发给学生吃。上美术课，学生们没有彩色铅笔，父亲常利用外出开会之际，自己掏腰包为学生购买红蓝铅笔等学习用具。上大字课，大家没有墨水、纸张，不知父亲从哪弄来砖头，用水和黄土制作墨水，让学生们用毛笔蘸着自己开发的墨水在砖头上写字，写完用木板刮调、再写。既省了钱，又练了字。如今，人们还常说英格堡乡出来的人字写得好，尤其是达坂沟出来的人字写得更好，我偷着乐，这可能是父亲和老师们用黄土水和砖头调教的结果。
那时，每到冬季学校取暖就成了问题。天热之时，父亲和老师们常率领学生在山坡上拾牲畜干粪累积起来，以备冬天之用。至今我们姊妹几个还清晰的记得，父亲每到寒冷之时，早晨总是把赖在炕上，将被子过得紧紧的大弟、二弟、小妹拽起，让他们跑到学校“锻炼身体”。说锻炼也只是个借口而已，父亲“舞剑”意在学校，其实是让这几个小家伙提前给学校办公室和教室生火，以便让学生们上课时有个温暖的教室。一个大雪天，小妹在为学校生火的路上把小腿给摔断了，为此，父亲没少挨母亲的骂，至今说起来，母亲还要叨叨几句，而父亲总是沉默不语，嘿嘿一笑了之。
1977年9月，经过父亲的死缠硬磨，达坂沟学校掏来了奇台师范毕业生杨吉福这块宝，杨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给我们上课，让学生们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他的食宿成了问题，父亲便常带他到家中改善伙食，还让我母亲帮助洗熨衣服，从生活工作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令杨老师感动。
父亲在达坂沟从教20年，也当了整整20年的校长，为达坂沟的教育付出了青春年华，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多荣誉。1976年10月，父亲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被菜籽沟大队评为“先进工作者”，1981年被红旗公社评为“优秀教师”。先后当选为英格堡乡第一届人民代表、中共英格堡乡代表。1988年6月，经昌吉州小学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批准为一名小学高级教师，作为乡党代表，1984年还参加了中共木垒县第五届代表大会。
1985年9月，父亲被调到西吉尔乡中心学校任教，他挚爱的教书这件快乐之事在他生命里延续至1992年，父亲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三尺讲台。
令父亲高兴地是他在达坂沟学校教出的学生，至今有许多在党政部门从事重要工作，有的还是主要领导。更令他自豪的是数千名学生没有一个违法犯罪者。
完美的人格
在达坂沟，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大家都非常喜爱、尊敬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洒脱气质，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父亲的真诚、好客、勤劳。他淡名淡利淡一切，重情重义重如山，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更是没齿不忘。
父亲是个感恩的人，60年代，大米之类的食物对于普通农家还是罕见之物，逢年过节凭粮折买回大米，父亲总是分成若干份，让我们姊妹几个分别送到生产队几个老人家。对于我们，他只吝啬地用小缸煮点米汤让我们尝尝。我们家有个邻居姓白，他家有个老人，我们称之为白奶奶，当时父亲就是跟着她从甘肃来到新疆的。父亲常买些糖果之类的食品或让母亲做些好吃的饭菜，让我们送给老人家，父亲经常对我们姊妹说：做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恩情。
父亲胆小，除了教书，再也没有什么长处。父亲的恩人王大爹溘然长逝，被儿女们从医院接回时，头发、胡须很长，面对辞世的老人，父亲含着泪水从王大妈手中接过剃刀，使完了他全部绝活。当他完成最后一道清洗工序后，王大爹原来沧桑苦难的遗容被父亲整理的安详肃静。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给人剃头，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动手给人理发。因为面前躺着的是他应涌泉相报、最值得他敬重的恩人—一个亲手帮他穿了4年皮窝子（当年的一种鞋子）的兄长。
人们常说民勤人小气，父亲是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热情好客却出了名。达坂沟学校地处山沟，交通极为不便。公社、大队及文教科的人检查工作时，总是住在我家。那时，一个大土炕睡十来个人，我们姊妹几个挤缩在父母的腿脚边。学校没有食堂，父亲常把来人带到家中吃饭，高兴时，还干几杯“二锅头”。父亲陪客人酒力不支时，常让我们几个娃娃帮他喝酒。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从县城买回几条带鱼，洗净挂在伙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带鱼，馋得我们姊妹几个瞅空偷偷溜进冰冷的房间，用手摸摸，把鼻子贴近闻一闻。首次吃鱼，也就是这点带鱼，还是等父亲的客人熟睡后，我们清理餐桌时拾吃的残羹剩饭。达坂沟，有人也戏称其为镇番沟，那里的人民勤劳好客，会过日子，是别的生产队赶不上的。那时人常说达坂沟是坡大沟深、好进难出。意思是说到达坂沟做客，不喝醉是不会轻易让回家的。父亲待客最为突出。
父亲那时不但认真履行教书之责，还为所在的生产队出谋划策。三年自然灾害，达坂沟没有饿着一个人，更没有外出逃生之人，这得益于父亲和他的智囊团。历任生产队长的陈先来、刘世荣、詹有明等人，在研究生产队每个重大事项时，总请父亲参与，他们称父亲是达坂沟的诸葛亮。这个智囊团常为老百姓所想，留有足够的余粮。“一大队的石灰墙，二大队的广积粮、三大队的拨廊房，四大队的花姑娘”，这句流传已久的口头禅，应证了在全国自然灾害时，二大队也就是包括现今的达坂沟在内做到了年年有余粮，家家有余粮。即使生活条件最差的家庭，每逢春节都会宰一口猪，改善生活、宴请邻居，父亲常常是座上客。父亲和他的决策者们冒着被揭发批斗的危险，为社员广存粮食，而他的社员也个个是一级保密员，从不向外界透露，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他们的带头人。
民勤、民勤，人民勤劳。在达坂沟居住的，大多是从甘肃民勤自流来的，他们虽然识字不多，但个个言行注重文化礼仪，种庄稼更是一把好手，精耕细作，颗粒归仓。每年在中秋节前，已是场光地净，而邻近大队迟迟不能完工，往往打冻场。为了推广达坂沟人的耕作技术和勤劳务实的实干精神，红旗公社曾在三大队（今西吉尔镇水磨沟村）和达坂沟地界召开农业观摩会，现场比对两个大队所种庄稼的差异，父亲作为一个文化人，还亲笔起草了解说词。
曾在菜籽沟中心学校任教，现为木垒县人大副主任的张吉荣告诉我，他们那时，每到春节，总爱到达坂沟去转转，不光是为了和我父亲聊天，同饮几杯小酒，更重要的是欣赏每家每户贴的春联。那么多人家，春联虽都充满喜庆之意，但词句从不雷同，是我父亲和他的几个被当地社员敬仰的“喝”过墨水的人，结合每户的实际，逐字逐句推敲而书写的。
父亲与世无争，刚参加工作时是民办教师，每月36元工资，后来大队为了平衡各生产队负担，把父亲的工资调整给了该大队三队民办教师张宗辉，让父亲拿工分，九、十生产队各负担一半，1972年8月转公办教师时，还是当时任菜籽沟中心学校校长的李泰山、红旗公社菜籽沟大队革命委员会和公社革命委员会出具了凭证。
有道是“人看其小、马看蹄爪”，父亲非常注重子女的早期教育，一旦发现我们扯白撒谎或在外惹事生非，就会以罚站的形式让我们反省。孩童时，他给我们讲孔融让梨的故事，我们上学后，又推荐《董存瑞》、《欧阳海之歌》等书籍让我们看，或是教唱红色歌曲激励陶冶我们。每天劳作完毕，一家人睡在一个土炕上，父亲给我们教唱《国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2013年春节，全家大团圆时，我们姊妹几个和父亲同唱了他当时给我们所教的歌，惹得父亲直抹眼泪。我的启蒙教育，完全得益于父亲，那些雄壮的歌曲，那些尽职尽责、孝顺、义气、忠诚、舍己为人的故事，都是我吸取的最早的文学养分。我得了父亲的嫡传，够我一生受用。
我的小妹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曾多次恳求父亲出面，找找他现今当官的学生或当地领导，但父亲总是以沉默作答。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不久，父亲因病住院，入院前他给母亲下了最高指示“乌鲁木齐出事了，女儿的工作压力会增大，不要惊动她。”父女之爱，言出真心，莫过于此了。
父亲住院动了手术，唯一同他在县城居住的女儿我却没有在病床前陪他一分钟，我满腹自责和愧疚，而父亲却反过来安慰我：“新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们应该坚守岗位，不能因为陪护我耽误了你的工作，若是那样，我就成了罪人喽。”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现今，我们姐弟六人都相继成家立业，离开了父亲营造的鸟巢，像小鸟一样各奔东西。我想，他难免有些失落或惆怅，他却自嘲说：“我是个塞翁，看着心爱的马儿跑了，几年后你们居然拖儿带女屁颠屁颠地跑回来看我，我有福啊，知足了”。
79个春秋一步一步走过，79个年轮一圈一圈滑过。父亲按自己的信仰去书写无悔的人生，身后留下了许多，他流过汗、流过泪，得过名、得过利，沧桑过、荣辱过。甘肃人的文化渊源和他自身的素质，加之父亲的奉献精神整整影响了达坂沟的两代人。他虽不是世人皆知的文人骚客，也更不是人人羡慕的达官贵人，但在当时的达坂沟，父亲泼墨为邻居作年画，挥毫为群众写春联，费心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劳神为社员出谋划策定计，还真是个可圈可点之人。
优哉、悠哉，退休在家的父亲颐养天年。读书看报、哄哄小孙，帮母亲搞搞后勤，逛街购物或到社区耍一耍、乐一乐，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父亲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是父亲的骄傲，父亲是我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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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5 18:03:56
发表于 2014-5-6 08:4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