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应对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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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学会、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以及中共崇明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专题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崇明举行。市社联副主席奚洁人、市社联原副主席武克全和来自本市高校、社科院、市委党校等单位的50余名哲学工作者参加研讨会。市哲学学会会长陈章亮主持研讨会。　　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显著变化
　　有学者指出，本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是继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全球性危机。不过，对世界经济不必盲目悲观，这是因为：一是经济危机的内在规律中蕴涵着经济运行状态的自我修复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会得到逐渐发挥；二是危机中也存在转化为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
　　有学者提出，这次危机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一是本次危机出现后国际社会马上组织起来，协调行动，应对危机的修复力要比1929年大得多；二是面对本次危机，全世界形成整合力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全球经济的修复，社会主义的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挽救1929年危机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局部力量，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属性明显，集体力量较弱；三是新科技革命兴起，使人从本能化向智能化转变，把物本经济转变为意识性经济，强调意识的创意，为走出危机提供了信息传递的支撑。
　　有学者表示，一定程度上，这场金融危机是由国际化的金融寡头造成的。金融寡头的运作手法是通过战前战后的贷款制造泡沬，在低处“长羊毛”，在高处“剪羊毛”，大肆印钞，将危机转嫁给他国并从中渔利。金融危机向理论界传递出信号，即经济学的繁荣和哲学的贫乏出现拐点，哲学应积极发挥4个功能：一是批判功能；二是综合功能；三是创造功能；四是前瞻功能。
　　有学者表示，在资本膨胀的情况下虚拟经济引发出金融危机具有必然性，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经济生活及经济领域的运作并不简单，其中，解决信用问题非常重要。
　　在危机应对中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
　　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或经济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体系的种种弊端。若仅仅就金融论金融，则是一种皮相之见。如果这场危机被界定为经济危机，那么，马克思的论述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如果被界定为社会危机，那马克思的论述则更为有效。
　　有学者提出，金融危机带来以下几个启示：一是，再一次检验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证明该书是超越时代的，尤其是《资本论》第三卷，更适合以其为指导来分析当前情况；二是，西方那种以为自由市场制度、资本、因特网与理性化工具之和就等于理想化社会的梦想，因危机的发生而破灭。这次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科学发展观与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把一切凝聚在资本的概念上，这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紧张，而前者的根本是人民意识，充分注意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和谐。
　　有学者提出，对于金融危机乃至不断发展中的种种社会现象的分析，不应到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结论，而要创造性地运用经典著作中的逻辑，将分析与研究的辩证思维和具体实践及事物相结合。概言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才能有效地剖析当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向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怎样认识并概括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也有学者指出，面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首先要作出理论的回应，其次是制度的回应。有青年学者提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辩证关系：一是扩大内需和社会公平的关系；二是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发展模式的关系；三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重视就业问题等。  （李家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