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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法国作家萨特拒绝的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赏给了莫言，这是中国人的第一次。面对质疑声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声称：
“我们的选择从来没有政治意图。”
“尽管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自己故乡的小村庄,但让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莫言作品的水平都很高，难分高下，《丰乳肥臀》尤其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读的所有小说都不同。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吾人孤陋，竟不识华夏尚存“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让洋大人着迷的《丰乳肥臀》正是莫言力荐“读者可以不看他所有的作品，但要了解我，则应该看”者，此书在宣传上吹嘘：“小说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生命沿袭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真实，不带任何偏见，再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历史。”
但读者一翻这本书马上就会发现，“充满想象力”的确不假，但离“真实，不带任何偏见”，显然有相当距离，例如该书第9章对日本人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屠戮百姓之凶残轻描淡写，却以特写：
“中午时分，成群的日本兵涌进上官家的院子。马兵们从厢房里找了一个笸箩，把花生端到胡同里，喂他们疲惫不堪的马匹。两个日本兵押走了马洛亚牧师。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戴上乳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他倒提着男婴，拍打着他的后心，一直打得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然后他又提起女婴，呱唧呱唧地拍打着，一直把她打活。军医用碘酒涂抹了他们的脐带，并用洁白的纱布把他们拦腰捆扎起来。最后，他给上官鲁氏打了两针止血药。在日本军医救治产妇和婴儿的过程中，一位日军战地记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拍照。一个月后，这些照片做为中日亲善的证明，刊登在日本国的报纸上。”
来美化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杀害中国三千万军民的日本鬼子。与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对照的残酷真相是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所刊登的一则新闻：《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对野田105，两少尉要延长赛程》：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紫金山麓12日电]在进入南京之前首创“百人斩”这一史无前例的竞赛的片桐部队的两位勇士——向井明敏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10日攻打紫金山的混战中，创下了106对105的记录。10日中午，两位少尉高举缺刃的刀相遇了。
野田毅：“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明敏：“我杀了106人。”
……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谁在何时率先砍杀100人的问题，被搁到了一边。“这场比赛成了平局，我们改为砍杀150人的竞赛吧。”两人的意见马上取得一致。从11日起，砍杀150人的竞赛开始了。11日中午，在将中山陵尽收眼底的紫金山上，忙着追杀残敌的向井明敏少尉，向记者讲述了“百人斩竞赛”成为平局的详情。"
莫言既刻意让拿杀人当竞赛的刽子手变装为救婴者，则是书第10章对反抗日寇予以谴责也就不足为奇：
“母亲抱着我和八姐，跪在司马亭面前，道：大掌柜的，俺孤儿寡母的，就仰仗您了，孩子们，给你们大伯下跪吧。姐姐们齐跪在司马亭面前。他当当地敲了几下锣，用的力气很猛。操他的老祖宗，他骂着，眼泪进流，说：都是沙月亮这杂种招的祸，他打伏击，戳了老虎腚眼子，日本人就杀老百姓出气。”
声言：“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者曾自道：“《丰乳肥臀》发表后，我遭到了很大的批评，心里头不大舒坦。”
批评之一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的痛陈：“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
韩德强教授更直言：
“对莫言从来没有好感。用欲望否定意志，用下半身否定上半身，用兽性否定人性，用意识流否定结构，用胡思乱想否定现实，用个人否定社会，用地主仔子的哀怨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所以，才会被西方看中。三十年文学流氓化、汉奸化的典型代表!”
揄扬下半身兽性欲望者在《丰乳肥臀》中有大量男女淫乱的描写，诸如上官鲁氏分别与自己的姑父、赊小鸭的、江湖郎中、杀狗人、和尚及瑞典传教士茍合生下一群儿女;另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还有更糟污的情节：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不知这些情节是否体现了作者“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的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之告白?
被《丰乳肥臀》“粗俗而淫荡”深深打动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对书中故意藉一共产党女干部讲出的名句：“腿流脓怕什么?只要鸡巴不流脓就行啦!”未知是否也感受到“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而“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莫言的作品翻译成更多的语言，传播到全世界。”被西方看中的蛀虫想用《丰乳肥臀》来否定中国人的精神意志，表明只要鸡巴不流脓者是不惜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流脓的!
萨特在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中点破：
“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一种荣誉。”
从阴谋藏独而流亡的达赖喇嘛到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入狱的刘晓波都被西方集团套上诺贝尔桂冠，印证“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者的智慧与骨气，沾沾自喜“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者可别把耻辱当荣誉!
附录
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瑞典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瑞典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一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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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7 10:1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