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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某市召开的一次“作家的良知”研讨会上,一位作家愤慨地说:“饿死我也不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企业家写马屁文章”。话音刚落另一位作家却说:“就是撑死了,我也要为贪官污吏写马屁文章”,还得意洋洋地掰着手指列举出为这些人写马屁文章的诸多好处——他说,首先,人见人爱。那些被我写过的和我正在写的以及准备要请我给他写的主人公们,一个个见了我都喜笑颜开,敬爱有加,让我感觉到自己活得多有尊严。 其次,回报丰厚。大凡这些被我写过的主儿,出手都很大方。一篇3000至8000字的报告文学或人物通讯,少则给你2000-3000元,多则5000-6000元(至于公款还是自费?那我不管);而写一篇3000—8000字的纯文学作品,像咱们这号不入流的作家,根本就发不出来,也没人给你发。就是用了,给你的稿酬顶多是300—500块钱,而且要得到这一点点辛苦费,能让你望穿秋水。 另外,若是你文章中的主人公,真的踏着你为他铺建的“云梯”上了一两个台阶,你尽管向他(她)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比如自己想调到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子女甚至女婿想到一个要害部门去任职。说不定你虽然快到退居二线的年龄还出人意外地为你晋升半格,给你一个惊喜呢。 再则,不担风险。你文章中的主人公,即便有朝一日倒台了或因犯罪而被惩治了,绝不会牵连到你。你还可以冷然一笑,说“没想到他怎么这样不经捧呢?”,何况现实生活中似乎只有因举报和批评稍有出入而被指控为“诬陷罪”,而对簿公堂,还没听说过谁因写了腐败分子的报告文学或人物通讯被指控为“阿谀奉承罪”的。 总之,你手中的那杆儿笔,就好比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既能打通天堂之路,也会错开了地狱之门;又像是一把双刃剑,能进攻亦能自卫,就看撑握它的人怎么个使用法? 俗话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作家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作家。你的作品必须要能卖得出去,而且力争能卖出个好价钱,然后才能供养起这个家,才能安心地坐在家里继续写作。否则,就只能当个业余作者或业余作家,一边拿着工资一边写稿,偶尔来一两张百十快钱的稿费单。 如果你写的东西,非但没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招灾惹祸,那你这人起码是精神不正常,你们说是不是?见没人搭理他。只好自找台阶地,当然啊,人各有志,古今中外还真有不少这样的人。但是,我可学不会也不想学。 另一位作家说,是啊,是啊!如今的作家也分为三六九等嘛!不知从谁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流作家写高雅文学,二流作家写通俗文学,三流作家写地摊文学,不入流的作家就只能为某些领导和不法商人企业家写报告文学(因为这样的作品是定点生产与确保销售)。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流作家受三流待遇,三流作家创一流收入,越是下流越入上流。 尧山壁先生庆幸自己几年前没给“并非一般口碑不好,而是思想与手脚极不干净”的人写报告文学,认为“身为作家,不能如张平那样站出来斗争已属惭愧,反来文过饰非,不仅有辱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连人格也大打折扣了” 当今作家中,如尧山壁这样有骨气的为数已经不多了,像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就更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然而,普天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能有几个?何况眼下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因此,有些作家宁可作践自己的良知也不能亏了自家的“粮袋”。其理论是“首先必须广积‘粮食’然后才能高谈良知”,所作所为与妓女同在一条水平线上——(谁给钱我就跟谁上床)谁给钱粮我就为谁写。 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而那些不顾廉耻,不负责任只为钱写的作者与作家们,大概就像尧山壁先生日前发表在《杂文报》上的那篇《莫为腐败当保镖》一文中所说的,“文穷志短”,接受了一点“赞助”就会见利忘义,就会用自己手中的那杆笔,弄虚作假,为豺狼纺织袈裟,为魔鬼制造光环,欺骗舆论,蒙蔽群众,使他们进一步在画皮之下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如雨果说的:“一个作家为坏人唱赞歌,无疑是为坏人当保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