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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证明,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危机都会催生和加快改革。在美国,历次发生金融危机,并导致经济衰退之后,都会随之进行相应的改革。危机后衰退持续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与此后改革的力度基本成正比。而且,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改革通常都会超出金融部门的范畴。 在我国,也不乏类似的经验。例如,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催生和加快了一系列的改革。又如,前些年发生的“电荒”和一些城市的用水危机,都触发和加速了供电、供水体制改革。从这场金融危机看,它对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的改革进程,将产生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而且,危机会集中暴露现存的问题,一方面提升了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给改革带来新的契机。
就任何危机产生的破坏而言,它们都是坏事。然而,无论自然界发生的危机,还是社会经济危机,都有“天灾”的成分。就像金融危机,在其爆发前,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中确有人们现有知识和经验不能认知的东西,这并不是要为“人祸”开脱。因此,危机爆发后,一味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把坏事变好事”,使其产生加快改革的动力和决心。我们不难从近期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看到这场金融危机正在加快改革进程的积极变化。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从通知条文看,个中对各级党政机关提出的八条要求,大多是重申或进一步强调。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重申和强调这些要求,具有显而易见的改革深意。例如,严格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要求,可以视为是正在推进的公车改革的组成部分。又如,通知中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严禁领导干部在参加会议、学习、培训期间用公款相互宴请和以同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联谊活动名义用公款请客送礼;严格控制各种庆典、节会、论坛等活动,经批准举办的要从严控制规模和经费支出;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有关费用实行零增长的要求,严格预算支出管理,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严禁党政机关以各种名义向企事业单位转嫁、摊派和报销费用等各项要求,都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息息相关。而且,如果各项严禁和控制政府支出的安排得以落实,对转变政府职能也将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最近,上海正在稳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现在,上海常住人口近1900万,而户籍人口只有约1300万。长期居住在上海的数百万非户籍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户籍制度是指标管理,现在要将指标管理改变为条件管理,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把居住证转为上海户籍。上海作为中国户籍“含金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对长期以来横亘在城乡、地区二元结构中间的户籍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素自由流动等事关未来发展的关键环节,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这一改革举措是经过长期酝酿,即便没有这场危机也要适时推出的,但目前大学生、农民工严峻的就业形势,还是对这一办法的加快推出,起到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在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背景下,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难题,这关乎社会的稳定。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的同时,各级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对就业制度及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来解决当下面临的就业难题。最近,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如何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残疾人就业、退役转业军人就业等纳入统筹就业范围,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专家建议,针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地区分割的现状,应该从大学毕业生入手,启动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回报率很高,流动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收入和更加合适的岗位,对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也有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还必须通过完善教育、培训体系,逐步解决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矛盾;提高就业信息服务的质量,进一步衔接供需环节;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显然,这些方面的改进,也都与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以及要素市场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关。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需要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树立顽强的信心,更需要我们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唯有深化改革,我们才能转危为机,并从危机中得到我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等。改革和任何事物一样,是螺旋式前进的长期过程,难免出现一些反复,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就像这次上海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人认为是“回归”,不是改革。这一看法有失偏颇。尽管上海的户籍管理出现过一些调整,但其改革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坚定改革的决心,这是不能动摇的。在当下,做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作者:陈 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