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看腐败的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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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副组长何昕6日在最高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时透露:中央纪委对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一案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何昕说：“大家都知道，搞腐败的人往往有很强的隐蔽性”。（光明日报5月9日）

    这种隐蔽性的表现至少有四种类型：

    “模糊地带行走”型。有些腐败官员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官员腐败则更主要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圈地运动、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中上下其手。而现在，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贪腐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比如在股市中，利用自己的职权获取干股是比较通行的做法之一。

    “圈子腐败荣辱”型。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的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秦裕，曾被上海一些干部群众称为“上海第一秘”。经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 另外，在秘书腐败案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河北第一秘”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死缓”。

    “酒场宾馆耍泼”型。为官者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其权力交易的活动场所往往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酒桌便是其被挑选的对象之一。近些年来，随着中央反腐倡廉步伐的加快，从一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人们知道，高档酒店、宾馆等娱乐场所常常是藏污纳垢之处。原某省副省长在酒店对漂亮服务员动手动脚甚至直接把他看中的女服务员一把按在酒桌上；又如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更是长期吃在宾馆住在宾馆，并且也“帮扶”过好几位漂亮的女服务员。

    “带薪服刑获利”型。安徽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曹晓明，获刑入狱后，每月仍能如数领到工资。有关部门证实为误发。贪官服刑工资仍然照发，其原单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原副主任的曹晓明，在其被判刑入狱后，其公职就不复存在了。财会人员若仍做他的工资表，单位领导在审批时就应该予以纠正，不使错误延续下去。再说，单位副职出了问题，单位领导应主动向财会人员打招呼，停发其工资，怎能在财会人员擅作主张时，仍然还发现不了问题？贪官曹晓明“带薪服刑”，是官场隐性腐败催生的结果，这种腐败具有隐蔽性，社会不容易发现，因同病相怜现象的存在，也容易受到同僚的同情或谅解，因此其腐蚀性和危害性也就更大，因此也就要更加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