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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希珍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天阴沉沉的,心潮乎乎的。  
     我勤劳朴实的父亲于八年前的今天离我而去了。八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进入我的梦中,让我哭、让我笑、让我心疼、让我肠断……  
     父亲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识。他六岁的时候就没了爹娘,是我的二伯带着他沿途乞讨,从辽宁省来到吉林省。那时候,正是战乱年代,二伯带着他砍过柴、挖过药、讨过饭、打过工。最后一个董姓的大户人家留下二伯扛长活,父亲也便寄居在人家里抱柴禾、哄孩子、端屎盆、拎尿罐,从此过上了定居生活。  
     二伯在艰难困苦中把父亲拉扯大了,并给他娶上了媳妇——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庄稼把式,他十二三岁就开始给大户人家当“小半拉子”,成年后,便是庄稼地里的“打头的”。  
     解放后,一无所有的父亲,被划为贫雇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没有政治头脑的父亲说了几句过头话,便被“文革小组”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时候,每天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就把一块上面写着 “打倒现行反革命”和他名字的牌子挂在胸前,扛着农具,到地里去干活。别人休息的时候,父亲不能休息,他得挂着那块牌子站在太阳底下低头弯腰,反省自己的“罪行”。晚上回来时天已漆黑,吃完晚饭后,他又得挂上那块牌子去大队部继续低头弯腰参加批斗会,接受 “革命小将”的再教育,一直到深夜。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三年多。哥哥姐姐们由于忍受不了同学们的歧视和大人们的白眼,小学三、四年级就辍学了。  
     父亲为了我们的前程以及不再让我们遭受屈辱,他通过彻夜考虑后,便毅然决定搬迁。于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早上,他拖儿带女,举家北上了……  
     父亲和母亲相依相伴了50多年。在母亲病重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整日整夜地守候在母亲的身边,不说也不笑,只是呆呆地注视着母亲那张苍白的脸,并时不时地伸出他那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放在母亲的额头上,试一会儿热度,然后长长地叹息一声,再把手挪开。  
     我们不忍心让年迈的父亲再经受心灵的折磨,便劝说道:“爹,您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们呢。”谁知话刚一出口,父亲便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吼道:“我能离开她吗?你们这么多兄弟姐妹不都是她给我拉扯大的吗?这个时候我哪儿也不能去!”听了父亲的话,我们感到很奇怪:平时从来不发脾气的父亲,现在为何如此暴躁?  
     父亲心中的那份情结啊,我们做儿女的究竟能够读懂几分?  
     母亲到了生命的末期,整日整夜的昏睡。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不可能全部守候在她的身边,于是我们便分别轮流看护。我离父母最远,还不能耽误工作,只有双休日才能回去守护母亲。有一次,我刚一进屋,父亲便面带久违的笑容对我说:“星儿,你可回来了!你娘想你了,她昨天夜里在不停地喊你的名字呢……”  
     我含着泪水问道:“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母亲已经丧失语言功能多年了,何况当时还处于昏迷状态,她怎么能够喊出我的名字呢?也许是父亲想我了;也许只有父亲才能听懂母亲的心声吧?或许是二者兼有吧!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有时神智也不太清醒了。尽管兄嫂对他照顾得十分周到,我们也常回去看他。可是,他却常常打起行囊要回吉林老家去。有时,他会指着远处的大山幽幽地对我们说:“翻过了那座山,就能回到老家见到你娘了……可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呢?”  
     哦,我可怜的父亲!您是在孤独中思念着,在思念中向往着,在向往中挣扎着,在挣扎中牵挂着……  
     我憨厚朴实的父亲啊,您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带着对儿女的牵挂,带着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撒手人寰了……  
     寒夜沉沉,儿女泣血灵堂前,伤心难禁万滴泪;  
     冰月冷冷,子孙悲声天地间,哀痛不觉九回肠。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