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尝试改良中国画
风格稳定后变化不大
谈及徐悲鸿的艺术之路,徐建融指出,20世纪的画坛,在美术界造成最大影响也最具争议性的画家,莫过于徐悲鸿,而影响与争论最集中的问题,莫过于中国画的“改良”。[3]
为何?结合着徐悲鸿自身对中国画的理解、进而融入创作,不断尝试着求变谈起。约1919年前,划为第一阶段。从这一时期的画作来看,徐悲鸿的画法基本上是采用水彩、水墨加勾线。水彩画法是以色彩和光影为主要造型手法,同时采用中国画的笔线勾勒轮廓,强化质感,这种画法也是那一时期较为常见,且也被大众所喜欢的一种中西融合画法。20世纪许多画家如方人定、李可染等,都曾采用过这种方式绘画;第二阶段,从1925年至1931年间,徐悲鸿留法后期至归国之初,主要画作集中在油画与素描上,中国画创作不多。从这时期的作品可见,画风明显发生转变,开始向中国画传统回归,属于向成熟的过渡期阶段。其代表作有《渔夫》(1926年),该画完全采用了传统绘画方式,线条流畅,没有水彩的光影,背景亦有留白,人物形象并非写生,而是来自传统中,再看题款亦是传统方式。不过,这幅画作里则有任伯年绘画风格。徐悲鸿一生最为崇拜的人当属任伯年。而归国后,其画风里有任的影子,亦不难理解。在花鸟等动物题材上,徐悲鸿则开始向水墨大写意的方向转变。如《竹》,画中竹的构图及笔法,皆从传统中来,包括题句“一卷石,数片竹,无他志,志已足”,也与传统文人画一致。
我们不妨将这时期,称为徐回归传统的阶段。为什么这样讲呢?留学前,那种水彩加勾勒的画法,他自我发现,那种粗糙、水平尚佳,且不中不西的画法,似乎不适合自己,因此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进行改良。因此,到了1931年后,即第三阶段,徐悲鸿对中国画探索,逐渐走向成熟,其标志性的转变在于摹仿传统绘画的痕迹逐渐消失,早期的水彩画法更是被淡去,在自然融入一些西画因素外,有了自己的创新画法,其个人画风也清晰起来,并走向成熟期。[2]由于徐反复倡导描绘重大历史题材、弘扬民族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因而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不少代表画作。观看这一时期的画作,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画,如《九方皋》(1931年)、《船夫》(1936年)、《愚公移山》(1940年)、《田横五百士》(1940年)等。而在他的改良相对成熟后,即样式风格稳定后,就没有再大的变动,后期只是在不断地强化它,保持稳定状态。 |