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球输出人民币”不等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youql

——同济大学博导孟凡辰谈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人民网记者 吕鸿


　　著名海归、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孟凡辰教授近日再次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专访，就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出台的拉动内需举措问题阐述看法，他强调：“向全球输出人民币”不等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内需不足不是投资不足问题，启动的真正关键在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盈利能力；要切实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向全球输出人民币”不等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孟凡辰指出，现阶段，要警惕并坚决反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思潮。他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对全球投机金融大亨们赢钱逻辑的不求甚解，部分金融界人士，尤其是那些虎视眈眈想针对人民币在金融危机中大赚一笔的海内外利益团体和个人，正有意无意地将“向全球输出人民币”等同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输出人民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绝对不应有的举措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如果这么做，中国将可能输得比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俄罗斯还要惨，外汇储备完全有可能被“自由兑换”得精光。

　　他说，之所以提出“向全球输出人民币”的可行性，是考虑到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未来几年中，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吸引全球包括中国的储蓄和外汇储备。“输出人民币”的核心逻辑和原则，是充分利用中国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人民币信用和后盾），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并减少直接使用外汇储备，而绝不是“天真”地为向海外输出资本而输出。海外对人民币的信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来源于中国对人民币及金融体系的坚强管控而不是软弱放任。

　　他说，面对西方有关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中国如果就事论事予以否认，表面上看有效甚至是必要，但其实并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善意、专业的理解和支持。更智慧的做法是在对“输出人民币”有了统筹规划后，实质性地去化解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压力，甚至全部用人民币结算贸易，让“操纵”指控不攻自破。

　　中国内需不足不是投资不足问题，启动的真正关键在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盈利能力

　　孟凡辰强调，中国的内需不足从来就不是投资不足的问题，而是被主流经济学家、媒体和决策者尚未认清的经济整体投资回报过低的问题。

　　根据其博士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杨玉红博士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截至2008年12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仅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贬值损失累计为17.5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结余的38%，即中国13亿人过去30年每人亏损了1万多元存款，中国经济每1元存款30年下来仅剩下5角3分。如果仅考虑同期居民储蓄存款，其通货膨胀因素的贬值损失累计高达8.9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结余的41%，即中国13亿人过去30年每人亏损了6400元存款，中国老百姓每1元存款 30年下来仅剩下4角7分。

　　对于整体储蓄率高达50%的中国来说，要从本质上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必须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整体储蓄积累和投资效益的回报过低问题。根据对现有统计数据分析，全部国有及形成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率在1990年至2002年都低于4%，仅在2003年至2006年为5%到7%，2007年的数字为7.69%。如果中国整体投资和储蓄效益能够提高，中国消费者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效仿美国消费者因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而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而其消费积极性也无疑会被充分且可持续地调动起来。

　　与此同时，与中国经济整体储蓄大幅缩水、投资回报远低于通货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美国银行、瑞银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外资银行在锁定期结束后纷纷出售所持中资银行股份，获利数亿美元。这些在股市大跌后所实现的巨额利润，其实质是对中国居民储蓄的轻松攫取。

　　由此可见，海外金融及其相关政治势力对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的催促和打压，一个核心动机无非是想分享中国巨大而廉价的居民储蓄。而美国对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在监管上的自由放任，也是为了吸引和争夺全球储蓄和资本。至于海外金融机构的所谓战略投资是否在中长期有效增强了相关本土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则有待验证。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切实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孟凡辰认为，要让中国企业在规模、获利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上有所提高，中国政府应该也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致力于从硬、软件两个方面入手，来减少政府投资支出对企业获取规模效益带来的负担和制约，尤其是要减少造成局部获取暴利、总体损害效益的垄断及因此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

　　硬件方面：中国企业做大、做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国内市场太难做，太难有规模效应。举例说明，自驾车从上海到北京，一路上所缴的公路费竟高于飞机票价。据分析，中国公路收费已是全球之最。目前中国的收费公路已经超过19万公里，高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80%，其中已建成高速公路中的95%均为收费公路。而美国近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中，收费路段仅8000多公里，比例不足10%；在德国，2005年以前，其 1万多公里高速公路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只是 2005年之后才开始仅仅针对卡车收费。

　　中国高速公路通行费也相对贵些。德国对货车收取的通行费为平均每公里0.15美元，中国重型货车的类似费用为每公里0.12美元至0.21美元，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却远远低于德国。据测算，收费公路行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平均高达17.1%，是典型的高额垄断利润行业。在每年7000亿元的通行费收入中，来自货车的收入高于50%，也就是说由此带来的价格上涨会使企业和消费者每年多支出3500亿元以上。

     因此，非常希望 4万亿措施所包含的路桥工程，能赎回一部分收费路路段，切实为民生和企业有效减负，从而增强个人消费能力和各类企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当然，我们无论如何应避免将被建设的桥梁和公路通向无人的地方，受现有收费公路桥体系的既得利益团体主导。中国应该也能够利用这次 4万亿举措，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有效降低中国公共产品和设施造成的企业和民生成本。

　　软件方面：在战略资源行业、大型装备制造行业尤其是文化服务等行业，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天花板。从地域上讲，分地管理的财税体制造成的实质性地方保护，甚至让行业垄断性的国企也无法实现内部有效管控和资源共享，不能真正因大而强。民营经济代表市场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最有效、政治上最可行的桥梁，其从总量上看也是解决国内就业需求最重要的渠道。如何利用我们应对危机的各项举措，对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制度性障碍有所改革突破，应是我们进一步靠投资拉动经济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原则甚至是衡量标准。

　　孟凡辰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很难长大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很多人因权力经济、相对垄断而不是专业化的管理和运营，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投入极少自有资金就能变得富甲天下。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部分的未来，也如同全球深陷危机的一流金融机构一样，必须减少杠杆效应和短期对暴利的追逐可能。中国的企业，应该在一个更透明、公平、有效竞争和适当管控的环境中，实现更多精益求精的敬业和专业精神，确保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整体投资效益，与投资者、客户共赢而获得未来。
  
    总之，面对危机，中国固然要先保内需救急，整体富民减负，将占GDP20%以上的政府支出更有效地变为公共服务，减少垄断或竞争乏力对中国财富增长的分配不公，但更应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寻求创造新的产业增长点，投资于全球一流高回报资产，着眼未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效益和全球竞争能级。

zy6983

着眼未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效益和全球竞争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