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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中,形态与功能密切关联。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冷兵器时代,密集的阵型能发挥最大的杀伤力,散兵队形可以有效地减少马克沁机枪的威力。为何打到异国他乡的军人往往都变为兽类?根本原因是陌生的环境中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制约,于是“兽性”大发了。就像外来生物种群往往变为生态灾难一样,人口的大规模迅速迁徙是当前国人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之一。知道吗?即便是正常的肠道细菌,如果不安分地跑到了他处,便引发了灾难。所以,我是乐观的,当人口流动不再狂风骤雨般,当春运不再繁忙时,相信社会必然有良好的道德观。思考过这样一个现象吗?无论如何,妓女都是以淑女身份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的。
(一)
“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 ——摘自《新华网》2012.9.30。
我以为: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与什么人的下场倒是无关——无论其道德多么高尚、思想多么睿智,用文革模式治理现今之中国,本身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像俄国人的“十月革命”经验不能用于中国革命一样。
现今中国的“社会存在”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存在”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1),请你打开你所在城市的地图,你就会发现你所在的城市面积比毛泽东时代的城市面积至少大10到20倍以上!而毛泽东时代的城市规模基本固定在传统城市的护城河以内,扩张不大。
(2),毛泽东时代,城市的青年高中毕业,要么下放农村,要么进国家的工厂等单位,基本没有个体经济,更没有私营经济。农村的农民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也基本没有私有经济,更谈不上城市农村的人口流动。农村人口基本以姓氏为村落而居住。
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存在”——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和中国2000多年来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差别不大。传统的道德观得以一脉相承,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为什么社会风气比现在要好得多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相对廉洁的国家力量以及党组织通过单位、公社生产队可以有效的触及每个角落。)。现在,高速扩张的城市化、多数人的就业多元化、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得文革那种一呼百应的社会基础根本不存在!热热烈烈的唱红歌不是只能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学校?
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尽管有法律规定:除春节等几个重要节日外,城市禁止燃放炮竹。可是,省会城市合肥,我们还是常常会在凌晨三四点钟被突如其来的炮竹巨响惊醒!——法律如同儿戏。一者,警察没办法管;二者,小区人们互不相识以及没有有效的自我管理导致燃放者肆无忌惮!
借用狄更斯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仔细想想,我以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与狄更斯说这句话时的英国社会有很大的相似性——高速发展的工业现代化与快速扩张的城市化,农业人口的大量流动、就业的多元化摧毁了原有的社会存在结构。与毛泽东时代的绝大部分人都端着国家的饭碗相比,除了国家机关、公务员、国有大企业等单位,现在大部分的国人端的是自己的饭碗,或者端的是私营老板的碗!端谁的碗受谁的管,这可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我以为,现今的社会病症与社会怪象,恰恰是当今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反映! 任何社会、任何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由于现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是相对松散的、组织不严密的、区域自治没有的,使得大量的法律禁止的或道德层面所不耻的行为得不到有效地治理。报纸报道的北京工商局、农业局、技术监督局三个部门管不住一个人造蛋的黑色幽默,不正是给出了一个很好地诠释?比如在农村,关于子女不孝问题的解决,现在反而不如过去有家族宗法的时候。尽管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国家指导思想,但现实中,许多人还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以猫抓老鼠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毕竟,没有有效的管理、监督,生存压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欲所释放的巨大能量是可怕的——这种能量,有时国家力量对它也无可奈何。
有人认为“自由”与“民主”是治疗目前社会病症的一剂良方。对前者我深不以为然!对后者有个怎样执行的问题。在地球的自然界,凡是过着社会化生活的生物群体,从白蚁、蜜蜂到狼群、狮群,动物世界的研究表明:社会化群体化生活的个体不可能不受到群体的约束,不可能享有随心所欲的自由!人类,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生物,个体也同样不可能享有所谓的绝对的自由。
“民主”,顾名思义:人民当家做主。问题是怎么当家、怎么做主?民主,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以为怎样执行民主才是民主的生命!现在,对一些人而言,的确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他们“自由”过了头——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民主呢?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的多元化摧毁了原有社会的组织结构,使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能在基层有效执行——而一个国家的有效的平等的地方区域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我以为才是民主的根本。“个性”决定“共性”。当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民主的,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民主的。毕竟,国家强力部门也有触角伸不到的地方——比如凌晨燃放炮竹时警察的无奈,比如面对此伏彼起的黑诊所监管部门的无奈,比如面对地沟油源头的酒店的管理的无奈。如何建立有效的、平等的城市乡村的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和精兵简政、整饬吏治我以为才是目前社会最迫切需要的。
(二)
如果孔子活着,他一定再次感慨:礼坏乐崩!不是吗?那首“香水有毒”的歌,我怎么听都别扭——明明嗅到了别的女人的味道,还要擦干眼泪陪你睡!睡就睡呗,还当歌大唱!——尽管我是个爷们,也只能给个字:“贱”。
当年,孔老二不识时务地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他的思想。所得到的只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得已,只好老实地教书了。之所以揶揄孔爷不识时务,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所处的时代与周天子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存在已经完全不同。其结果必然社会意识不同,必然有新的社会意识、新的社会思想、新的道德观与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相适应。
所谓“道德”,其定义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无论如何,人类社会总有最起码的道德观。这不,孔老二变回孔子了。人类社会结构太过繁杂,要考察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存在与道德的关系往往你会被花花世界眯了眼。既然人也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不妨先考察一下狮群的社会结构与道德关系。
狮群一般有一至两只雄狮和若干只雌狮和小狮子组成。狮群的道德观(狮群的行为准则)是:一只雄狮为首领,享有交配权,是一夫多妻制。 雌狮一般负责打猎、照顾小狮子,而雄狮一般只负责保卫领地和家族,有时也会参加围猎大型动物的行动。一般是种群中最强壮的雄狮通过打斗成为狮王,而老狮王会被逐出群体。在这里,雌狮必须和狮王交配,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不被允许的;狮群打猎时,一头母狮必须全心全意照顾好狮子幼崽们——尽管小狮子可能不是它的孩子。不尽心尽力则是不道德的,不被允许的;狮王先吃是道德的,其他狮子先吃则是不道德的,不被允许的;新狮王取代老狮王后,咬死老狮王所有的幼崽是道德的,被狮群许可的(这是种群保证健康的需要,不是狮子的残忍。被打败的老狮王,其最后的后代肯定不是优良品种。),此时幼崽的妈妈(母狮)要是反抗则是不道德的,不被允许的。在狮群里,如果有只狮子做了不被狮群允许的事,也就是不道德的事,其结果,必然受到群起而攻之!新狮王取代老狮王后,除了咬死老狮王所有的幼崽这件事,新狮群所有的规章制度——道德观——照旧!狮群所有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目的只有一个:最大程度的保证狮群的健康、狮群种族的繁衍。
考察了狮子的社会结构与行为准则(狮子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狮群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狮子道德,没有狮群、没有狮群的社会结构,也就无所谓狮子的道德;而狮子的道德又是保证每头狮子都能生存的需要,也保证了狮子的社会结构。如果某头狮子违反了道德,那么狮群(狮子的社会结构)就要群起而攻之——维护了道德的纯洁性。
人类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人种进化成了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结构,但人类的基本道德观是相同的——类似于狮群的道德观——保证个体的健康生存、保证种属的健康繁衍。就像有人出生长出尾巴出现返祖现象——人类的道德观也会出现返祖现象——再现原始人类的道德观!一本描述唐山大地震后人们的道德行为就非常有意思:地震后的初期,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友爱与互助。这时的道德观就是:有饭大家吃、有水大家喝、有衣大家穿,任何多吃多占的行为都受到大家的唾弃——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生存。后来,随着救援物资的大大丰富以及社会结构的逐渐恢复,人们的道德观似乎又再现了一次进化历程。结论:人类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社会道德,社会道德又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结构及个人的生存。
社会结构与道德(1)中,描述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导致了传统的道德观失去了社会结构的保护从而出现了现在的“礼坏乐崩”。有人也许要反驳:你既然不厌其烦地叙说社会存在、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道德,那么现在的“新”的社会存在、社会结构自然会出现当今的社会意识、社会道德。你无需做孔老二第二。非也!无论何种社会结构,保证人类个体的生存、种族的繁衍都是最基本的道德观!反观当今的问题: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竹子代替钢筋的房子等等有哪一样不涉及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有哪一样不涉及人类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最基本的道德?——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原有的很好的社会结构的破坏,释放出了这些“怪胎”。因此,怎样在新的条件下,构建良好的社会结构,我以为是礼义廉耻的基础,是我们五千年优良传统的基础!
某只狮子如果有不道德行为,那么狮子群体——狮子的社会结构——会群起而攻之。我们呢?出现了这么多的不道德行为,我们的“狮群”——社会结构在哪儿呢?也许有人会问:法治的力量呢?现在的事实已证明:对很多道德层面的事,法治力量的光辉是多么的微弱!有人也许会问:这是否是体制的问题?回答:非也!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为何毛泽东时代要好得多?!问题的关键就是:高速扩张的城市化、大量人口的流动、就业的多元化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不能形成有效地合力来消灭这些不道德行为,从而导致现在的“礼坏乐崩”。可以这么说:对付社会不道德行为以及不道德的人,我们的社会似乎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所以,大庭广众之下,三两个人的不法之徒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仿佛“狼”进入了“羊群”一般!怎么办?
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管理制度。道德,就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所以,民主与道德有着必然的联系。城市以现有的“街道体制”为单位、农村以一个或数个村落为单位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或协助管理所辖区域的一切生活、生产等道德层面的行为,实行相对的区域“自治”样的管理。我以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面前,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当国家的每一个单位都是民主的,我相信国家一定也是民主的;当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是道德良好的礼仪之单位,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一定是传承了古老文明的礼仪之邦、文明之邦!
有人希冀从上而下的改革能带来预期的效果,我看未必。看看民国之初的动荡就明白了。同样,日本的首相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而日本并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我想其中道理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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