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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在,常住义乌的外商已逾万人。他们在义乌经商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与他们家庭的甘苦忧乐、所思所虑,成为斑斓多彩的义乌商业文化的组成内容,也是义乌这个国际化商贸城市与世界共同脉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周出版的《南方周末》,以较大的篇幅推出“特别报道”——《身在义乌,心在伊拉克》,介绍了在义乌经商的几位伊拉克商人及其家庭在祖国伊拉克的悲惨境遇,以及在义乌安定、平静的经商生活,读来让人感慨万千。限于篇幅,这里摘编文章的一部分。
这些伊拉克商人习惯下午吃午饭,晚上九、十点吃晚饭,好像倒不过时差。身在浙江义乌,却好像生活在伊拉克。“此时的夏日,刺眼的阳光可以使人致盲,但在伊拉克,却是最黑暗的日子。”
他们在浙江省义乌市回忆着伊拉克。一个月前,哈兹阿里的父亲被绑架了,至今生死未卜,而这还不是惟一的悲剧。“我的哥哥两个月前死了。”他掏出手机看他哥哥的照片。麦哈穆德在今年年初又一次目睹了爆炸,到处是人体的残肢。瓦利兄弟的两个儿子,死于美军的流弹。他们都属于什叶派。“一个国家的内在法规如果被打破了,就很难修复。”属于逊尼派的穆罕默德说。
他们是停留在义乌的一千多名伊拉克商人中的四个。在义乌,晚上下了班,他们喜欢在户外坐下来,点一壶红茶,三三两两,相聚聊天。“安宁真好。”夜晚,瓦利站在义乌安静的街道上说。
在义乌,他们回忆着自己在伊拉克的生活以及亲眼所见的死亡场景。导弹误炸、流弹误伤、绑架、教派之间的暴力、仇杀、暗杀、汽车炸弹、自杀性爆炸,几乎包括所有可以想到的死亡方式。
哈兹阿里的父亲在巴格达被绑架,是在这位老人从中国返回伊拉克的第十天。他到浙江义乌来探望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三年的儿子,并和他一起度过了斋月。在哈兹阿里的手机图片里,今年75岁的父亲身体硬朗,身穿白色长袍,手里拎着从市场买回的食物,开心地笑着。
在向绑架者交了5万美金的赎金后,哈兹阿里在巴格达的兄弟接到了对方的电话,通知他去领人。你到了之后,打开那里的冰箱,你父亲就在里面,绑架者说。他的兄弟依照此言打开那个冰箱,但是里面没有他的父亲。里面是20颗人头。
至今,哈兹阿里一家人除了被动地等待外,别无良策。
这是伊拉克人在2005年之后的生活情状的一个缩影。
到中国,包括到义乌的伊拉克人,通常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难民。他们算是那个国家中少数的“有能力的人”。他们有钱。
只要还有亲友在伊拉克,无论自己在哪里,他们都无法免除心理的恐惧。你如何保护尚在伊拉克的家人?听到这个问题时,穆罕默德沉默不语。除了把亲人一个一个地接来,他们别无办法,把亲人接来,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伊拉克人拿到中国签证的手续很繁琐,非常困难,而且期限很短,3个月、6个月或9个月,需要不断地续签。”麦哈默德说。签证只能在约旦办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后尚未开展签证业务。
幸运地拿到中国签证的伊拉克人远离了国土,却依然活在自己的文化里。他们促使义乌慢慢发展起来一条“异国风情街”,街上的清真餐馆聚集,成为别具特色的景象。他们习惯下午吃午饭,晚上九、十点吃晚饭,好像倒不过时差。
他们每日五次礼拜,在办公室里放着礼拜毯。到了周五,穆斯林举行聚礼之时,义乌大清真寺里聚满了阿拉伯人,他们或打车,或开车,即便交通拥堵,停车困难,也坚持每周不断。
伊拉克人在义乌的商圈里口碑很好。“他们诚实义气,打交道从没出过问题。”哈兹阿里的一个中国客户如此评价。“在义乌求职,首选是欧美公司,其次就是伊拉克人的公司,因为伊拉克人对人尊敬,性格直爽。”瓦利公司的翻译张敏(应被访者要求化名)说,她之前所工作的公司,也是伊拉克人开设。
无论伊拉克人的肤色是白色、棕色或更深一些,他们的衣服都很洁净,浅色的衬衫看上去崭新,指甲也修剪得整齐。“伊拉克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用透明的玻璃杯子喝红茶,用另一种不透明的杯子喝咖啡。”张敏说。
今年7月29日,亚洲杯足球赛决赛,伊拉克队首次捧得冠军的奖杯。当日,在义乌的所有伊拉克人都围坐在一家餐厅门口的大屏幕电视旁观看比赛。当终场的哨声吹响,他们开始兴奋地歌唱,然后他们走上义乌的主干道稠州北路,挥舞着国旗,边走边呼喊着自己国家的名字。
当天,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伊拉克!伊拉克!”
11月16日,义乌,瓦利的公司已经下班多时了,喧闹过后的办公室格外安静,只有瓦利和他的翻译还在。瓦利的一位伊拉克同事推门进来,手里捧着八支红色的月季花。他小心地把它们插入花瓶,盯着看了一会儿,悄悄离开了。
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